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仔竟“贴钱炒自己” 取消强积金对冲不容再等
新冠疫情持续至今已一年，本港经济每况愈下，各行各业都难免受波及。其中，建造、旅游、零售、住宿及膳食等行业更有如步入漫长寒冬，迎来结业潮。政府统计处最新录得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为6.6%，失业人口高达24.58万。遭遇裁员的打工仔不但无法获得政府针对性的失业援助，更因强积金对冲安排，竟要“贴钱炒自己”，而原有时间表中订明于去岁提交议案的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或被押后至下届立法会。三年又三年，还要打工仔等多久才取消强积金对冲？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参与了强积金从1995年立法到2000年开始实施的全过程，并曾于1998至2007年间担任强制性公积金计划咨询委员会主席。他明确指出，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的设计初衷，即是作为打工仔的退休保障。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社会已就制订一套养老制度展开广泛讨论。”周永新回忆道：“当时，我与其他劳工团体参与运动，呼吁政府成立中央公积金。”所谓中央公积金，是指由政府公营调控消费基金，解决职工的退休及养老问题，典型例子如成立于1955年的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经过多次改革，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已发展为向社会成员提供养老、医疗、储蓄等保障项目的社会保险制度，其覆盖范围包括公共及私人部门的雇员及自雇者。
强积金对冲 政治妥协留下手尾
根据香港立法会秘书处编制的《香港退休计划的历史发展》文件显示，早在1966年，政府已就设立中央公积金的可行性展开研究。而在社会对养老保障呼声高涨的八十年代，立法局曾就中央公积金的设立展开讨论，但政府担忧此笔巨额款项或会受制于中央控制作投资用途，令财政、金融和外汇市场不稳，因而出现意见分歧，最终导致计划流产。
1992年，彭定康出任港督，并于1994年提出香港老年退休金计划，建议通过雇主与雇员强制性供款共计雇员工资3%，并由政府注资100亿港元作为资金，为65岁以上合资格居民每月发放金额约为工资中位数30%的退休金。在公众咨询期间，该项计划接获支持与反对意见各占一半。“一方面由于即将回归，中英联络小组的中方代表担心回归后香港政府要作出长期承担，因而比较抗拒这个方案；另一方面，彭定康的计划在立法局内也没有获得支持。”周永新认为，这是当局被迫放弃老年退休金计划的主要原因。
在老年退休金计划“流产”两个月后，1995年3月，港英政府向立法局提出强制性私营职业退休保障制度的动议，并于6月提交设立强积金法案。7月，立法局通过了《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可谓神速。
“在最初讨论强积金方案时，并没有对冲的安排。”参与制定强积金计划的周永新忆述：“为什么最终会有这样一个安排？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妥协。”周永新认为，由于港英政府急于在主权移交之前制定一套退休保障制度—这是英国对待殖民地的一贯做法，因此，通过允许对冲，让利商界，以换取由商界话事的立法局支持强积金方案通过。
什么是对冲？根据《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受强积金制度涵盖的雇员和雇主均须定期向强积金计划供款，双方的供款额均为雇员有关入息的5%，并受限于最低及最高有关入息水平，累算权益至计划成员年届65岁退休年龄方可领取。不过，当雇员被解雇时，雇主须发放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长服金），可从雇员强积金户口中雇主供款部份及其累算权益抵销，抵销金额的上限为39万港元。此举延续了遣散费和长服金分别于1974年和1986年引入《雇佣条例》时，雇主可从其同比资支付的酬金或公积金抵销的制度安排，减轻商界的负担。然而，对于雇员来说，这意味着遭遇解雇时，竟要被迫预支自己的养老钱来为眼前的困境埋单。
三年又三年 取消对冲众说纷纭
自2000年强积金开始实施后，批评对冲安排不合理且剥削劳工的声音便不绝如缕。2012年，梁振英在竞选政纲中提出，“逐步降低强积金户口内雇主累积供款权益用作抵销雇员长期服务金及遣散费的比例”，并于2017年卸任前一星期划线取消强积金对冲方案，将烂摊子丢给了林郑政府。
