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文化．二｜寻觅传承中西合璧的香港建筑 全靠“集体回忆”？
在一些香港人心目中，英殖时期的香港“借来的地方”，因此期间兴建的西式古典或中华复兴建筑都与自己无关；然而，并非所有殖民建筑均对香港文化没有贡献。例如，香港保育学者李浩然认为，“公屋”就是中西合璧建筑的最佳代表之一，他更指出，一些拥有“集体回忆”的建筑，就能够充分突显香港文化的主体性。不过，也有论者指出，“集体回忆”始终是个心理概念，建基于一种主观认知，不但容易产生一种“美丽想像”，也难以切切实实描绘香港建筑文化的面貌。
公屋就是香港文化载体最佳代表
“香港人一直以来都说香港是‘文化沙漠’，这个现象反映经历殖民时代的一辈不会觉得香港是自己的家，以为这是个过境的地方。经常会有一句话，香港是一个“borrowed place”（借来的地方）、“borrowed time”（借来的时间），终有一天会完结的。”谈及“历史建筑”，就离不开“殖民时期”，香港大学前建筑文物保育系副教授李浩然认为，当殖民心态出现改变，人们对本土归属就会产生更加清晰的概念。
李浩然反问《香港01》记者：“你觉得最代表香港的是哪一类建筑物？你跟我应该有同样的答案。”本身是“90后”的记者如是说，唐楼应该较能代表普罗大众，但李浩然回应指，“唐楼是战前的，上一辈应该会说是唐楼，但新一代可能会说公屋。”他进一步表示，“事实上，香港真正的中西合璧建筑就是公屋，但一般人都会忽略。”
李浩然解释，公屋是以实用主义及功能主义作为原则所建造的，而这种建筑风格则源自于德国的艺术及建筑学校——包浩斯设计学院（德语为Staatliches Bauhaus），是由德国建筑师华特葛罗佩斯（Walter Adolph Georg Groprius）在1919年创立。曾任香港大学兼职讲师的陈天权所撰写《殖民地时代的西式建筑》一书亦提到，包浩斯学院的老师认为建筑设计要干净利落，不加装饰，表现出工业时代的实用美学，采用最省力的方式并重视建筑物的功能。不过，由于这班设计及建筑师挑战正统权威，1933年受纳粹政府打压，学校被逼停止运作，而师生转到世界各地发展，令现代主义建筑可在世界流行。
李浩然接着简介香港公屋的建筑史：“公共房屋”概念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第三世界国家成形，当时各国不但经济萧条，建筑物同样受战火催残，居民流离失所，而包浩斯学院的现代主义建筑则是比较适合在短时间内提供具功能性居所的建筑方式，至二战后香港广泛应用，尤其“六七暴动”后，英国政府意识到如果要继续维持他们在港的统治地位，就必须做好福利政策。在1970年代麦理浩成为香港的港督后，他的“十年建屋计划”就是令公屋在香港普及的契机，而直至1983年，超过四成香港人都居于公屋之内。
“现代主义建筑（对香港文化建构）十分重要，能够给予战后在港居住的人们一个建筑与文化认同的关系，因为这一类建筑物能够直接后映香港人战后的生活模式、整个社会经济环境，以及他们的需求。”李浩然认为，港英政府为香港人兴建了公屋，而香港人在公屋生活中所创建的情谊、习惯，甚至生活的态度，赋予了这类建筑物一种香港文化的主体性。事实上，不少电影都以公屋作背景或取材，例如由陈果拍摄的“九七三部曲”第一部《香港制造》、以80年代在沙田发迹的香港棒球队“沙燕队”改编的电影《点五步》，都反映了香港升斗市民的生活方式，也代表着香港独有的发展文化。
有人会疑惑，尽管公屋生活的确反映香港在地文化，但从建筑文化上来说，极具包浩斯建筑风格的公屋到底如何体验中西合璧的特色？对此，李浩然回应指出，中西合璧并非只在于物质上的特征，而是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配合，“在形态上、物质上，公屋引用了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源自德国，讲求实用性，但在设计上必定要有所调教，要适合香港华人居住，要配合香港人能够接受的生活方式，是完全符合非物质上的元素。”
香港大会堂是多元化的建筑象征
除了公屋以外，今年已走过一个甲子年的香港大会堂亦是一个具代表性的建筑，是香港发展的文化认同象征。李浩然表示，香港大会堂所代表的是文娱设施，不止是中环大会堂，其余地区的大会堂也是港英殖民时期的香港文化载体，而它们与公屋亦关系密切。
