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央经济智囊林毅夫对话——我为何对中国经济有信心？
说起林毅夫四十年前的惊人之举，台湾媒体形容他“泅水叛逃大陆”，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回到祖国怀抱”；谈及林毅夫那连串光鲜亮丽的头衔，大陆媒体尊他为“中南海经济智囊”、“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中国经济学家”，而他更倾向自称是“第六代知识分子”、“以孙中山先生遗训‘振兴中华’为己任”；讲到林毅夫对未来中国经济年增速潜力达8%的预测，外国媒体总说他“过度乐观”、“为政府背书”，他则说自己是“客观分析”、“一般都实现”。在充斥二元对立的香港，林毅夫的言行大概会被部份人视为“被收编”、“向钱看”，他们甚至相信“中国崩溃论”的说法，等着看林毅夫的“笑话”。然而，林毅夫并不以为然。他说，思想解放的人，不会预设立场，而是实事求是；他还说，新自由主义者们习惯把他们顶礼膜拜的理论框架套上中国现象，以“印证”中国改革的“失败”，却不曾抛开意识形态的桎梏，去了解中国发展的因时制宜、理论创建的推陈出新、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共同发展观。
摸黑从台湾金门岛跳入海中，奋力游了近三个小时、跨越2,000多米的距离，备受台湾总统蒋经国看重的“天下第一连”马山连连长林正谊（原名林正义），登上了福建省厦门市的角屿岛。那是1979年5月16日，林正谊27岁；他被中国解放军驻防士兵逮捕并拘留盘问了一段时间，确认不是间谍后，才获准放行。不久，林正谊改名为林毅夫，因为他准备干一番大事业，故以曾子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名，表明心志。
什么“大事业”？从林毅夫“登陆”初年写给在日本读医的表哥李建兴的“家书”，或可略知一二——“三年前，我抛妻别子离开家乡，回到大陆，并不是出自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长久的思索和周密的计划……从我选择进入官校（陆军军官学校）以后，我的内心就一直存在着一个不解的矛盾，一方面，我是一个台湾人，因此，我希望为台湾的政治地位而奋斗；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因此，我也不断憧憬着中国的强大。对于个人来说，只要我在蒋军中坚持下去，飞黄腾达并非不可及之物。但内心这个冲突，却永远得不到解决。所以，回归是我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出路。”
四十年后的5月中旬的一个傍晚，67岁的林毅夫在北京大学朗润园接受《香港01》专访。
那原本是清朝皇家园林，与圆明园仅一街之隔，其中一任主人正是晚清主持洋务运动的爱新觉罗．奕䜣；一座座红墙灰瓦的中式平房，也曾是清朝议定改革中央管制以图苟延残喘的地方。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开始，这里成为中国顶尖经济学研究所在——1994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筹资修缮与增建了朗润园东所“致福轩”，作为中心的办公室，到2008年升格为国家发展研究院。
创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六位“海归”经济学家，被冠以与时空交错又充满想像的“六君子”代号。百余年前推动变法失败的“戊戌六君子”下场悲壮，而今的“创院六君子”则在中国经济各领风骚，其中易纲现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张维迎是提出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第一人，而中心的创始主任林毅夫，现为国务院参事、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连任国家“十五”至“十三五”规划的核心专家委员。
反攻大陆VS复兴大陆
“什么是大事？我认为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而且我认为这是可以追求一辈子的目标，我也希望为这个目标做贡献。”——如果你认为这是林毅夫为了附和内地官方的“民族复兴主旋律”而讲的场面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从小酷爱历史的他，早就牢记国父孙中山的遗训，立志“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
不过，他那时以为台湾才是“民族复兴的基地”，在台湾大学修读农业工程一年级时，更因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及保卫钓鱼岛运动，深切体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强烈感受“没有强大的军队怎么维护民族”，故投笔从戎转到陆军军官学校，准备在“反攻大陆，消灭共匪，解救同胞”的疆场中报国效命。然而，随着知识的增长，他开始反思，“如果共产党像反共教育讲得那样（一无是处），怎么能够统治大陆？怎么得到大陆人民的支持？”再后来，他“慢慢知道台湾只是偏安，不能使大陆整体复兴”，认定复兴的希望在大陆。
就这样，这位原本备受蒋经国重视的“吹台青”（指蒋经国掌权后积极提拔的本土从政精英）——自1975年以第二名的成绩在陆军官校毕业后，又以军职身份及国防公费进入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攻读MBA，至1978年正式下部队，出任只有最优秀的基层军官才能担当的马山连连长——从军期间，他不时用私藏的收音机收听大陆电台节目，仔细揣摩对岸时局，最终放弃看似一片光明的升迁前景，选择在退潮程度最大、同时因换岗安排而对上司影响最小的1979年5月16日，从金门岛纵身跃入大海，游到一穷二白的中国大陆去。
“这个举动是很特殊，但很特殊是因为民族的不幸啊！”匪夷所思的追梦路，在林毅夫看来并不足为怪，“我过来就是要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分子”。他说，在他成长的那个年代，没有什么人会怀疑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但让他感到遗憾和心痛的，是竟要以那样迂回曲折的方式回到大陆，至今仍是台湾的通缉犯，即使双亲过世，也无法亲赴灵前拜祭——1996年，林母病逝，林毅夫申请返台被拒；2002年，林父过世，台湾内政部原本同意林毅夫入境奔丧，但国防部指其一旦返台将面临军法审判，林毅夫最终放弃回台，并在朗润园亲设灵堂，透过网络直播告别父亲；当天台湾老家宜兰大雨瓢泼，法师一句“可能是因为儿子没有回来”，让林毅夫踉跄跪倒，当场痛哭：“屡寻返乡之路，然山川阻隔，大浪滔天……长留阿爸、阿母无尽之憾。”
