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三 | 多边主义洗牌 香港如何化险阻为夷途？
无论是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对香港带来的冲击，还是中国经济向内转型为香港带来的“边缘化”挑战，危机中依然潜藏着机会。国务院港澳办主管智库“全国港澳研究会”、由董建华和梁振英两位前特首兼全国政协副主席牵头成立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及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于上月底（3月30日）主办“‘十四五’的战略规划与香港机遇”研讨会，邀得多位重量级嘉宾出席，包括国家科学技术部部长王志刚、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前副主任杨伟民、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徐泽等，为香港未来建言。
在研讨会上，学者和官员们反复提起香港的金融功能和科研优势，盼香港借助自身的积累破局，融入国家发展。外循环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然有能力去重塑国际形势，香港只需要厘清自己的定位，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就能在中美角力新常态下找到商机。内循环方面，日益成长的中国市场早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中国亦极力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机会近在眼前，香港伸手可及。
“双循环与香港”系列报道四之三
承接上文：
–外循环–
多边主义洗牌带来新机遇
港应加强特色 孕育新产业
前文提及，双循环是中国以“内政”来应对外部风险的战略，但中国的应对远不止此。“去年双循环提出后，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又搞‘保护主义’，这是完全错误和偏颇的。”邓希炜强调，“中国从头到尾都没有放弃全球化，而是想在多边主义内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他解释，中国的全球化参与未必受美国政府欢迎，所以希望做一个“没有美国”的全球化，有策略地带动新型全球化的发展。
“中国式多边主义”意味着中国在外交方面的战略应对。“一带一路”战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非自贸协定》等都是中国牵头打造的区域多边主义协定。邓希炜强调，中国此举不是要挑战某个政权或国家，而是给世界多一个选择。他以亚洲基础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为例，“中国发现，美国主导的最大两个多边主义机构国际货币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都难以顾及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所以于2015年牵头成立亚投行。”他指中国的出发点是照顾世界的需求，“既然有那么多需要投资的项目，IMF又因没钱或因各种各样限制而不能支持，为什么不可以有多一个选择？”他直言中国此举打破了西方多边主义机构在新兴国家项目投资中的垄断，“多年垄断令投资和支援发展的表现落后”，亚投行带来竞争，亦带来进步。
虽然外循环阻力重重，但中国并不打算放弃。《十四五规划》已写明中国会“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可预见的是，中国未来将会从更多“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牵头”的角色，这也为外循环和香港的外循环枢纽作用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RCEP便是中国在重塑国际体系上最有力的尝试，亦是香港千载难逢的机遇之一。该贸易协定由提出到定音经过了约十年磋商，旨在逐步削弱成员国间的贸易壁垒（如关税），加快区域内商流。初步加入RCEP的成员国有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总人口达22.7亿，GDP达26兆美元，出口总额达5.2兆美元，这三项指标均占全球总量的30%左右，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商务部表示，协议签订后将会有超过90%以上的货物贸易产品实行“零关税”。中国近日（3月22日）已率先完成RCEP的核准。各成员国均表示，将在今年年底批准协定，推动RCEP于明年1月1日生效。