据前述《殖民地时代的西式建筑》一书，香港本在1869年已建有大会堂，设有剧院、博物馆、图书馆等，使用者是上流人士居多，后来汇丰银行购入大会堂部份土地，仅余的土地也在战后售予中国银行，而没有大会堂令当时的文艺活动停滞不前；直至1962年，第二代大会堂于中环新填海区落成，同样沿用了包浩斯建筑，设有公共图书馆、婚姻注册处、美术博物馆、音乐厅等文娱设施——与过往的大会堂性质不一的是，第二代大会堂会比较多平民前往，不再是贵族专属，因此为市民带来了不少集体回忆。
“虽然中环没有屋邨，但香港大会堂为兴建在屋邨附近的大会堂提供了一个文化配套的重要雏形，让后来政府需要发展新市镇的时候，可以将香港大会堂的概念复制到不同地区的大会堂。”李浩然补充，当每个新市镇均开始兴建大会堂后，这些大会堂的用途亦有所改变，甚至加入了街市、体育馆等设施，变成了市政大楼。因此，如果说香港大会堂是象征着战后社会走向平等的转变，李浩然会形容大会堂是本港多元化的象征，能够容纳不同的改变，“其实这些都与公共、社群、人的生活有关，而大会堂则产生了一个变体，综合了稳定生活所需要的配套。”
“如果说到建筑的话，不能只说建筑物，其实‘公共空间’也是建筑环境的一部份。”李浩然再以香港大会堂作为例子指出公共空间之于建筑文化的意义。他表示，大会堂的建筑物只是整个建筑的一部份，事实上爱丁堡广场、天星码头、皇后码头，以至战后重新设计的皇后像广场是共同设计的。这类建筑物最大的特点是，可让居住在这个城市的所有人使用，不论是本地人还是非本地人，换言之，这个地方不但能代表本地人的生活，同样能代表外地人对香港的印象，更能充份体现香港文化的传承和推广。
“集体回忆”建筑突显香港文化主体？
到了回归后25年的今天，大会堂、公屋等建筑依然为香港市民的生活作出重大贡献，而人们亦继续在这些地方创建他们独有的生活模式，创建香港重要的文化资产。可是，随着时代的转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亦有所改变，例如往时在公屋居住的邻里关系，现时或许也变得越发疏离；加上经济发展的需要，新落成的建筑物无论从设计、风格还是功能上看，也有着不小的转变，社会也涌现不少较为追求实用意义的建筑。
但李浩然认为，对于回归之后的香港建筑风格，目前仍然言之尚早，至少需要50年才能形成一个比较明确、清楚的时代建筑。不过，他也指出一些建筑已经渐有眉目，例如从现时的活化项目，如大馆、PMQ、中环街市等建筑而言，都是一些殖民时代与回归时代合并的建筑物，尽管还未有定型，但这都有一个共通点——文化设施。可以反映，香港人的需要不再止于居住和休闲活动，而有更加丰富的文化追求，希望更多本地时装、饰物、艺术品牌在此驻扎，而这些空间或许是香港去除“文化沙漠”标签的关键节点。
至于近期启用的香港故宫博物馆、M+博物馆、戏曲中心等建筑物同样反映香港回归后的转变；不过，李浩然指出，“其实（建筑物的）概念早在殖民时期已有所构思，而且沿用了当时的建筑设计，所以它们并非完全是后殖民时期建筑。”
可以说，能够代表香港文化的建筑，既不是冠冕堂皇的西式古典建筑，亦非古色古香的宫廷式建筑，而是对香港人而言拥有“集体回忆”的建筑。事实上，法定机构古物咨询委员会对文物建筑的评核标准也包含这个要素，例如评审小组会按历史价值、建筑价值、组合价值、社会价值和地区价值、保持原貌程度及罕有程度这六项评审准则去为建筑物评级，当中“社会价值和地区价值”所代表的就是建筑物与社会的关系。
曾任古咨会成员的李浩然解释：“社会价值内含两个重点，第一是集体回忆，第二是集体感情。如果一个地方有很重的集体回忆，就会引起集体感情。”依他所言，只有拥有“集体回忆”的建筑，才能充份反映出每代香港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情况，由生活自然衍生的任何习惯、习俗，才能真正突显香港文化的主体性。
不过，用“集体回忆”来定义“香港文化”绝非易事。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成员赵阳曾经撰写《“集体回忆”究竟什么意思》一文，指出“集体回忆”的误区在于偏重怀旧而忘记眼下、偏重批判而忘记参与、偏重抱怨“为甚么你会做得那么差”而忘记“我可以帮助你一起做得更好”。他担心香港论及“集体回忆”有越来越狭隘的趋势，“怀旧所呈现的过去，很大程度不是真正的往昔，而是美化了的过去”；而若要透过“集体回忆”去完成社会建构，必须对历史发展有全面认知，才能把握当下，立足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