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文化．一｜英殖遗留历史建筑　说了怎样的香港故事？

“历史建筑”是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不断相互作用的文明产物，而不同的建筑风格当中往往蕴含前人的精神智慧、艺术追求、丰富想像，等待着后人的探索与发现、继承与发扬。不过，在香港，“历史建筑”往往离不开“殖民背景”，而“殖民背景”又伴随着“民族屈辱”，这些建筑难免面临保育或清拆的争议。然而，在争议背后，其实是香港对于自身文化的疑惑——港英时期遗留的历史建筑对香港文化结构带来什么影响？在“说好香港故事”时，应该如何面对殖民历史及其文化产物？

“香港文化疑惑”浮面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落败后，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与砵甸乍在英国风帆战舰“臬华丽号”上签定极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把香港岛割让予英国殖民统治；直至1997年7月1日，香港才回归中国。英殖期间，西方的制度、语言、文字、思潮等流入香港，碰撞出中西交融的独特文明。回归25年，香港依然保留不少林林总总的“物质”（tangible）及“非物质”（intangible）文化遗产，包括不少历史建筑。

但由于“殖民历史”伴随着“民族屈辱”，一些文化遗产难免面临保育或清拆的争议。例如去年国庆日，“爱港大联盟”、“同心护港”等组织到特区政府总部请愿，要求将“维多利亚公园”改为“人民公园”，以扫除“殖民管治的影子”。只是，这些争议大多从政治角度出发，却未有深入讨论到底何谓“香港文化”，亦未有坦然面对英殖历史对香港文化结构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等层面的深入影响。

“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极为抽象的词汇，不同的文化学者、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考古学家对此莫衷一是。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陆根书曾发表《文化、大学文化与通识教育》一文，引述“文化”一词在《辞海》中的三种含义：第一种分成广义和狭义，广义上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相适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第二种，泛指一般的知识；第三种，是指中国古代社会所实施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

基于对“香港建筑文化”定义的模糊，一些人甚至会将香港的中华建筑和西式建筑放在对立面之上，误以为两种风格有竞争关系。例如立法会5月11日讨论议员议案“制订未来5年文化艺术政策及发展蓝图”时，民建联陈恒镔便质疑香港核心区中西式教会林立，但中式的道观、寺庙则未能占有地利优势。不过，如依照《辞海》的解说，只要是这项建筑是在历史上所遗留的物质财富，同样属于香港文化的产物，是一种并存的关系。

再者，先不说将寺庙与中华文化划上等号这种宗教知识谬误，以建筑物的地点去定断政府对于该项文物建筑的重视程度，这种做法未免过于片面。建筑物在存在的地点同样由历史演化而成，地点本身就已蕴含建筑物所代表的历史文化，又何来“偏颇西式建筑”之说？更令人遗憾的是，存有这种根本谬误的从政者并不少，而是其他议员也持有一贯的态度去看待香港建筑文化——以为开设庙宇、佛寺导赏团就能“说好香港故事、中国故事”，而他们所显现的却是对建筑文化的无知，“为做而做”的肤浅。

不过，他们的想法是可被理解的。在中国五、六千多年的历史当中，香港本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处处可见中国文化因子。可是，英国殖民历史也确实改变了香港整个文化建构。直到回归第24个年头，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终于将香港的文化地位写进国家规划中，并明确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此刻香港对于自身文化的各种疑惑旋即浮上桌面——甚么是香港文化？英殖历史建筑能否代表香港文化？这对新上任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而言，无疑是“说好香港故事”的最大挑战。

曾任香港大学兼职讲师的陈天权所撰写《殖民地时代的西式建筑》一书提到，1841年1月英国占领香港岛，并在同年6月宣布此地为自由港，旋即在澳门拍卖港岛北岸土地，当外商来到港岛时，香港便出现第一批西式建筑。在砵甸乍宣誓就任香港第一任总督后，香港便被命名为“维多利亚城”，英国人亦以中环作为城市中心，在山坡上建屋，军方兴建军营，商人则是兴建货仓和办公大楼，而港岛区那时开始涌现一堆异国风格建筑。

