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义论》罗尔斯看帝国主义
最近再常常听到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名字。从广义上来说，当现实政治欠缺出路，人们回归更根本的思考，冷门的哲学讨论遂成热点议题。从狭义上来说，现代政治制度乃基于人类文明的一些基本原则，但在现实中这些原则已被全面动摇，人们亦难免要质问政权的存在究竟理据何在。可惜的是，罗尔斯并不一定带来更清晰的思考；尤有甚者，他极可能已构成严重的误解。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罗尔斯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奠下了福利资本主义的原则，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基础。其实罗尔斯本人并不这样看，到了晚年更为此深感悔疚。不过，在他临终前出版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被认为是欠缺严谨的不入流之作，其重要性遂长期遭受忽视。
正如学者埃德蒙森（William Edmundson）近期指出，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假设生产资本的私有产权，以及由此衍生的经济不平等，乃是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现实。因此，只要社会最底层公民得到最大保障，并且享有机会平等和选择职业的自由，则社会制度仍可被视为公平。“正义两大原则”以自由为优先，但兼顾到机会的平等和差异，评论者难免将之和福利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而引起混淆的责任在于罗尔斯本身。
直到三十年后出版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罗尔斯从抽象的原则，进一步延伸讨论具体的政治制度。他才开宗明义反对福利资本主义，并指出它不能符合“正义两大原则”。同样不符合的还有放任自由资本主义和一党专政的国家社会主义。相反只有“资产拥有民主制”（property-owning democracy）和“自由民主社会主义”，才是合乎正义的政治制度。
埃德蒙森进一步指出，罗尔斯反对福利资本主义，在于它未能体现公民之间作为平等互惠的个体，并对公平的机会平等掉以轻心。它又不能、甚至没有致力保证，公民在履行政治自由时获得公平对待。相比之下，罗尔斯构想中的资产拥有民主制，直到近年才获得学术界较多关注。在现实层面上，近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以及英国工党前党魁科尔宾，亦曾在政纲中提出过类似的主张。
资产拥有民主制仍容许生产资本的私有产权，但就不容许这类资本过度集中，强调生产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应分布更广泛。正如学者奥尼尔（Martin O'Neill）指出，罗尔斯式的资产拥有民主制应同时符合以下三项条件：一是生产资本更平均地由广泛公民拥有；二是防止资本的优势能通过跨世代继承；三是防止资本的优势蚕食民主政治。罗尔斯倾向否定福利国家，正是基于它无法满足上述三项条件。
为何资产拥有民主制更能达致“公平即正义”？奥尼尔进一步指出，社会经济环境若能提供参与的机会，让人能善用潜能创造美好生活，并能与其他人建立具建设性的社会关系，将构成罗尔斯看重的“自尊的社会基础”。只有通过适当的经济组织模式，例如令生产资本的拥有权更平均地分布，才能确保公民对自主性拥有“活生生的观感”（lively sense of their own agency），并减少由于权力和地位不平等造成的伤害，这正正是福利资本主义无法达到的结果。
在厘清了晚期罗尔斯的观点之后，再谈谈我对这些观点的看法。我相信这些观点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提醒我们不能片面地理解政治制度和政治自由，必须把它放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环境看待。假如我们对社会经济不平等加以轻视，最终它会反过来蚕食政治制度，以至连最基本的政治自由也无法获得保障。假如我们仍不断放大“自由原则”，有意无意忽略“差异原则”，到头来只会自食其果。
无论在民主和非民主的国家，这些现象其实同样显而易见。在民主国家，垄断资本的力量不断坐大，以至全面操弄民主政治于股掌之上，对西方式议会民主已构成严重威胁。相反在非民主国家，威权统治的力量过于膨胀，反过来整治垄断资本的力量，进一步令威权体制得到巩固。无论在民主和非民主的国家，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结合，正构成“金权—威权政治”的尚佳土壤。
其实只要看看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争取自由民主的呼声空前高涨，营营役役的生活还不是要继续？对政权纵使有万般的义愤和怨恨，明天还不是要乖乖上班去？与此同时，垄断资本亦不再构成制衡的力量，反而全面地被威权体制吸纳，形成滴水不漏的管治同盟。哪怕是面对全面性的管治危机，仍可装作视而不见，依然故我。过去一年关于“颜色经济圈”的讨论，正是指出了问题的重点，但从认知、共识到长期实践，仍有多少艰辛漫长的路？
当代“金权—威权政治”有何重要特征？更会造成什么影响？有关详情请阅读《香港01》周报电子刊全文。
（节录）
上文节录自第244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2月14日）《从罗尔斯看帝国主义》，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
【封面报道】是时候正视“双重国籍”问题 建“中国香港公民”身份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