2018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于《施政报告》中承诺将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并在修例后两年实施。同年，政府分别于5月和11月发布了取消强积金对冲的初步构思和最终安排。最终版本的方案延续了梁振英政府提出的划线方式，即以实施日期为线，在实施日前，雇主供款部份及其累计权益仍可用于对冲，之后的部份则不可用于对冲。方案要求每个雇主开设专项储蓄户口，按雇员月收入的1%供款，直至达到雇员年收入的15%，用于支付遣散费或长服金。
同时，政府承诺将采用两层资助的方式帮助企业度过过渡期，第一层资助为十二年，第二层资助为二十五年，并将初步构思中172亿元承担额大幅增至293亿元。方案列明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时间表，即于2020年向立法会提交赋权法例草案，于2022年本届政府任期内获得通过，并于法例通过两年后—即2024年实施取消“对冲”。
然而，2020年11月，劳工处回复媒体查询时承认，由于立法涉及复杂事宜，须对多条现有法例，包括《雇佣条例》、《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职业退休计划条例》等作出修订，且要订定新的法例以实施相关的配套措施；加之现届立法会延任一年，故此，计划向下一届立法会提交取消强积金对冲修订条例草案。
港九劳工社团联会秘书长周小松直言，担忧政府“走数”。他分析道，如果延后到2021年10月提交法案，则距离现届政府任期结束的2022年6月仅剩下八个月，“其实也并没有为法例通过争取到任何时间。”他说。
周小松认为，现在的方案是经过商讨与让步难得形成的共识。他解释，对劳工界来说，作出的最大让步是同意以“划线”的方式实施，即“既往不咎”，实施日前雇主供款的部份仍可用于对冲长服金及遣散费。“这样的方式对接近退休年龄、可能在五到十年内退休的职工来说，是毫无得益的。”周小松说。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让步，是为化解商界对于取消强积金对冲的反感。自由党党魁、立法会议员钟国斌坦言，“如果把强积金对冲安排视作政治妥协，是不是说明政府从一开始就在欺骗商界，计划好未来会出尔反尔？”
他指出，早在强积金法例出台之前，许多雇主已自行做私营性质的公积金，用于储钱和支付雇员的遣散费及长服金。与政府商定后，商界作出让步，放弃公积金，转而参与政府的强积金计划，并同意供款雇员每月收入的5%，“这对雇主来说是很大的承担。如果不是政府一开始要做强积金，今时今日又怎会存在取消对冲的问题？”他质问道。
鉴于商界的强硬态度，劳工界选择让步，接受以划线的方式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从实施日从头开始算，就不能说是出尔反尔。”周小松说。
“政府要推翻二十年前对商界的承诺，取消对冲，商界也愿意接受。”钟国斌补充，但对商界而言，目前的方案远谈不上令人满意。“主要是因为太复杂。”他批评道，无论是划线的方式，还是第一层与第二层的资助计算，计算方式都非常繁复，导致雇主无法清楚自己要负担多少。
令他费解的是，为何政府如此固执己见，不愿采纳商界提出的“基金池”方案：以没年期限制的基金池形式去支付相关开支，按2017年全港工资总和6,000亿元作基础，每年商界整体集资1%，即每年有60亿元在基金池以投资方式滚存。
“较之罗致光的方案，（基金池方案）可以取消对冲，令劳工界接受，且简单明了，商界也看得懂，政府投入的资金也少很多。罗致光所谓的道德风险并不存在。”钟国斌分析道，“反之，我预测罗致光的方案一旦实施，立即会出现埋单潮。为什么？老板看不懂新的方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和所有员工完成现有合约，对冲之前的钱，再去签新的合约。这其中才存在风险。”
综合上述原因，在他看来，如果政府强推“最终版本”的取消对冲方案，商界一定会对抗到底。
不过，如果政府真的延后提交议案，乃至不能在本届政府内通过法例，那么，下届政府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案、甚至还会不会取消对冲，目前都未有定论。
“比如林郑政府推翻了梁振英时期提出的方案，重新规划，那么，下届政府的取消对冲方案可能又要从头商讨。而最坏的后果是，下届政府可能完全不去做这件事。”周小松说。
对劳工界而言，如果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不能完成立法，那么，政府不但没能履行承诺，也会使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
上文节录于第250期《香港01》周报（2021年1月25日）《打工仔竟“贴钱炒自己” 取消强积金对冲不容再等》。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