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会・解读｜林郑月娥必须读懂的港澳论述和政府角色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通过备受瞩目的“十四五规划”及2035远景建议。看著洋洋6000多字的新闻公报，从不熟悉中共话语体系和治港思维的特区政府，肯定相当苦恼——既不解为何港澳论述被缩减到只有13个字，更不明到底应该从中读懂什么、当下又应该做些什么。
港澳论述大幅减少，特区被边缘化了吗？
个别香港媒体相当关注，公报只用“要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这13字论及港澳，不但比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的60字短少得多，而且删去了“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等看似对“政制改革”举足轻重的内容，有论者便揣测是“港澳已被边缘化”、“一国两制荡然无存”云云。不过，《香港01》不以为然，反倒认为更能体现这两个为了实践“一国两制”而设立的特别行政区，已经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所以不再单独强调具体细节，也不再突显有别于国家的差异。
尽管如此，有个微妙转变值得注意。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当中，中共表明“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而到了现届五中全会公报，则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从“支持”到“保持”的变化，其实别有深意。
“支持”意指“支援”，若要实现所“支持”的目标，视乎“被支持”一方（即港澳）的主动性，例如2014年7月中旬时任特首梁振英启动“政改五部曲”，提请人大常委会决议需否修改行政长官和立法议员的产生办法，到8月底人大常委通过订明政改原则的“831决定”，明确支持香港推进民主，港府再以此草拟政改方案，可惜翌年在“建制甩辘”的情况下被泛民大比数否决。至于“保持”，意指“维持某种状态”，强化了“保持”一方（即中央）需要维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责任性和主动性，即假若港澳政府未能积极作为，中央极可能亲力亲为，例如经过动荡不安的反修例风波，中央亲自制订《港区国安法》。
可以说，相较昔日中共涉港论述，五中全会公报显得干脆利落，不再迁就港澳特区刻意与国家保持区隔的心态和感受，而是从国家必须维护“一国两制”的主体责任出发——该出手时就出手。有人或会担心，强调融合的“积极一国两制”，可能损害“高度自治”的落实；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香港特区也是“积极一国两制”的责任方，只要我们能够展现当家作主的承担、摒弃意识形态的偏见、消除河不犯井的隔阂，做好“港人治港”，中央何须事事操心？
公报内藏八字真言，可教林郑起死回生？
至于如何做好“港人治港”，五中全会公报首次出现了八个字，可谓特区政府起死回生的秘诀。谈及建构高水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提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而“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正是香港化解深层矛盾和结构问题的关键所在。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一说，一般认为源自被视为“中央经济智囊”的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出身芝加哥学派但不相信放任经济的林毅夫，在2009年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师期间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有别于二战后侧重政府作用的结构主义，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侧重于市场作用的新自由主义，林毅夫主张“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当中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从每个经济体“有什么”和“能做好什么”著手，并由政府充分发挥“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作用，辅助不同企业把各项产业做大做强。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三天后，《新京报》刊登林毅夫评论文章，当中首次提到，“通过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经济增长速度提升，资本加速积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也会随之加快。这必然需要政府来帮助解决的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所以，除了有效的市场，还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
到2014年1月，中信出版社《读懂中国改革：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线图》一书刊载林毅夫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衔头发表的代序文《转型国家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再次提到那八字真言，认为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而忽略政府作用，主要采用休克疗法，即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结果导致响应“华盛顿共识”的国家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至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发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讲话，同样提到“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
本身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编制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席的林毅夫，曾于8月底出席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林毅夫过去两度接受《香港01》独家专访，曾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理论框架，为香港经济把脉，又为产业政策建言——他去年向我们指出，市场有效的前提是政府有为，而政府有为的依归是市场有效，纵使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但正面对市场失灵的问题，所以必须政府出手解决，才能令市场有效运作；至今年受访时，他不但重申两者的重要，而且寄语另外八字真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希望特区政府不要再被自由经济教条绑住手脚。
中央明示暗示：香港是时候改革资本主义了！
有别于泛民主派总把香港问题归咎于未能落实普及选举，《香港01》向来致力破除那种粗浅的认知，因为香港的深层矛盾和结构问题，根本源自殖民时期的“官商共治”格局，导致资源分配长期倾向既得利益，逐渐形成腐败扭曲的资本主义；直到回归之后，被“AO党”（政务官员）主导的特区政府，仍然囿于自由放任的经济教条，迟迟未敢重整根深蒂固的利益格局，令经济结构固化、产业发展单一、欠缺新增动力、向上流动停滞、贫富悬殊严重，使得普罗大众营营役役、焦虑不安，而极右民粹主义趁机擡头，并以“本土”思潮美化“港独”幻象，把“民生艰困”指向“陆港矛盾”，再藉一次次政治矛盾引爆民怨，令香港动荡不安、撕裂不断。
为什么特区政府坚持死守放任无度的自由经济？这与当局把原教旨式的资本主义奉为圭臬的“三大错误”息息相关。首先，错误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未能摒弃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无法秉持客观批评放任无为的施政举措；其次，错误定义政府的经济角色和作用，既未能大举制订推动经济转型的产业政策，也未能秉承分配正义与普罗大众共享发展成果；最后，错误理解香港与区域和全球发展的角色和关系，不但未能学会如何与周边经济保持良好竞合关系，反而继续闭门造车——因此，即使经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次按危机，就算香港经济明显恶化、资产泡沫日渐突显、港人生活品质急速下降、资源冲突愈发紧张、市民怨怒不断累积，一众精英仍然未能预见香港已经徘徊淘汰边缘，反而继续倾斜既得利益、继续迷信滴漏效应、继续放任“失效市场”、继续做个“无为政府”！
其实，习近平早前南下出席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时，已经暗示特区政府必须积极作为，致力改革资本主义，方能保持繁荣稳定。他在盛赞深圳改革开放成就、赋予当地全新历史使命时，两度谈及“一国两制”，明显意在香港——首先，赋权深圳深化改革，成为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城市的范例；其次，赋权深圳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一制，与“香港特色资本主义”这一制，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最后，赋权深圳积极推进与香港同城，共同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缔造“一国两制”的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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