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生】含金量不足或成毕业生掣肘 向下游走竟是出路？
“毕业等于失业。”这句戏言对每位完成学业的毕业生而言绝不陌生。看似简单的一句话，每年都会被大学生拿来开玩笑，但没有人能预料，这句戏言竟成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魔咒”。究竟如何才能觅得一份稳定工作，免于沦为家庭经济负担，将成为他们毕业前，需要面对的最后一道考题。
承接上文：【毕业生】大学生求职难 重视青年工作的政府看得见吗？
向下流夺走低技术劳工机会？
然而，再说下去，马克却双眼泛红，声言从没想过在名牌大学毕业后也要担心沦为失业大军的一员。他向记者展示那份接线生的面试邀请，说到这份工作的要求只是中六毕业，泪珠沿着眼角流下。他坦言感到不甘，认为过去四年自己一直用功读书，成绩十分优异，惟毕业后却可能从事只需中六学历的接线生工作，“这份工作看起来没有前景，根本不是大学生应该做的。”他表明即使最终获得录取，也不会告诉家人，因害怕以往一直以他为傲的父母会感到失望。
大学毕业生“向下流”的情况其实一直存在，在产业过度集中的香港，不少大学毕业生往往无法找到与学历匹配的工作，尤其是硕士或博士毕业生，当遇上经济逆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时，问题便加倍恶化。面对愈来愈多大学毕业生可能加入竞争低技术工种，那些学历水平相对较低的劳动人口能否保住或找到工作？若情形持续，又会否对劳动人口结构造成影响？
对于这些担忧，叶兆辉认为是杞人忧天，坦言劳动人口结构不会轻易受影响。他举例指，即使有雇主最终选择聘请一名大学毕业生做接待员，亦会明白对方只是“骑牛揾马”，不会长留于此，自然不乐意投放资源进行培训。“毕业生有权选择工作，老板都有权选择员工”，故他相信雇主在招聘时更看重员工是否与工作“Perfect Match”（完美匹配），而非盲目凭学历定夺一切。
叶兆辉表示，每年都有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同时会有退休人士离开，整个劳动人口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他引述香港劳动人口结构的数字，指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劳动人口有50多万人，这班人将会陆续退休，而现时20至24岁的劳动人口只有约30万，远低于当时的水平。他认为，只要近年离开劳动市场的人口高于进入市场的生力军，而香港经济未至于出现严重萎缩，便会有足够的工作岗位供应给应届大学毕业生，故不用把情况想得过分悲观。
对于大学毕业生要从事低技术工种，叶兆辉认为这种做法未尝不值得支持，并指任何工作经验都是增值的本钱，不应轻易放弃。他指很多毕业生离开校园后未必会即时投入职场，反而会选择休息一段时间，再寻觅工作，但此举有可能在履历表中留下“空窗期过长”的疑问。他解释，很多人力资源顾问对“空窗期”颇为敏感，而且作为雇主，当然希望员工或多或少拥有一些工作经验，因为这会让应征者显得态度积极，愿意充实自己。
周绮萍亦提到工作经验对大学毕业生的重要性。她明白不少“职场新丁”难以在疫情下觅得理想工作，但她绝不建议同学们纠缠于此，反而不妨考虑其他工种，以免履历表继续“保持空白”。她解释，毕业生自离开校园那一刻起，身价便会开始下降，故无论如何，也要时刻保持学习，尽可能在拥有“毕业生光环”的状态下增值自己。她预料应届毕业生的平均起薪点与往年相比可能会偏低，呼吁同学要做好心理准备，切勿过分介怀而放弃工作机会，并表示待日后经济情况好转，薪酬自然会有所调整。
未来数届“含金量”不足
事实上，与往届相比，今届的大学毕业生在雇主眼中已有“先天劣势”。周绮萍认为，未来数届毕业生将会面临“含金量”不足的问题，这是由于在社会运动及疫情影响下，学生变相少了一年的学习时间，原本“四年制”的学士课程变成了“三年制”。她提到，近期有雇主表示对来年毕业生的质素感到担忧，预料企业在聘用方面会变得更加严格和谨慎，提供的薪酬福利也会略为下调。她呼吁毕业生求职时态度要更为诚恳。
