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积金无法保障退休生活 养老又靠政府保底埋单？
新冠疫情持续至今已一年，本港经济每况愈下，各行各业都难免受波及。其中，建造、旅游、零售、住宿及膳食等行业更有如步入漫长寒冬，迎来结业潮。政府统计处最新录得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为6.6%，失业人口高达24.58万。遭遇裁员的打工仔不但无法获得政府针对性的失业援助，更因强积金对冲安排，竟要“贴钱炒自己”，而原有时间表中订明于去岁提交议案的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或被押后至下届立法会。三年又三年，还要打工仔等多久才取消强积金对冲？
自由党党魁、立法会议员钟国斌强调，疫情持续一年，香港百业凋敝，结业潮、裁员潮接踵而至，此时如果政府坚持强行取消强积金对冲，无疑会打击商界的信心。而周小松则持不同观点，认为即便按照原有时间表推进，新方案也将在2024年才实施，彼时经济情况未必不理想。较之当前的经济状况，他更担忧一旦本届政府立法无望，一拖再拖，将为香港社会留下隐患。
“从短期影响来说，政府此次押后提交法案，就在向商界传递不好的信号。”周小松解释，近日押后法案的消息传出以后，许多雇主表示，以香港目前的经济状况而言，推进取消强积金对冲，会对雇主造成额外压力，绝非最佳时机。“那么，政府这样做会不会造成法案真的要上立法会的时候产生变数？是否会造成商界更强的反弹？这是要考虑的。”
而从长远的角度来说，作为劳工退休保障的重要一环，强积金若不能取消对冲，则香港当前面临的养老问题只会恶化。
根据政府资料，每年有超过30亿元雇主强积金供款累算权益用作对冲，而截至2020年6月，用于抵销遣散费与长服金的申索总额约为490亿元。单在2018年，有48,100名雇员强积金户口用作对冲，涉款高达43.95亿元，而平均每名被“对冲”雇员的强积金累算权益减少约91,300元，平均占相关雇员账户结余的50%，占相关雇员账户中雇主供款部份的89%。
“意思是说，雇员户口中的雇主供款部份，在39万元的限额以内，基本都会被对冲完。”周小松算了算，按照积金局的数字，雇员户口中被对冲的户口达九成，其中雇主供款部份被冲掉九成。只有60岁左右被解雇，拿到一笔长服金后不再继续工作，才相当于退休后拿到强积金中储蓄的退休金。其他情况下，大部份打工仔户口中雇主供款部份都会被冲完—毕竟一般打工仔累计不到39万元的对冲上限。“加之高昂的行政费用等问题，如此情况下，又怎么能指望通过强积金给市民带来退休保障呢？”他问道。
2005年，世界银行发表《21世纪老年入息的支援—退休金制度及改革的国际视野》报告，提出五根支柱理论，即通过五种不同支援为长者提供经济保障。其中包括：零支柱—即毋须供款的基本退休金计划，由国家出资，目的是为老年人提供最低程度的保障，如香港设立的综援、生果金、长者津贴；第一支柱—与收入挂钩的强制性公共退休金计划，该支柱在香港缺位；第二支柱—与收入挂钩的强制性职业或私人退休金计划，即目前的强积金；第三支柱—对职业或私人退休金计划作自愿性供款，如自愿储蓄、强积金自愿供款等；第四支柱—非财政支援，包括可取得的非正规支援（如家庭支援）、其他正规社会保障计划（如医疗护理及房屋），以及其他个别金融及非金融资产。
周永新主导的《香港退休保障的未来发展》研究报告中指出，以世界银行五根支柱理论来评估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的健全程度，存在以下问题：零支柱提供的保障不足，并缺乏第一根支柱；而作为第二根支柱的强积金替代率过低，管理费偏高，以及一笔过形式支付，使退休人士须自己承担寿命比预期长及退休金投资错误带来的风险，无法有效保障退休生活；而人口老化和传统孝道观念的弱化，亦会冲击第四根支柱的支撑作用。
