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专制的巨灵” 让民主体制有效运作？
自2月中开始，中国各地陆续引入健康码制度，要求所有人通过微信或支付宝的APP，登记真实姓名和住址，并交代过去14天行踪。所有人出行必须出示健康码，并记录曾到访的地点，借以识别国民的肺炎感染风险。如果系统判断这个人没有被感染的风险，就会在手机上显示“绿码”（绿色QR Code）；如果系统判断有被感染的可能，就会因应程度显示“黄码”或“红码”。出入社区、商场或公共场所，都必须出示手机上的“绿码”，才可通行。
在香港或其他地区，只有具感染风险的人才会被要求隔离和受监控；但在内地，健康码却适用于所有人。这种对自由社会来说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内地却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它是否更有效防范疫情散播呢？现阶段看来确有其成效，通过国家机器自上而下的集权统筹，防疫策略似乎较自由社会来得全面和到位。
然则，集权体制是否更能防御各类型的大型系统风险？目前似乎言之尚早，尤其是资讯透明度偏低，甚至有刻意隐瞒事实的倾向，令集权体制的弱点往往在危机管理上突显出来。在自由社会，起码从理论上来说，只要每个人均能取得充足的资讯，便能通过自身选择作出最佳决定，实在毋须国家过度介入个人生活，代替我们作出各种各样的决定。
无论如何，关于个体和集体的界限、自由和效率的争论大概仍会不断继续。经过了二百多年的发展，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看似很成熟，但可能只是一个脆弱的平衡。在近期热门的《自由的窄廊：国家与社会如何决定自由的命运》（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一书中，经济学家戴伦．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和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森（James Robinson）力图论证的，正是国家和社会之间达至权力均衡的困难。
正如书中的附图（见上图）所展示，国家力量发展过度，社会力量发展不足，便会形成国家机器“专制的巨灵”（套用哲学家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经典概念），人民无法享受被应许的自由：但作为铜币的另一面，假如社会力量过于膨胀，国家力量发展不足，则只会出现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局面。国家和社会力量必须恰到好处地平衡，才能产出“受约束的巨灵”，即自由民主体制有效运作。
作者把这脆弱平衡称作“自由的窄廊”—进入廊道的路径不容易，进去之后也有极大机会溢出。廊道之所以窄，是因为脆弱的社会力量，根本无法和强大的国家力量相提并论；更严重的是，就算社会力量被动员起来，也要发展得恰到好处，否则很容易又会落入国家效能不彰的困境。国家和社会力量皆过犹不及，以至廊道极为狭窄，人类自由极难确立。
不过，问题还有更加复杂的一面。看了《自由的窄廊》，不期然令我想起，早前Kate Raworth出版的《Doughnut Economics: Seven Ways to Think Like a 21st-Century Economist》。书中套用“冬甩经济”来比喻经济发展的临界点，与“自由的窄廊”仿佛如出一辙。尽管前者探讨的是经济议题，与后者探讨的政治议题迥异，当中却隐含着极为重要的关联。
按照Raworth的观点，经济发展受制于生态环境的极限，若超出地球资源的承载力，便会构成无可挽回的生态危机—在相当程度上，疫情失控正是这个生态危机的缩影。但经济发展同样存在另一下限，开发不足便会影响人类基本生存条件。因此具备可持续性的经济规模，只能存在于一条狭窄的“冬甩经济”之上。若换上另一种表述，那其实亦是一条“可持续性的窄廊”。
为何冬甩经济脆弱的均衡同样难以达至？这和资本主义体制先天的不稳定性至为相关。资本累积乃依赖经济活动不断扩张，发展速度稍缓，也大有可能构成系统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经济发展速度过快，固然容易构成市场力量的失控；但作为铜币的另一面，经济发展势头一旦减弱，同样很有可能将市场拖垮。
“自由的窄廊”和“可持续性的窄廊”对人类现代文明的挑战已够巨大，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更大的挑战乃在于两条窄廊难以同步配合（synchronized）。也就是说，即使一个社会能维持在“自由的窄廊”，也很可能无法达至经济的可持续性；相反亦然，一个社会即使能进入“可持续性的窄廊”，却不一定能够同时满足自由社会的条件。
从传统经济学的教条（包括艾塞默鲁和罗宾森二人的观点）出发，国家力量过大是窒碍经济自由发展的主要因素；但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看来，现实的情况却可能刚好相反。无论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国家机器皆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所谓的放任或自由经济政策，往往只是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为了歌功颂德编造出来的一堆“废话”。
也就是说，当某些社会成功确立“自由的窄廊”，副作用之一却极可能是经济过度开发，人们方才发现与“可持续性的窄廊”的路径并不一致，难以同步配合。例如在英国和美国等地，为了维持自由民主体制的有效运作，国家需在物质上尽力满足社会力量的期望，但这往往超出环境生态的上限。
以上观点过于抽象、不着边际吗？其实只需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即使在肺炎疫情未见缓和的情况下，仍急不及待要重启美国经济。路人皆见的显浅事实是，政治需要已完全凌驾社会经济的需要，争取连任的考虑势必带来过激的决定。美国国会通过历来最大规模的救市方案，巨额资源在其舞弄之下，势将成为总统选战中最有力的武器。
无论是共和或民主两党，均争相以巨额赤字预算作为主要政治注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列根时代开始，美国国债便不断向上飙升，至2008年金融海啸后达到失控水平，即使近年经济复苏，仍不跌反升。
在经济下行之际，华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经济向上之际，华府仍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试问如此这般的国家力量，经济上又怎可能具可持续性呢？
《香港01》周报特约撰稿人邹崇铭其他文章：
上文刊登于第212期《香港01》周报（2020年5月4日）《在过度与不足的窄廊上》，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