面对如此大的牺牲，林毅夫无悔“回国”的选择，因为他始终坚信，“两岸分离是历史的悲剧，追求中国统一和富强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心怀天下的坚毅，正好和办公室外那副节选自《大唐三藏圣教序》的对联“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相映。
这一代人或许很难理解林毅夫的家国情怀，好的他自豪，不好的他相信会改。“回国”之初，他获安排到各地游览参观，并在写给表哥李建兴的几封书信中，尽情挥洒对改革开放的翘首以盼——“现在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实事求是地检讨建国三十年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以便为现代化的中国之建设而努力……我深深的相信，中华民族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是可以擡头挺胸昂立于世界之上的”；“国内目前正在审判四人帮……这次审判我觉得其意义远超过给予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应得的惩罚。中国在历史上一向强调人治而轻视法治，结果就使得政治的清浊和国家的兴衰，维系在官僚所属普遍的道德觉悟上……这次审判表明了中国已认清这个历史病根，而且以极大的决心和魄力来促使中国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由于五千年的历史包袱和三十年的封闭，祖国在科学，教育，经济，社会建设上，仍然和先进国家有一段很长的差距。不过这正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贡献智慧和发挥长才的大好园地！”
这些信若是写在当下，大概会被港台媒体过度渲染，甚至扭曲成中共外宣，说他“投共”云云，但林毅夫从来就不是“忽然爱国”。那时，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内地、更好地为民族复兴作贡献，林毅夫提出修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掌握内地思想意识形态体系。
不过，由于身份敏感，他无法如愿入读“政治经济学最正宗的人大（中国人民大学）”，结果阴错阳差到了北大。“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你没办法预判。”他说，“如果我没到北大来，我就不会成为学者，就不会到美国去。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去美国，如果有想，我在台湾就去了，台湾到美国的机会很多。”
1980年，林毅夫为到北大讲学的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 （Theodore William Schultz）担当翻译，事后对方写信邀他到芝加哥大学深造，他亦因此成为改革开放后首个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至今更被视为最有机会问鼎诺贝尔奖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林毅夫在美求学之地，正是举世知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摇篮，偏偏他后来却成了批判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
学习新自由主义 VS 批判新自由主义
林毅夫的办公室墙上，悬挂着一幅横跨整道墙面的隶书长卷《曹全碑》（记颂东汉官员曹全的功德）。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修复朗润园时，偶然在天花板上发现的文物，林毅夫喜欢碑文所言关于“治国理政、推动国家发展，必须建立制度，必须按照规律来办事”的内容，便把它留了下来。
回想当初负笈美国的“偶然”，就是为了学习掌握规律，更好地建立制度、推动国家发展。有趣的是，出身“芝加哥学派”的林毅夫，却走出了一条与当代经济学大师们有明显分歧的经济学路。“他是把市场经济学带到中国的人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经这样形容林毅夫：“他是芝加哥训练出来的经济学者，但他不相信芝加哥经济学，或者说至少不相信最天真的版本。”确实，有别于捍卫自由市场、反对凯恩斯式政府干预的“芝加哥学派”，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
林毅夫自言，新结构经济学是继二战后侧重于政府作用的结构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侧重于市场作用的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版发展经济学”。他在2009年6月，即距今整整十年前，于世界银行一个内部研讨会上正式以此命名自己的研究。他解释，这三版经济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原有两套理论都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质化”，没有区分两者产业和技术的差别，于是，结构主义要求发展中国家去发展发达国家拥有而自己缺乏的产业；新自由主义则要求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种种制度安排，当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在八十年代末提出“华盛顿共识”，作为其时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改革指南。
相比之下，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要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即要素禀赋）”和“能做好什么（即比较优势）”着手，政府要发挥“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的角色，为在市场竞争中能做好的产业消除增长瓶颈，帮助企业把这些产业做大做强。
人们总喜欢借鉴海外经验，以为学会了人家成功的方式，就可以此解决自身的问题。去“西天取经”的林毅夫，一开始其实也是这么想的。“我从那些大师们身上学会了如何从现象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来观察总结真实世界背后因果逻辑的方法。”不过，1988年回国后，林毅夫偶然地从中国政府整顿抢购风潮的手法得到启发，决定抛弃西方主流理论，提炼自己的经济研究。
当时中国通货膨胀率达到18.5%，若以宏观经济理论来看，应该提高利率，藉增加投资成本和储蓄意愿来减少消费，顺便淘汰无法支付高利率的较差投资项目；然而，中国政府并没有照搬西方理论，而是用了看似不合理的行政手段，全国性地整顿投资项目，以压抑总消费和总需求，从而避免陷入因提高利率而形成的怪圈——当表现较差的国企被淘汰，必然造成大量失业；若政府想保留当中涉及国防安全的国企，必须提供财政补贴，但届时又将导致赤字增加、推升通胀。