可见，香港养老保障制度本就跛足，而强积金的对冲安排更加重了香港人的养老风险。“如果不能有效扭转这一局面，最终的结果就会是香港大部份人的退休生活，都变成了政府保底埋单。”周永新说，“退休时，大家手里的钱有限，等到六、七十岁没有钱怎么办？只能找政府帮忙！”
根据《2019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香港共有135.21万长者，其中贫穷长者数目及贫穷率分别为391,200人及32%。目前，香港有41.6%的长者申领长者生活津贴，19.7%申领高龄津贴，9.9%申领综援。周永新指出，若不能完善退休保障制度，政府须承担的养老责任只会愈来愈重；同时，香港人退休后无法安享晚年、仍要出外工作的状况也不会得到改善。
“从土地房屋，到年轻人的出路，再到养老政策，政府正在埋下各种隐患，令市民累积怨气。”周永新感慨：“2019年的社会运动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参加？根本原因在于炸弹一直埋在这里。现在不做好全民退保（计划），对冲也不能取消，香港人的退休保障可以说是濒于崩裂。问题愈积愈多，社会什么时候才会稳定呢？”他问道。
劳工乏保障 政府理应及早反思
“在香港，劳资长期不对等，因此，在保障劳工权益方面，政府应更加积极有为。”周小松说。他以欧美的集体谈判制为例，指出当工人集体能与雇主就工资及各项福利进行谈判时，便能更好地保障自己的权利。“但是，在香港，工会势弱，没有与雇主平等谈判的法律保障。你让工人和雇主去协商工资，雇主往往会说，你不满就别做，没人强迫你。对工人而言，当我对待遇不满，不愿接受时，代价就是要放弃一份工作。这就是不平等。”他解释道。
周小松以最低工资保障为例说：“虽然最低工资还是很低，但已经是近二、三十年来最大的进步。即便今年冻结，即便经济再差，麦当劳请人也要每小时37.5元。如果没有最低工资，麦当劳请人可能只花15元。”他指出，当劳工势弱，政府须出面干预，促进社会公平。
不过，港府至今囿于“小政府、大市场”的管治思路，言必称“行之有效的资本主义制度”、奉行“自由市场”，实则是在推卸保障劳工权益的责任。
“资本主义制度究竟是不是行之有效？我们需要反思。”周永新分析道，现在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包括香港，都已出现很多问题。“其一是商界话事，或导致决策脱离群众。其二是政府承担有限。我曾参与基本法筹备委员会和特区政府筹备委员会，当时曾讨论政府开支最好不要超过本地生产总值的20%，这就造成政府缚手缚脚，不敢做事。其三则是从收入到机会的不均。”
“不是说我们因此要放弃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说我们要变！”周永新指出。而具体到劳工权益方面政府如何作为，他与周小松都认为，政府须扮演的角色绝非一味注资让步，而是要以更积极的步伐推动社会改革。
“比如十四星期产假由政府出钱，”周小松说：“是不是以后所有改善劳工权益的费用都由政府负担呢？这是一个不好的趋势。 ”他忆起在劳顾会商讨问题，雇主代表直言“政府给钱就好”。“如果形成这样的习惯，资方就不会让步，总是要求政府出钱—政府的钱从哪里来？不也是纳税人的钱吗？我们也不希望用纳税人的钱来补贴雇主。”
回到取消强积金对冲，他进一步强调，强积金制度和遣散费及长服金是在不同层面保障劳工权益，究其根本都是雇主应尽之责，取消对冲本就是正本清源。而政府要做的，不是帮助雇主分担责任，而是更加主动地提出劳工保障措施，并积极推动。“但是，近几年政府本身比较弱势，我不知道是说服不了雇主，还是不愿意去做，导致劳工法例的改善停滞不前。”周小松扼腕道。
上文节录于第250期《香港01》周报（2021年1月25日）《打工仔竟“贴钱炒自己” 取消强积金对冲不容再等》。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