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宣讲．解读｜香港怎样透过“双循环”转危为机？
“香港、内地过去熟悉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那个‘浪漫时代’，结束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周二（8月24日）透过视像参加其中一场《国家十四五规划》香港宣讲会时，一针见血地点出香港的危机所在。面对国际政经巨变，《国家十四五规划》确定“双循环”战略，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全新格局，而香港必须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积极参与双循环甚至担起“前锋”角色，才能转危为机、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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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黄金时代”消失
张燕生在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和香港贸易发展局联合主办的“拥抱‘十四五’ 融入‘双循环’”高峰论坛上指出，新冠病毒疫情令世界各地经贸政策出现变化，全球化的收缩、贸易投资的减速、以及供应链产业链格局的重塑，已经成为基本事实，而香港正受影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达到6%。”张燕生说，“这是4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张解释，中美作为经济巨擘，带动全球经济强力复苏，但这亮丽增长率内里“水份”不少，因为两国的经济刺激力度有天渊之别，而力度最大的美国及其他国家所采取的宏观政策，正在加大对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的容忍程度、提高对打击垄断和监管市场的严厉程度、强化对供应链安全和产业政策的追求程度，恐怕会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外溢影响”。他因而质疑，“全球经济贸易增长的黄金时代，还在吗？”
除了疫情对经济的直接冲击之外，中美在其他领域上交锋，也令“政治化高于效率”的事件频现。从提高关税的贸易战、制裁华为的芯片战、制裁陆港官员的政治战，到近月的“新疆棉”风波等，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确实，正如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玉阁早前接受《香港01》访问时说，“压制中国已是白宫的核心主线，不管是民主党上台，还是共和党上台”；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邓希炜更预测，中美角力应该持续十年。因此，香港更加无法独善其身。
为应对上述三大“基本事实”，《国家十四五规划》确定“双循环”战略。一方面，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强化内地的消费需求，从而纾缓全球化收缩和外贸投资减速的压力。“我们要构造大市场、大流通、大消费带来的大机遇。”张燕生指出，内地市场规模已跃居世界前列，国家将出台更多政策提升内地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水平，“最终，消费支出将会成为拉动国家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头车’。”
另一方面，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通过主导东亚布局调整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格局，从而谋求全新的“全球化”。张燕生解释，过去的世界供应链是“大三角分工”：美欧为世界提供技术、关键零部件；东亚为世界提供制造和劳动力；中东和亚非拉为世界提供能源和资源。而旧有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全球正在出现需求东移、供给东移、创新东移、服务东移、资本和金融合作东移的新趋势。”
因此，中国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拟定于明年初生效。届时，在15个东南亚、澳大利亚国家之间将会有90%商品实现“零关税”流通，或成“新全球化”的创举。
转机：正视背靠祖国
“全球化”意味资金、物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香港经济定位多有“枢纽”作用，而金融、专业服务、航运贸易、旅游业等四大支柱也皆因“自由流动”得以蓬勃繁荣。若“黄金时代”落幕，“自由流动”不再，香港经济难免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但随著“双循环”格局的形成，香港可以“重新定位”，好好正视自己背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绝佳“基因”。
“‘一国两制’是香港最大的优势。内地经济繁荣，是香港发展的最大舞台。”正如国家发改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副司长胡朝晖在宣讲会上说，“香港既熟悉国内市场环境，又熟悉国际通行规则；既能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参与者，也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成为重要的促进者。”
张燕生也表示，过去四十年，国家和香港共同讲好了“市场经济的故事”、“外向型经济的故事”和“工业化经济的故事”，“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引入外来经济的压力、市场经济的理念、国际合作的因素，‘开’了14亿中国人的‘窍’。”展望未来三十年，张燕生希望陆港要共同讲好三个“新故事”：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的故事，规则管理体系与国际高标准衔接的故事，以及“共同富裕”的故事。
那么，香港应如何发挥自己的“最大优势”，踏上“最大舞台”，讲好这三个“新故事”？
