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累了】情绪问题陷危机边缘 社会创伤谁能愈合？
香港在短短两年之内，先是经历反修例风波的政治动荡，后又备受新冠肺炎疫情困扰，期间还夹杂着诸如经济大衰退、失业率飙升、《港区国安法》、立法会延期等等令市民焦虑不安的事件。在这特殊悲观的环境下，深受“创伤”的香港人，应该怎样才能抚平心情？当特区政府无所作为，心理医生、前线社工、心理辅导人员等专家的工作量无疑大增，但当社会情绪不断起伏，作为“医者”的他们难免受挫，又该由谁来医治？
“觉得香港好陌生，我不认识香港了。”社工林融芝形容，在过去两年的社会事件里，无论是支持或是反对政府的人，他们心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陌生感”，这种情绪困扰其实是一种“集体创伤”。
“对未来的焦虑，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不断累积，慢慢变成一种精神困扰。”社工巫志威和林融芝长年从事心灵创伤社区支援工作，在他们看来，现时香港的情绪问题不容乐观，旧的问题还未“消化”，又有新的问题出现，“很难帮人处理。”
他们两人担起了香港明爱“心命种籽”的整个计划，除了要处理一个又一个的“创伤”求助个案以外，还会定期举办讲座和工作坊，旨在提高社会大众对于创伤的关注和理解，同时也希望为经历创伤的人士提供适切协助。他们坦言香港本来已不太关注情绪健康，去年爆发反修例风波无疑是“雪上加霜”。
信任危机 阻碍求助
“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创伤。”计划的团队主任巫志威解释，创伤可以是单一事件引发的，也可以是重复性事件造成，比如每天回到家，都要面对家人在语言或肢体上的粗暴对待，而个人情绪没有办法适应这种长期压力，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创伤，影响个人对关系的理解。
“社会事件（反修例风波）其实是将社会和个人埋藏已久的问题、状态和情绪暴露出来，从而造成二次创伤。”他们坦言，经历一年多的社会事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早已疮痍满目。林融芝形容，互相的不信任令受情绪困扰人士更难踏出寻求协助的第一步，她发现这种状况明显增加，“都不知道你会怎样对待我。”
反修例风波发生以来，他们需要跟进的个案和工作愈来愈多，但疫情对他们的影响远超预期，要重新适应社会问题和疫情期间的“新常态”。不难想像，在疫情爆发之前，社会事件所引发的家庭矛盾仍能够利用职场和校园来避开冲突，而疫情迫使所有人减少出外，家庭内部的问题反而愈来愈多。巫志威指出，因意见不合、成长经历不同，家长往往无法与子女有效沟通；相对地，年轻人未必能够适应家人的状态，其中又会引发更多的创伤问题。他指出，在这段期间，家长的求助个案反而有所增加，“但整个（支援）服务都在收缩，大家都在适应一个环境，不能够面对面接触个案，以前的讲座和工作坊都要搬到网上。”
“医者”医人 仍能“自医”？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和疫情带来工作模式的变化，都令他们百上加斤。而作为社会的一员，他们同时承受着社会事件所带来的“集体创伤”，以及作为一个“医者”的情绪压力，林融芝也坦言，“不可能脱离社区去生活，如果没情绪就一定是假的。”
而疫情所带来的网上转型，又让她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和充满焦虑感，如何更有效地传达社会支援信息和对应社会需要，是她需要处理的众多难题之一，“有时开网上讲座，问问题却没有反应，不知道他们是否在听。”
同时，自社会事件所累积而来的信任危机，也让他们需要花费更长时间和精力、隔着屏幕与服务对象建立关系。巫志威留意到，不论成年人还是年轻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感觉愈见疏离，有很多犹豫和猜忌阻止求助者坦率表达情绪，令他们更难与服务对象建立关系，“以前需三节时间，现在可能要六至七节，才能够进入下一阶段。”
“没有情绪的话，做不了社工。但如果你连自己的情绪都害怕（面对），更没办法令人打开心扉，放心分享。”林融芝坦承，适应社会的“新常态”和应对情绪压力已令她筋疲力尽，但她知道要保持专业，“确保我不会把我的情绪投放在工作上。”
矛盾不解 “创伤”难清
其实，工作节奏急速、精神状态长年“绷紧”，一直都是香港人的生活写照。但在个人压力以外，先后爆发的社会运动和仍在延续的新冠疫情，就让长期在精神健康状态及格线上挣扎的香港人陷于焦虑等情绪之中。香港大学精神医学系青年健康研究小组于今年8月6日发表关于社会事件与疫症下的创伤和抑郁症状风险调查，在2至7月期间有11,493人参与评估，当中有40.9%人有中至高度的创伤后压力症状（PTSD），同时，有近73.7%人出现中度至严重抑郁症状，36%的人同时出现两种症状。调查更清晰地指出，随着社会事件和疫情爆发所带来的压力不断累积，港人的情绪问题慢慢被推向危机边缘（见图）。
“现时有太多未知数，每日看新闻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林融芝指出，现时香港社会充斥着各种的焦虑与不安情绪，源于社会事件和疫情的不确定。
“其实我们能做的事不多，除了帮助（个案）提升心理韧性去面对问题以外，也只能够做到这一步。”巫志威认为，相比其他个案，与反修例相关的个案更难协助求助者重建对生活的盼望、对人的信任和联系。事实上，无论社会运动还是疫情，一直颠覆香港人既有的价值观和认知，在这种不确定性之下，市民对社会、对未来的期盼自然会下跌。
可是，当持续了大半年的反修例风波因新冠疫情爆发而逐渐平息，表面上的平静只不过是将社会情绪深埋其中，这一段“伤痛期”早已为港人留下不可磨灭的“集体创伤”。即使《港区国安法》出台，填补了香港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长年缺口，但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不解，市民对生活的焦虑仍然没有喘息空间，香港又如何能“稳定、繁荣、向前”？
疫情过后 打回原型？
“疫情只不过是将公众的焦点由社会事件转移（shift）。”对林融芝而言，疫情并非香港的“休息期”，香港社会的出路还在于重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信任。而作为关注心灵伤创的前线人员，她明白自己能做的始终有限，只能利用有限的精力和时间帮助不同求助者梳理情绪，让他们与创伤“共存”，这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但更重要的是，她认为政府应想办法减低社会现时的“不确定性”，“如果（生活）计划都不能推行，不安只会不断增加，政府需要想尽办法处理。”
当然，力争疫情“清零”和让社会回复稳定是刻不容缓的事。然而，即使社会从疫情中恢复过来，迎接市民的是否仍是那个资源分配不均、政府未有充分运用“二次分配”权力来达致经济公义的香港？等待年轻人的，是否仍是那个产业结构单一、阶级固化，只能依靠金融市场投机炒卖才有机会实现“上流”的香港？贫富悬殊日益严重，基层市民承受房地产价格及通胀带来的压力，连最基本的生活尊严都难以维持。如果香港政府仍盲目相信依靠整体经济增长以惠及低下阶层的“滴漏效应”，忽略了累积多时的社会深层次问题，香港社会的“创伤”只会愈埋愈深。
“之后会变成点，真是无人有水晶球。”巫志威形容。
上文刊登于第246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2月28日）《社会创伤谁能愈合？》。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