书中指出，英国人抵埗香港之初，根据英国政府为殖民管治地区编写的《模式手册》（Pattern Book）以简便方式建造房屋，包括参照英国乔治时期的古典复兴式房屋为蓝本，再省略一些装饰细节，因应香港气候作出改动，加入本地工艺和物料，便形成了“殖民建筑”。不过，时至今日，坊间普遍认为只有礼宾府、中区政府合署、旧立法会大楼等政府建筑，或是教堂这类明显富有欧式或西式古典装潢的建筑才是殖民建筑。

政治性与现实性构成西式古典建筑

曾任香港大学建筑保育系副教授的李浩然接受《香港01》访问时指出，每每提起“殖民建筑”，人们总会想起战前的西式古典建筑，但香港历史背景特殊，经过英国从战前到战后的殖民统治，所以由1841年英国人占领香港到1997年英国人把香港归还中国，这段时间都属于英殖统治时期，而期间落成的建筑物也可称之为“殖民建筑”。

李浩然续指，战前建筑与战后建筑有十分显著的差别，所以两者的文化意义也有天渊之别。例如，战前的西式建筑主要是以古典式风格为主，并分为维多利亚时期及爱德华时期两个不同时代的建筑。根据《殖民地时代的西式建筑》一书，维多利亚时期，即维多利亚女皇（Queen Victoria）在位年间，西式建筑主要使用了“古典复兴式”及“哥德复兴式”建筑风格——“古典复兴式”比较回归希腊和罗马的美学原则，结构对称，讲求比例，例如在1912年正式启用的终审法院大楼就是其中一个“古典复兴式”建筑的例子；爱德华时期，即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及乔治五世（George V）在位年间，西式建筑主要使用“新巴洛克”风格，建筑物外墙可见复杂线条和曲线装饰，或使用大量红砖，香港大学本部大楼的塔楼、英皇书院、甘棠第等建筑物均以这个风格建造。

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徐颂雯向《香港01》解释，英国人在香港开埠早期兴建西式古典建筑的普遍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含有政治意味。徐颂雯指出，大英帝国确实会倾向在殖民统治地区兴建一些欧陆式或英式的建筑物，期望为“宗主国”打造一个强大的形象，让其管治威望更加深入民心，“例如印度新德里的新规划，英国将新德里以西式规划方式重新规划，并兴建一座宏伟的政府大楼予总督使用。”

不过，徐颂雯认为香港的情况会比较贴近第二种说法，“当时英国人在1841年左右到港，香港人口较少，而当他们开始进行建设时，他们无法在本地找到任何人帮助他们兴建楼房。”她续指，香港大学直至1950年代才开办建筑系的课程，亦即代表在此前，香港并没有本土训练的建筑师。港英政府如要建设任何建筑，必须使用只懂得西式建筑设计的欧洲建筑师。因此，徐颂雯倾向相信港英政府是基于现实考量兴建大量西式楼房，而非刻意性的政治考量。

不过，即使这些建筑没有被刻意加诸政治意味，它们对香港的代表性仍有可商榷之处，因为通常这类型的建筑并不是让华人或平民使用，而是主要让英国来港的官员或有权势的商人使用。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些建筑为香港建构了怎样的文化？

李浩然认为，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保育战前的西式建筑可展示香港的历史连贯性，有助香港成为一个在社会文化上达至可持续发展、多元化且健康的城市。他不满社会有种思维，以为每逢“改朝换代”就要将上一个朝代的东西全部毁灭；他担心，如果社会基于意识形态或政治问题，而把香港在殖民统治时期的建筑物全部铲除，历史的证据就会断掉，“只剩下文字和相片，没有实物。”

新加坡曾分别成为英国及澳大利亚的殖民地，而新加坡政府对待殖民建筑的态度十分实际，就是希望藉保育这些文物建筑，优化市容及推动旅游业，例如新加坡最具代表性的酒店“莱佛士酒店”便是英国殖民时期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李浩然指出，新加坡建国早期因过于重视兴建民生设施，如组屋、商场等，忽略国家的文化建构，结果“逼使”日本国家旅游局在1970年代去信新加坡政府，投诉新加坡的旅游景点过於单一化，“人的生活变得单调、不吸引，人们不就会走了吗？新加坡（政府）要把人留下，所以就在1980年代开始进行保育，令国家可持续发展。”

