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上】疫情致客流大跌 共享企业转型自救
新冠疫情的阴霾在中国内地逐渐散去，受到重创的社会正在缓慢恢复，人们的日常生活回到正轨：工作、上学、用膳、购物。曾经如火如荼的共享经济狂潮，一度被疫情打乱阵脚，如今，这个新业态又重归赛道，有些企业面临破产重组，有些则频传上市，息鼓偃旗还是大步向前，共享经济的未来又再度受人关注。
人们自问，病毒威胁下，有多少人愿意和陌生人同处一个车厢、共用一个办公室和自修室、租赁别人的二手衣服和包包？但是，正因为疫情，人们减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害怕身处人流密集的场所，以致共享单车、私人影院有望再现商机。这些变化让我们联想到共享经济发展缓慢的香港，不得不重新审视公共空间和资源该如何再规划？
如果说，2019年是共享经济狂热的一年，那么2020年，无疑给这个新兴产业当头浇下一盆冷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社会运作停滞，限聚、隔离、保持社交距离，通通打乱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阵脚，更影响了共享经济的发展。
疫情考验客源
“鼎盛时期，深圳曾经有六七十家共享自修室，疫情期间关闭了三分之二。”在深圳经营共享自修室的“95后”刘俊杰告诉《香港01》记者。刘俊杰的自修室叫做牡蛎自习室，第一家店开在深圳莲花北附近，如今已经是深圳共享自习室中的龙头企业。
共享自修室的理念很简单，客人付费租下小小的方寸之间，便可以享用安宁的读书、学习空间。走进牡蛎自习室，可以看到书桌被打造成一间间独立细小的空间，每一个“小格子”都有台灯和电源插座。这种付费租用产品服务的模式，也是大多数共享经济的核心商业模式。
刘俊杰介绍说：“现阶段自修室的供需关系并非完全依赖互联网配置，互联网技术和资源也很难从根本上提升当前商业模式下自修室的供需关系。原因是用户使用时间长、翻台率低，因此很多自修室（包括我们）依然可以仅凭线下营运维持和获得一定利润。”
刘俊杰的自修室其实在2019年才正式营运，恰好赶在疫情前，“我们去年9月开设第一家店的时候，深圳只有十几家付费自修室，但到年底，全市就有60多家了。”
一场疫情之后，3、4月份的深圳，仅存的共享自修室大概不到26家。
共享空间是共享经济的一大业务。放眼全球，共享办公室企业WeWork在这波浪潮中曾经如同标杆般存在，但是，这间巨企也因为来势汹汹的疫情而遭到致命打击，许多客户，尤其是初创企业，纷纷考虑停止合约，甚至不惜违约。疫情令许多企业不得不实施WFH（work from home，在家工作），更一度让共享办公室的存在价值遭到怀疑。
深圳一家共享办公室星维路X-VALUE的负责人Churchill告诉《香港01》记者，疫情发生前，他们的各个项目的出租率保持在97%以上，续租率也很高，而且“转介绍”（客户介绍客户）的情况很多，疫情发生之后，他们正在装修的项目延期，招商的“爬坡期”也延长，部份项目的投资金额增加，营销费用也随之增加，疫情期间他们只能降价，甚至主动免租给商户，简而言之，就是费用增多、收入减少。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共享经济产物是私人影院。疫情使大中小型电影院纷纷关门，让人们重新注意到私人影院这一观影模式。它与共享办公室和自修室的经营模式大同小异——租下一大片空间，将其㓥成一间间小房间，改装成小型的影院，顾客在其中享受个人化的观影体验。
在上海经营私人影院LA拉片场的江文杰直言不讳：“在疫情期间，我们肯定是血亏。”他的私人影院开设在上海的黄金地带，成本不菲。他说，“毕竟基本成本放在那里—由高到低为：房租、人工、营销推广（如大众点评等社交网站）、物业水电、版权系统等，额外的开支还有设备升级、维修折旧等。”他的门店面积大概2,000多平方呎，拥有七间房间，疫情前每天最高峰时段接待25组客人，在社交平台的推广效应下，周末和假日甚至爆满。但疫情期间有几个月暂停营业，房租还是要缴交，只能靠吃老本支撑。
面临窘境的企业岂在少数，在今次突发的灾难下，消费者一方面因为封关封城、禁足限聚等客观因素而放弃共享经济，另一方面也因为仍未培养共享的消费习惯，而逐渐对这个新兴模式失去耐性。政府在疫情面前，也仿佛遗忘了共享经济曾经带来的利好，企业们只能挖掘自己的隐藏优势，选择转型或者自救。
而与此同时，共享经济衍生出来的一人经济似乎更受如今有“洁癖”人们的偏好。
（节录）
上文节录自第240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1月16日）《共用概念削弱 孤独经济流行共享经济疫后大洗牌》。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