建筑文化．三｜“市场价值”主导建筑文化　空间难有共鸣

尽管古物咨询委员会明文规定“历史建筑”评级标准，但香港的保育建筑文化发展总是出现不少变数。这源于普遍市民对建筑文化的误解，以及社会基于意识形态不一而产生应否保留殖民建筑的争议；再加上建筑保育一向处于被动状态，有不少极具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历史建筑都因商业需要而被拆卸。当作为历史文化载体的建筑物渐渐流逝，香港又何以“说好香港故事、说好中国故事”？

建筑物非意识形态载体

殖民历史折射民族屈辱，有人因而对相关历史建筑心生厌恶，尤其是标榜不平等权利的西式古典建筑。不过，香港大学建筑保育系前副教授李浩然及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徐颂雯均认为，香港不需为此而进行“建筑物去殖化”。

“读保育的人比较实际，如果真的要保留，并不会想到这代表英国或殖民，只会想到‘集体回忆’的问题。”李浩然认为，将建筑或文物去殖化是一种政治表态，他英殖遗留的邮筒为例，指邮政局向来对于保育旧邮筒的态度正面，但到2015年时却以“不合时宜”、“容易混淆”为由，打算遮盖皇冠标记，引起不少邮筒“发烧友”的反对声音。

“为什么那些发烧友对此反感？因为他们喜欢这件物品的‘原汁原味’，（把邮筒）铲浅了就不美，其实只是很简单的心态。”李浩然重申，在保育角度而言，殖民历史完全不是一个考虑，最主要考量只有居民与建筑物的联系，建筑空间能否与人产生共鸣。他又以九龙寨城公园作为例子，公园以中式江南园林设计，有不少中式凉亭，但市民喜欢到公园休憩并不是因为它充满中式元素，而是空间设计可取，提供多元化的休憩用途。

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曾于2015年撰文表示，当年复修完成的终审法院大楼虽是英治时期司法制度的代表，但当时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与内地司法部门的首长都出席了启用仪式，可见强烈主张去殖的人，并不会将具有回忆及代表性的大楼视为“去”的对象。

徐颂雯亦提出类似论点，她认为在建筑物上不需要“去殖化”，而事实上内地还有不同时期被外国占领后所留下的大量西式建筑，中央政府亦对古迹予以尊重，例如广州的沙面岛因过去英、法两国相继殖民要留下不少欧式建筑，而现时沙面岛已成为文物保育区：“我不认为香港需要去除殖民建筑方可找回自身文化，因为殖民历史是一个事实，我们又怎能将一个地方的一段百年历史遗忘掉呢？建筑物是一个文化载体，我们对于一些回忆、文化、历史，是需要一些实体的事物将其展现，建筑物就是其中一项。”

随着近年本土思潮与“陆港区隔”思维崛起，“去殖化”成为特区政府的考题。因为有人认为是“殖民主义”助长本土思潮，坊间更出现形形式式的“去殖化”言论，殖民时期建筑物也首当其冲成为目标。然而，建筑物是香港文化的载体之一，是历史的凭证，亦仅此而已。或许这些建筑物会让人想起殖民时期的情景，但这些回忆只是市民的生活记忆，不应被加诸意识形态意义。再者，有不少建筑物已成为了国内外对于香港的印象，如因政治因素而扭曲文物古迹的保育价值，最终流失的就是中西交汇的文化底蕴。

“商业主义”无法“以人为本”

“去殖化”的迷思无疑成为了推动香港文化的阻力，但这并非唯一原因。事实上，因“去殖化”而被拆卸的建筑数量微乎其微，主要都是基于发展压力而被拆毁重建，近年的皇都戏院争议便是其中一例。皇都戏院于1952年落成，曾于1995年遭受火灾影响，并在1999年被改作桌球室及小商户，而市民向来没对其加以重视。直至市民的保育意识增强，才意识到它是一栋二战后仅存的早期戏院。发展商对于该地段“虎视眈眈”，逐一收购该物业店舖，令皇都戏院面临拆卸的危机，后来因受广大市民关注及传媒报导，方才于2016年成功促使古咨会将戏院评为一级历史建筑。

皇都戏院是一个幸运的例子，但有不少历史建筑在未有评级或未被发现其价值前已被发展商甚至政府清拆。香港建筑评论家方元于2001年撰写《后殖民文化中的香港建筑》一文，当中提及回归前后的香港建筑文化是由“商业主义”作为核心，而建筑文化的潮流不再是由建筑师主导，而是受发展商左右，包括保育与清拆、建造方式和建筑风格。

明爱专上学院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陈慧燕认为，现时香港建筑最大的问题不是因为“商业主义”作主导，而是香港的“商业主义”大多数无法“以人为本”。陈慧燕以1970、1980年代的私人楼宇及战前唐楼作为例子，指出当时由发展商兴建的居所也是充满空间感，但反观现时的私楼的楼宇空间感极少，看起来一式一样，感觉毫无美感，“这是因为（建筑）不是以人为本，而非‘商业主义’的问题。政府的建筑也不美，但它绝对不是商业用途，它不美的原因是这项建筑是权力的彰显。”

“市场主义”主导建筑文化

有人认为，香港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追求也是建筑文化“没落”的原因，但陈慧燕不以为然：“人们很多时都会认为欧洲的建筑很美，但有不少欧洲国家都奉行资本主义，所以这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受“市场价值主导”所影响。

“市场价值主导”与“商业主义”存在分野，前者较为关注该建筑物能否将盈利最大化，后者只代表该建筑物是商业用途或发展商希望能从建筑项目中取得盈利。因此，后者设计时或有美学或社会价值的意念，而前者的唯一价值就是“金钱”。在市场价值主导之下，建筑就会变成陈慧燕所指“一式一样”的外观，以及空间感极少的纳米楼。

事实上，建筑风格一直与政治、经济， 以及社会环境的转变式式相关。陈慧燕认为，造成“市场价值主导”的原因就在于香港在1980年代的经济转型，影响了建筑的面貌或整个城市的型态。她又指出，香港经济转型归根究底是全球化的影响，在全球化之下，每个国家、城市都可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而国际金融中心所需要的是能够满足商业需要的摩天大楼；整个城市也彷似变成一座商品，就连建筑保育也要以经济为本。

在市场和权力的压制之下，升斗市民似乎对此毫无招架之力，陈慧燕则表示民间其实有些方法与这种建筑文化抗衡，例如外佣在星期日会利用港岛不同空间作聚会，与两旁的摩天大楼形成对比，在狭缝之下建构文化生活；而随着时代的转变，市民对于建筑美感意识逐渐提升，可多参与民间团体举办的社区游，发掘更多的公共空间。当然，如要充分保育香港的建筑文化，单靠民间的力量并不足够，政府与商界同样要发挥他们的功效，在兴建或拆卸建筑前考虑市民的需要，令建筑文化回归“由下以上”的决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