团结香港基金副主席、冯氏集团主席冯国经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将RCEP成员国分布比喻成一个“漏斗”，北面是内地及日本、韩国，南方是东南亚及澳大利亚，而香港处漏斗中间“最狭窄的战略位置”，建议香港尽快加入RCEP，寻觅商机。张玉阁与邓希炜在访问中不约而同提起冯国经这个比喻，他们都认为RCEP是香港强化枢纽角色的绝佳机遇所在。RCEP作为贸易领域的多边主义协定，首先惠及的当然是贸易物流业。邓希炜指出，特区政府对此亦有所准备，例如先前政府已宣布会积极做第一批加入RCEP的经济体，为中小企业提供80万的市场推广基金，协助他们在东盟国家的品牌宣传。
“政府都想帮香港企业冲出去，但我认为更要令香港传统行业如物流、出入口贸易、金融企业可以帮助中国的物流和资金有效地输送到RCEP国家。”邓希炜说，“这已经超越钱的层面，能够带动专业服务业的发展。”
张玉阁的想法与邓希炜相似，但他的阐述为专业服务业的“融入”提供了更具体的方案。他认为，香港可与广东省内的企业合作，共同于RCEP或“一带一路”沿线开拓第三方市场。“广东有园区建设和培育产业的经验，香港则熟悉国际法律、文化习俗、标准等，两者合作既能推进实实在在的产业落地，又能规避风险。”他续说，粤港可把各自的优势组合起来，因广东省是中国国际化的先锋，但着重“产品的国际化”，而香港一直扮演着“全球化生产的组织者”，着眼于“人的国际化”、“经营的国际化”。强强联合能让香港于内外循环中起到关键的“链接”作用，令香港从外循环枢纽成长为“双循环的枢纽”，既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又能为“超级联络人”注入新内涵。
RCEP亦为金融业带来了新的市场和产业升级机会，香港可借此打造具特色的数字经济—金融科技。邓希炜具体道，香港处于RCEP枢纽位置，大量货流、资金流会经过香港，香港大可以打造一个面向东盟、东亚、澳大利亚市场的“电子交易结算平台”。邓希炜对金融科技发展较为乐观，“香港政府和金管局有支持，而香港市民的共识、人才的动机亦完全一致，所以很快就可以成功。”
张玉阁指出，数字经济有两条路径：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邓希炜所列举的交易结算平台正是前者，将贸易中的结算数字化，以提高产业效率。而前者能为后者提供“数据”这一生产要素，令后者将“大数据”作为一种商品，提供管理服务。坊间熟知的蚂蚁集团就是数字产业化的代表，其基本运作逻辑就是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评估消费者的坏账风险，发放微型贷款额度。蚂蚁集团的成功，主要因为其背靠淘宝，能收集大量消费行为产生的数据，在数据的基础上实现人工智能的风险控制。
相较于产业数字化升级，打造数字产业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意义更大，不但可打破固化的产业结构，更能往守旧的经济结构注入新经济元素。邓希炜非常同意香港发展大数据科学，认为香港可以做RCEP内的区域数据中心。他解释，一方面，由于内地互联网受政府控制，数据流通自由度相对较低，香港的网络监管较宽松，发展数字产业有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贸易中的物流和资金结算能产生大量数据，已经为香港发展数字产业提供了生产要素。
再者，香港积累了很多应对外部风险的经验，正好能在风险急升的当下一展所长。廖群表示，香港向来是资产管理中心，而这与香港的风险管理水平是紧密联系的：“香港的风险管理达国际水平，外资要进入内地需要控制风险，把资金放在香港就会比较放心。国内资金要走出去，亦会先在香港停留，从香港学会风险管理，再逐步向外投资。”如今全球政经局势风云变幻，风险管理需求急升，若香港能把这方面的经验与大数据科学结合，发展金融数字风控，便能让香港在外循环上“转危为机”。
–内循环–
香港融入发展大局“三步走”
客观认识国家 将优势落地
除了强化外循环枢纽的角色、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外，香港亦应积极融入国内大循环。“中国的出口占GDP比重的高峰应该在2006年左右，之后就不断下降。这与中国经济多年持续发展有关，其中产消费市场已经超过4.5亿人口。中国亦预计，十五年后这个数字会翻倍到9亿。”邓希炜说。一方面，在中国经济转型、释放内需红利的背景下，与中国有着地缘、语言和政策优势的香港理应“近水楼台先得月”。另一方面，香港亦可以藉陆港融合，将本地的优势在内地产业化，重塑香港“金融”以外的功能，应对“角色危机”。