除了“含金量”问题之外，应届毕业生求职时，还会因政治取向而被质疑。马克忆述应征接线员的情形，表示当日面试颇为顺利，负责招聘的经理亦赞赏他的表现，但面试将近结束时，对方突然询问他的政治立场，并问他过去半年有没有参与不同程度的反修例运动。马克称基于现实考虑，当时向对方伪称没有参与相关活动，也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对方听毕后面露笑容，告诉他会尽快安排下一轮面试。
对于有应届毕业生在求职时被询问政治取向，周绮萍解释，近半年来，不少雇主不时在新闻报道上看到冲突画面，而涉事的几乎都是年轻人，曾有雇主因而表示，接下来数年都不考虑聘请本地大学毕业生。她知晓有雇主会在面试时主动查询求职者的政治取向，包括要求应征者展示社交平台记录，供检阅是否曾作出不当言行，但她认为普遍来说，雇主只是忧虑员工会把政治诉求凌驾职业之上，不专注工作之余，更会因政见问题与同事争吵，并害怕他们的行为影响公司形象，令顾客反感，此情况在中资机构中尤为明显。
继续升学或延迟毕业避险
逆境当前，除了硬着头皮揾工外，不少学生把继续升学当成避过眼前困境的“水泡”。周绮萍表示，按当年沙士的经验来看，预计将有大批毕业生选择继续升学，惟她并不鼓励同学为了避险而盲目跟从，她以商科毕业生为例指出，一个拥硕士学历而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毕业生，未必是企业心目中的理想选择，对适合应届毕业生的初级职位来说，“资历过高”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周绮萍建议有志投身教育、科研等行业的学生可放胆升学，因为学历对这些行业来说颇为重要，既能避险之余，亦能趁机自我增值。
撇开升学不谈，能否顺利毕业亦是很多学生担心的问题。不少课程都要求学生需要有一定时数的实习经验，虽然今年情况特别，学生未必会因而无法毕业，但缺少实习经验无疑会影响日后的求职。此外，不少院校设施在过去一年受社会运动及肺炎疫情影响而被迫关闭，像修读科学与工程的同学，便无法在实验室进行研究以完成毕业论文。他们当中不少人因而可能会选择延长学期，一方面可“圆满地”完成学业，另一方面亦可借此避险。马克便是其中之一。
马克坦言，当知道无法获得实习机会时，感觉压力颇大，更甚的是，为应付大学高昂的学费及生活开支，他向学生资助处申请贷款，前后一共欠下二十多万元。一般情况下，毕业一年后便要开始偿还贷款，但按现时的经济状况，毕业后能否找到工作都成疑问。与父母商量后，他最终决定向学校申请延迟毕业。
选择延长学期来避险的做法是否明智，值得商榷。坊间有声音批评，延长学期的做法会变相增加公共财政的负担，毕竟政府每年透过教育资助委员会向每名修读资助学士课程的学生提供82%的公帑补助，余下18%费用由学生承担。然而，叶兆辉认为这个说法实属过度恐慌，皆因不同院校每年都有学生延迟毕业，且政府提供的学费津贴是以受资助课程的收生人数来计算，而非学生的实际在读时间，故不会对政府造成太大的额外负担。
叶兆辉表示，只要应届毕业生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不管是选择继续升学，抑或是延长学期来避险，都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他解释，若学生有能力承担学费，继续升学当然没有问题，毕竟投资在自己身上并无不妥；但若是透过借钱来支付学费，则要更加谨慎，考虑清楚毕业后需背负的债务风险。他呼吁毕业生们不必过分担忧，只要作出抉择时清楚理解背后的机会成本，并对来年规划有清晰安排，例如主动参与不同项目来改善履历表，都是值得支持的。若非如此，延期毕业纯粹只是为了逃避问题，他建议不如尽快完成学位，早点出来社会求职，累积一些工作经验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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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0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04月14日）《疫情冲击大学毕业生前路“毕业等于失业”再成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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