在内循环方面，香港应该“走进去”，加强高质量服务、产品的供给，满足国内日益提升的消费需求。张燕生解释，“95后”、“00后”、“10后”等内地新生代的需求，将会成为陆港合作、香港转型的“新机会”。胡朝晖亦表达相同看法，认为香港具备市场经济成熟，科研能力突出，生产性服务业发达和专业人才丰富等四大优势，而“内地有广阔的市场和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将为香港企业和香港产品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国家也会大力支持。
以科技为例，“基础研究”是国家科技发展中的一大短板，《十四五规划》就此制定“基础研究10年行动计划”，其中“十四五”的指标是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达8%，到十五五”是10%、“十六五”是12%，如此类推至“十八五”是16%。张燕生说，“我们会用25到30年的时间，使中国的基础研究达到世界主要国家水平。”
而香港，正好拥有优渥的“基础研究”资源，有5间QS前100名的大学，更有很多知名的“大教授”。相信随著大湾区城市间融合越来越紧密，打通资金流障碍和建立科研合作平台后，香港的基础研究能直接贡献国家科技发展，而国家的科研资助亦能源源不断流向香港。
在国际循环方面，香港凭借与东盟国家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将会成为国家重构亚洲供应链的重要力量。“我理解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就是深耕东南亚和东亚。”张燕生强调，“香港将可能再次成为东南亚之都、一带一路高端服务之都、美欧第三方合作之都。”
张玉阁早前也向《香港01》指出，香港可与广东省内的企业合作，共同于RCEP或“一带一路”沿线开拓第三方市场。“广东有园区建设和培育产业的经验，香港则熟悉国际法律、文化习俗、标准等，两者合作既能推进实实在在的产业落地，又能规避风险。”他解释，粤港可把各自的优势组合起来，例如广东着重“产品国际化”，而香港则关注“人的国际化”、“经营的国际化”，共同推动国家与国际的深度接轨。
实例：绿色金融中心
《十四五规划》定下2030年碳中和、2060年碳达峰的“30·60”绿色转型目标，而由于当中投资预计需以数百万亿元计算，故此能够引导资金流向节约资源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从而引导企业和消费者注重环保理念的“绿色金融”，已然成为炙手可热的关键词。那么，作为国际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香港可以怎样藉著“双循环”发挥优势、助力国家呢？
中国人民银行（人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在宣讲会上，点出绿色发展的一大问题在于人们对环保的自我约束力不强。他提到，很多人“出差还是想坐头等舱，回到家和办公室也是第一时间打开空调”，而他下榻酒店房间原本更设定在摄氏19度——后来被他上调至26度。他又笑言，“我们搞绿色金融的有这理念，出差带上自己的洗漱用品，不用酒店的。”
周诚君借此带出，国家对于绿色转型发展有“清晰的表述”和“明确的目标”，而在“30·60”目标之下，对于环保的约束将会越来越强，甚至成为“硬约束”，造成更加深刻和深远的影响。因此，内地每个每个省市、每个企业、每个机构都在研究如何达至“30·60”的目标，并且加紧规划实践框架和路线图，“不然就拖了国家的后腿。”
国家锐意推动绿色转型，不但引起生产方式、经济运行方式甚至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化，亦带来极大资金缺口。例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多次表示，倘要实现碳中和、碳达峰，需要百万亿元级别的资金投资，而不少金融机构也都预算，单是基础建设已经要投入超过16万亿元美金。“这些资金从哪里来？毫无疑问，从金融系统来。”周诚君说。
金融市场发达的香港，绝对可以藉著双循环战略，担起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的前锋角色。具体而言，可从金融工具、国际标准规则以及区域市场三方面，发挥“联通”、“衔接”和“活化”等功能，著手助力国家实现“30·60”，甚至重新塑造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
从金融工具来看，香港可以“为国家实体经济的绿色转型提供非常好的融资支持”。例如，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可以利用现有的基建配套，邀请内地企业来港发离岸人民币计价的“绿色债券”。一方面能对接内地日益增长的“绿色金融需求”，另一方面则能满足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经济转型的浓厚投资兴趣，达至“联通”功能。
“通过持有香港发行的绿色人民币金融资产，不仅可以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好处，分享人民币资产的高额回报，还能用ESG理念、绿色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国社会绿色转型。”周诚君说。
从国际标准规则来看，绿色金融的一大难题在于对环保效益的测量和标准，其专业术语叫“Taxonomy”（分类）——如何让中国与国际规则接轨，将是绿色金融的重要议题。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区景麟早前接受《香港01》访问时表示，内地和欧洲的Taxonomy之间仍有较大差距，例如前者对“环保项目”的定义相对宽松；他期望有关分歧可于年底达成协议，又透露香港已有专家获邀参与中欧协商的工作委员会。
形成Taxonomy共识至关重要，因其决定著中国发行的绿色金融产品能否回应国际投资者或外资企业的绿色投资需求。绿色金融乃是世界潮流，须与中国达成协议的亦不止欧洲。在未来推动中国规则“国际化”过程中，原本就与国际接轨的香港可以发挥更大“衔接”作用，例如培养更多熟悉国际规则、绿色金融相关的人才，为国家贡献更丰富的国际经验和智慧。
至于区域市场方面，香港理应带头加强与东南亚的联系，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打造亚太区的绿色金融中心。周诚君指出，东南亚国家已经形成了一批“有比较好现金流的项目”，且有相当一部分是“绿色”的；他呼吁本港金融界积极对接有关项目，将其“证券化”，发行“绿色金融产品”，方便世界投资者能在港购买。
区景麟早前接受《香港01》访问时，亦表达过相似看法：“可以考虑将一带一路的基建打包做成人民币计价的REITS，吸引他们来港上市。不止可以扩展香港市场，亦能帮一带一路的投资者回收资金。”首个以人民币计价的REITS早于2012年于港交所上市，但至今再没有新产品。若香港金融机构能加强在这方面的探索，便能“一举三得”，实现“活化”功能：不止能丰富绿色金融及离岸人民币计价产品的种类，令香港的交投活动更为蓬勃，还能完善离岸人民币枢纽及打造区域绿色金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