首先，当然要解决壁垒问题，才能促进资源流动，融入内循环。上文提及的三个壁垒中，思想壁垒需首先击破。三位学者在访问中不约而同地指出，香港应该“更加了解中国”，破除对内地的偏见。“香港年轻人本身有些偏颇的看法。不想去内地发展和消费。甚至连我这个年龄层的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很少、很片面。”邓希炜批评，“就算是政客和政府官员，对中国国情都未有足够了解。”
张玉阁亦慨叹，曾看过一份香港的问卷调查，提及有40%港人没到过深圳，“一说起深圳，觉得还是很恐怖、不安全，有抢劫之类。但其实深圳在国内可以说是最方便、最安全的一个城市。”邓希炜希望政府、媒体、民间机构多些弥合两地间的文化鸿沟，但他亦承认，“帮市民了解国情”并非易事。当然，两地经济融合与破除壁垒应双轨并进，方能互相裨益，达致良性循环。廖群指出，香港融入内循环可以分为三步，先和深圳融合、再到大湾区（其他城市），最后可以和内地19大城市群合作。他逐层解释，深圳和香港在地缘上接近，“深圳是大湾区内走得最前的城市，最能接受这些国际化、现代化的东西”，而且深圳1,500万人口的市场非常大。大湾区内的需求亦在增长，“7,000万人的经济体量已经能比得上部份东亚国家”，“而且这个市场还在快速成长，对现代化的东西吸收力很强。”相较之下，成型饱和的市场如日本、韩国，香港未必能打得进去。在与大湾区深度融合后，香港可以把眼光放到长三角、京津冀，把“整个内地打造成香港的经济腹地”。
就深港合作而言，香港可从科创产业做起，争取将研究成果产业化。廖群指出，香港的科研领先全球，却停留在papers（论文）阶段，应与深圳合作，“深圳一方面有制造业的产能，另一方面则有应用场景。”其中，香港可以重点发展医疗科技、生物科技产业，因其有先发的优势，“这个产业不止在大湾区，在全国都算发展得比较落后。香港的大学、医疗团队、生物科技科研人员可以很好填补这个空白。”邓希炜指出，“这是‘十三五’、‘十四五’两个‘五年计划’都有提到的重点领域。”
就大湾区各城合作而言，香港可考虑公共服务的产业化。张玉阁举例，高端医疗服务、国际学校等模式都是香港可以探索的，“随着珠三角的中产规模扩大，对高端教育、医疗等服务都是有需求的。”他慨叹，曾荫权时期曾将教育和医疗列为香港的六大优势产业，但到了梁振英时期，又以“公共服务资源短缺”为由将其剔除。他指出，香港的未来发展不能仅考虑香港，要从整合周边地区资源的角度去思考。例如，从打造大湾区教育枢纽、人才中心等角度，香港可通过调动和整合珠三角的区域资源（如人力、资本）重建香港的公共服务体系，改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短缺的现状。
就内地城市群合作而言，香港要强化自己的优势，积极参与中国从高增长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推动国内的制度建设达致更高水平。张玉阁对比了“十三五”和“十四五”，指出《十四五规划》“第一次具体地提出”香港要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立国际资产管理及风险管理中心、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等一系列“有指向性地提升香港竞争优势”的内容。
张玉阁特别指出，“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对两地发展科技创新尤为重要，涉及科技成果商品化、市场化等一系列激励科创的制度建设。港交所前行政总裁李小加亦特别强调这点，他在研讨会上说：“以香港的房屋、人口条件很难成为一个全球科技中心，但香港可发挥自己‘海洋法系’的优势，与世界的知识产权制度融合，建立完整的专利保护机制、争议处理机制、法律仲裁机制。”李小加表示，要令“世界的钱”最终能经香港流入内地，亦能使“中国的发明创造”经香港和世界接轨，“最终使得科技的钱、人、规则能在香港这一‘中国的海洋法系体制’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内外循环为香港带来机会无限，但亦只惠及金融、专业服务和科技创新等精英。如何让每个香港人都能分享到城市发展的红利，令香港成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活力之城？请看下篇报道：双循环．四｜以产业规划破结构矛盾 港方迎凤凰涅槃
此为“双循环与香港”系列报道三之四。想了解双循环经济之下，香港有哪些危机，又如何“化危为机”？完整报道请看：
上文节录自第260期《香港01》周报（2021年4月12日）《再陷疫苗战场 港版“疫苗护照”如何落地？》。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