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令毕业生变“不幸的一代”？学者︰更影响年轻人对未来的想法
回望香港，Z世代学生正面对什么问题？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青年研究中心主任冯应谦接受《香港01》访问时，分享自己对Z世代学生在新冠疫情下的观察： “过往同学都喜欢‘走堂’，现在能够选择网上或面授教学时，所有同学都选择回校上课，课堂出席率之高，冠绝过往。”他将自己的授课经历娓娓道来。
对青年议题素有研究的冯应谦认为，新冠世代泛指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年轻人，当然也包括他在中大传理学院的学生，“新冠肺炎对他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论是学习模式、娱乐及日常生活等，例如刚才提到的实体与网上混合形式授课，正是学生及教职员都需要重新适应的模式。”
Z世代的大部份想法及价值观都是通过互联网建立，即使和身边人近在咫尺，也不一定面对面谈话，可能会选择以手机交流。疫情“新常态”下，更令大众反思昔日过度倚赖网络，有些人甚至对过多的网络资讯感到疲惫。冯应谦表示，学生因疫情停课改为在家学习，而且无法外游，反而增加了与家人沟通及共处的机会。
正如前文所言，世界各地Z世代面临失业问题，香港并没有因疫情较轻而幸免。不过，根据冯应谦的观察，16至25岁年轻人的失业率，在经济环境蓬勃时，大约是整体失业率的三倍，现时香港的失业率是6.4%，Z世代的失业率恰恰为20%，反映虽然整体年轻失业人口增加，却不全属疫情因素所致。
“疫情真正影响的，可能是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想法。与过往不同的是，他们现在不会想得太长远，因为周边环境急剧变化，大部份青年都只能有短期计划。”冯应谦说。
不过，即使是短期计划，在选择工作方面，新冠世代绝不是坐以待毙的一群。冯应谦以传播学院毕业生为例，“不少人选择自组公司，或以freelance形式承接广告、设计、写作等工作。因应新冠疫情，部份全职工作岗位消失，反映全职工作也不一定有很大保障。Z世代的灵活工作模式，也更恒常化。”
风险社会下的阶级分野
在官方制定防疫政策及定义“风险”时，决策过程往往未能顾及社会上的不同持份者，例如需要承担高风险的弱势群体。以Z世代为例，各地政府因应新冠疫情制订的防疫措施，名义上“权衡”各方利益，但不难发现的是，过程中引起很多年轻人反弹，尤其是剥夺了他们在校学习、寻找合适工作的机会。
对于无法找到工作，不少人归咎于个人能力不足。放在“社会学想像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的框架下，或会带来一些启示。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曾说：“如果一个拥有十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你一个人失业，那就是你个人问题；如果一个5,000万人口的国家，有1,500万人失业，那就是社会议题。”
不少年轻人在茫茫的就业市场内寻寻觅觅，或会认为自己因为没有经验、能力不足等原因而迟迟找不到工作。不少人力资源顾问亦推波助澜，力数年轻人的不是。然而，在全球年轻人失业率普遍是整体失业率的两至三倍的背景下，似乎这不单单是个别际遇、能力和性格的问题。
Z世代在疫情中应该如何自处？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的香港学生Julia Tse认为，新冠世代无疑是对他们整代人的标签，“实际上，很多25岁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同样面对难以找到工作的问题，绝非单单局限于现届毕业生。”
她表示，淡江大学是私立大学，因此不乏家境富裕的同窗，他们早在毕业前一年已获家人安排实习工作，毕业后更可正式转为正职。“有些拉丁美裔的同学拥有外国人的长相，较受英文补习学校青睐，能找到收入不错的教职。”
然而，防疫政策和经济活动息息相关，她分享台湾的例子，“台湾坚持对外封关，确诊数字一直较低，民间亦大致能维持疫情前的经济活动及日常生活。当然，不少台湾民间团体及海外学生组织反对当局推行严格的抗疫政策，但政府一直坚守措施，效果颇为显著。”
反观香港情形，她表示是个“死循环”，从第一波疫情至今，总是反反复复，每当防疫措施放宽，市民就相对松懈，再加上香港人口稠密，一旦有群组感染，就很难避免社区大规模爆发。（节录）
上文节录自第244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2月14日）《被盗去了时光 新冠世代疫境自强》。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
【封面报道】是时候正视“双重国籍”问题 建“中国香港公民”身份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