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式民主・三｜民主化后 缘何从“民主回归”走向“民主拒共”？
撰文： 黄舜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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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香港过去四十年民主路，泛民主派曾致以最深情寄望，不惜耗尽青春，并积极与中央对话，只为等待“民主之火”到来，但经过2019年反修例风波，中央与泛民的政治互信跌至冰点，不少人感慨以往各种努力全都功亏一篑。可是，如果回到最初的起点，双方并非势不两立，那么，除了原有的“恐共”历史和“六四事件”之外，在回归之前，还有什么事情令两者关系起了变化？港英政府急速“民主化”造成什么影响？当“民主回归”走向“民主拒共”，又为民主进程埋下什么伏线？
“港式民主”深度报道系列文章四之三
经过2019年反修例风波，央港政治互信跌至冰点，中央先是亲自出手制定《港区国安法》，为实践“爱国者治港”原则建设法律基础；后又再次出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包括扩大选举委员会的规模和职能，增加和提高立法会的议员议席和参选门槛，大幅提升特首选举的入闸和当选条件等等；至改制后的三场关键选举更可见中央对“爱国者治港”的落实决心和高度把控——凡此种种，无一不令一些泛民主派支持者慨叹，过去在民主路上的种种努力，到头来只是一事无成。
详细内容请阅读第314期《香港01》电子周报（2022年4月25日）《回归前急速“民主化”后 缘何从“民主回归”走向“民主拒共”？》。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电子周报，浏览更多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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