换句话说，战前所兴建的西式古典风格建筑未必能够反映香港人建立的文化，但它们的存在是一种历史的传承，例如新加坡从来不会简单透过铲除建筑物以“去殖民化”，“因为他们知道（不论）殖民地时代好不好，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新加坡作为一个主权国、在发展上是必须认识和接受的历史。”李浩然如是说道，香港亦应坦然面对。

“中华复兴建筑”并非香港文化代表

香港向来以“中西文化融合”著称，既然港英殖民时期有西式建筑，自然就有具中华特色的建筑。或许有不少人认为这类的中西融合的建筑是最能够代表香港文化的建筑，然而这类建筑带出的政治色彩甚至比起战前西式建筑更多。

英国剑桥大学世界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彭得丰所撰论文《邮票的想像与感性：香港殖民晚期的对象、文化及治理》（Stamping “ Imagination and Sensibility “: Objects, Culture, and Governance in Late Colonial Hong Kong）曾经提到，当时英国殖民政府会倾向制造一些事物去保留本地文化，而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仁慈（benevolence），而是出于巩固当地人民的信任。

“我相信有一部份的建筑有这个目的，可见有部份殖民建筑会融入当地的建筑风格，所以为甚么会有中西合璧的情况出现。”徐颂雯表示香港同样有这类型的建筑，但由政府兴建的数量不多，有些例子如1934年正式启用的上水何东夫人医局则是由港英政府所建设、拥有中式屋顶的建筑。她认为，港英政府选择兴建这类融合建筑主要希望本地人能更容易接受这些建筑物，但这并非殖民政府独有的做法，不少西方教会在中国其他地区或香港兴建中式元素的教堂，令本地人更容易接受西方带来的事物。

不过，李浩然指出这类建筑的政治意味不在于英国殖民的影响，而是过去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的一种“革命思潮”。景贤里、何东花园、虎豹别墅等在港英殖民初期兴建、具中华特色的建筑属于中华民国时期一种十分流行的风格——“中华复兴建筑”。

据李浩然所言，这类建筑是由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所创，这班建筑师大部份在20年代到美国留学，当中带头的是1928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梁思成，他在毕业回国后更创立了中国大学教育第一个建筑学系。当时这批建筑师抱持着一个理念，就是回应孙中山“恢复中国”、“振兴中华”的理念，“民国革命以后，大概1920年代末，他们发现当时中国人已放弃传统中国建筑，认为这些（建筑）是落后，要追求现代。梁思成这批人认为这是不健康的，中华民族也有好的建筑。”由此可见，中华复兴建筑拥有更强的政治意味，内里所蕴含的是孙中山的革命理念，而且这种政治意念与港英殖民的关系不大。

话虽如此，“中华复兴建筑”确实是一种蕴含中式与西式特征的建筑风格。李浩然解释，这批建筑师希望复刻的是中华建筑的美学风格，例如参考类似紫禁城宫廷式建筑的外形，但在实用性及技术上就需要现代化，所以使用了当时西方引入最先进的建造技术，即钢筋水泥。因此，这些建筑确实比较能够代表“中西融合”的概念，与一般人对香港的文化印象吻合。然而，它们与香港文化的关系与西方殖民建筑一样，只能表达香港历史的连贯性，并非代表香港文化，当中最大的原因是这类建筑并非香港独有的。

根据李浩然著作《保旧创新：香港建筑保育与城市发展》，1920至1930年代是“中华复兴建筑”的黄金期，而当时内地大城市的新建筑物大都以此形式为主，例如南京、上海等地，直至1937年日本侵华，整个运动才被逼告终。“这是一个时代的一种风格，不是一种真正的中西合璧。事实上，香港真正的中西合璧建筑就是公屋，一般人都会忽略。”李浩然卖了个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