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累了】香港的运气已消耗殆尽
十六年前，时任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总干事陈文鸿已发现香港经济结构暗藏危机，故撰文建言推动结构转型。到了今年，当政治动荡与新冠肺炎疫情揭开香港最深层的结构矛盾之际，政府却依然无动于衷。陈文鸿眼见香港走向预言中的失落，在网志中写道：“香港的运气已自我消耗殆尽，今后再不振奋努力，便会变成深圳的一个区。”陈文鸿寄望中央推动香港结构转型。
年届七十的陈文鸿一直尽一己之力推动香港经济变革。他由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香港多间大学执教，主张香港不能过度崇尚英美经济体系，必须根据自身情况和区域发展，摆脱过往那种路径依赖，方能达致范式转移； 2016年卸下理大教职后，陈文鸿翌年转战私立院校珠海学院成立一带一路研究所，希望为香港经济转型开辟新途径。为什么他对香港经济困局念兹在兹？为什么不能依赖西方经济体系？我们到底面临多严重的问题？
谈制度：自由市场终局非“自由”
“资本主义制度不等于自由市场经济。”现任珠海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陈文鸿叹道，迷信自由市场的“无形之手”未必能带来经济运作的“高效率”，但特区政府却一直鼓吹“小政府、大市场”、“积极不干预”等自由主义经济理念。
“自由市场经济的效率一定低！”陈文鸿一语道破政府的盲目崇拜，“市场经济内的自由流动会发展成为垄断，垄断的效率怎么会高？”他指，所谓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绝不是真正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就算不受政府干预，也会受垄断财团的干预。如今香港的资本主义正面临《资本论》中所言的“结构性矛盾”：资本家垄断生产资料，市民无法独立生产，其剩余价值只能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以土地这一生产资料为例，单是恒地、新地及新世界这三大地产商的农地储备总和便达800公顷，而据政府《2030+》规划的保守估计，香港长远只需560公顷公营房屋用地。
政府迟迟不动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土地，导致公营房屋供应严重短缺。本届政府上任前许下解决房屋短缺的承诺，过了三年仍未兑现。一般申请者和长者一人申请者的轮候公屋时间更创二十一年来新高，达5.6年和3.3年。陈文鸿批评特区政府非但不打击地产霸权，还要拟订政策去帮助财团：“政府提高按揭率、削私楼比例，根本无降低房屋价格。私楼供应不足，价格继续飙高。”对于今年死而复生的“明日大屿”计划，他认为中短期内无法带来改变：“‘明日大屿’要整整十年！那就是说，这十年之前，地产商可以随便玩！”
“行业发展到出现垄断，就已无自由贸易的存在了。”陈文鸿批评道。地产商放租所累积的资本更形成跨行业垄断，以李氏家族为例，长实、长和集团坐拥多间私人楼宇，且配套自家物业管理和旗下零售商店，集团更参与电力、物流、电讯行业。在“地产霸权”下，无论是住房、工作、生活，市民根本没有选择，不过是给不同财团“打工”，谈何自由？
“全球奉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没有一个像香港这么‘自由放任’。”陈文鸿指出，就算如北欧等发达经济体，都会存在“政府干预”，因“资本主义制度亦有道德考量，需要政府调控”。他又举例，如今欧洲、美国、中国内地都在反垄断，而香港到2015年《竞争条例》才生效，不止落后于时代，规管范围也只限电讯行业，“解决不了地产垄断的问题。”
谈产业：疫情揭示脆弱结构
疫情持续一年，裁员潮、失业潮频现。政府多次动用公帑试图“保就业”，却无力阻遏失业数字继续上升。疫情揭示的，是香港常年积弱的就业结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受本地土地、人力成本上升影响，香港厂商将工业（第二产业）大批转移到内地，而资金就留在香港；由于政府维持不干预政策，香港直接转型为以地产、金融等服务业（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金融、地产的蓬勃发展导致就业结构失衡。陈文鸿说：“金融行业产生的就业岗位有限，就算是金融科技也一样。”据香港统计处数据，2018年，金融服务行业占本港GDP近两成，但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足7%。同时，失去工业又令社会流动受阻，社会中层空心化。“工业有个重要的作用是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催生中产。”陈文鸿指，失去工业导致中产阶层“下流化”，只能从事低端服务业。
在过去一段时间，大批被迫“下流化”的低端服务业从业员受反修例运动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夹击，无奈失业。据政府统计处的数据，11月份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行业曾工作失业人数达5.8万人，整体行业失业率达10.1%。
新加坡亦曾经历经济结构转型，但新加坡政府以产业政策指导经济。陈文鸿建议香港学习新加坡，比如，新加坡每十年会有一个“十年经济发展计划”；期间还会制定两个“五年计划”，因应时势，检讨、更新发展策略。在政府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之下，新加坡的工业走的是“产业升级”路径，从劳动密集型升级至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靠提高工业生产力来刺激服务业的供需，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就算新加坡的经济体量已步入发达经济体多年，工业依然占其GDP约两成四（见图）。
相对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令新加坡能从容面对诸如疫情的“黑天鹅”。新加坡今年第三季失业率为3.6%，比上年同期仅增加1.2个百分点。反观香港，11月的失业率达6.3%，比上年同期增加2.9个百分点，失业人数已是上年同期的翻倍。
谈发展：港已丧失龙头地位
新加坡保留两成四工业，更是看到了工业在支持科研创新方面的重要价值。现时新加坡的优势产业如生物医药、电子工业、石化工业全由传统工业升级而来。反观香港，失去工业后，国际竞争力亦日渐衰退。“没有工业就没有科技发展。”陈文鸿解释道，现代经济体的增长是以科技为核心的，而工业是产生知识和科技的地方，“你看DJI（大疆创新）就知，本来是香港出来的东西，却搬到珠三角去了。”
香港的邻居深圳更是一个依靠科技带动经济“超车”的榜样。今年是深圳成立特区的第四十年，其GDP由最初的1.1亿美元发展到如今的3,915亿美元，一举反超香港。深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得好，中央政府就送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作为大礼，赋予深圳“大湾区核心引擎”的地位。面对深圳的急起直追，特区政府不但不反思，特首还轻描淡写道：“不介意深圳GDP超过香港。”香港人怎么可能不介意？
早在2004年，陈文鸿就发现香港的经济结构存在隐患，并开始力推“结构转型”—“将既得利益者和本地人才淘汰，重新洗牌。”陈文鸿当时撰写《结构转型与香港的产业政策》，以文“敲钟”，指出政府若保持不干预，现有结构下的既得利益者根本不会自发推动产业转型。“警钟”敲了十多年，陈文鸿看透，结构转型不可能指望特区政府，因政府“太软弱”，更没考虑香港的未来：“富商、高官拿着外国护照，根本不当自己是香港人，不考虑香港的发展。”以“抗疫”为例，“整个政府都是离地的，一味以英美思维为主，内地的成功抗疫模式却不学，抗疫抗到一塌糊涂！”
商界霸道，政府软弱，那结构转型还有谁能推动？陈文鸿干脆地回答：“靠中央政府！”他两年前接受《香港01》访问时就预言，香港未来只能“等危机出现，等中央出手”。现时回看，预言已成事实：《港区国安法》出台、立法会议员被DQ、特首北上学写《施政报告》、抗疫失败求救于内地卫健委等。记者问他，若推动结构转型、重分蛋糕带来社会“阵痛”，怎办？他反问：“现在香港痛不痛？”
上文刊登于第246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2月28日）《香港的运气已消耗殆尽》。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