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的林毅夫，开始形成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思路，并酝酿日后要在北大组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掌握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转型理论。
“面对我国发展转型中的诸多现象，以‘常无’的心态，想清楚现象背后谁是主要决策者、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可动员的资源、面临的约束条件、可选择的方案、达成目标的最优选择，来分析总结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林毅夫在教学、演讲、受访时，经常用“本体与常无”来概括自己的方法论——经济学的“本体”即“理性”，指“一个人在作决策的时候，在他所知的可能选择方案中，总是会作出他所认为的最佳的选择”；“常无”则是指在不同经济条件或者环境下，“理性”这个“本体”会有不同的表现，不被现有理论所束缚；所以，在不同的情况下，要用不同的方法、视角、变量、模型等去观察问题、认识问题、总结问题。
本地经济学家雷鼎鸣曾撰文形容，林毅夫的“常无”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人生的规律是可认识的、可掌握的，但并不完全是我们所认识的样子；道理是对的、是真的，但只在一定条件才真、才对）一脉相承。用林毅夫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思路也受益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道理”，以至于他后来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从一个经济体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出发，来探讨决定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的技术与产业的内生选择，进而探讨适应于产业和技术的软硬基础设施”。
怀疑论者大概会觉得这是“马后砲”，然而，重读林毅夫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写给表哥李建兴的信，处处可见他“初心”未改——“祖国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摸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道路！弟希望能够将过去所学，结合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为祖国的建设奉献一点绵薄之力。同时也为将来台湾统一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探索一条最有利于祖国和台湾1,700万同胞的道路”；“现在我已能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辨证法等理论武器，并准备由此理论为前导，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研究一些现实的经济问题，希望我的研究不仅能给我个人带来一个学位，同时，对祖国的建设也能够有所助益”。
立足于“本体与常无”的方法论，林毅夫于1994年与经济学家蔡昉及李周合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建议中国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推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渐进双规改革以完善市场经济，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以加速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他们更大胆预测，到二十年后的2015年，按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而到三十五年后的2030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也将超过美国。
事实上，在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全球经济展望》，当中按照购买力平价估算2014年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7.6万亿美元，超越美国的17.4万亿美元；至于2030年的预测，林毅夫说，“现在这个预测已经成为国际主要发展机构，像世界银行、IMF的共识了。”
2014年，林毅夫在《中国的奇迹》的增订版里解释“为何我们的预测正确”：“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面对中国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时，我们没有简单地对号入座，拿现成的理论作为分析的框架和判断的基础，而是深入了解中国出现的现象背后的内在生成机制，由此形成自己的分析和理论框架。”
中国崩溃论 VS 中国发展论
《中国的奇迹》面世时，是“六四事件”发生后，中国被西方国家制裁的风雨飘摇时期，外国甚至盛行“中国崩溃论”，“谁来养活中国”的焦虑亦满天飞，根本没有人会相信林毅夫等人的“天方夜谭”。
“当时，若按照新自由主义观点的话，中国那种渐进改革是最糟糕的改革，但是，现在反过来看，我们这种渐进的转型，好像是更有效的。”林毅夫解释，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主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源于政府失灵，对市场干预太多，造成各种扭曲；因此，他们认定计划经济必须一次性转型为市场经济，并同时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以推进改革（即“华盛顿共识”），否则，若采取中国那种渐进改革，基于政府价格低而市场价格高的落差，将会产生套利空间，继而衍生腐败、扩大收入差距。
事实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这种倒卖政府物资赚取差价的扭曲现象确实出现了，并延伸了一场“反官倒、反腐败”的八九学运。不过，林毅夫指出，那些采取一次性转型的前苏联、东欧及拉丁美洲国家，也出现了大量的腐败和贫富悬殊问题，甚至比中国更严重；换言之，新自由主义的解释，并没有真正认识计划经济失效的现象，故未能对症下药。
以国企低效为例，相较于西方主流的“产权理论”（主张私有化），林毅夫提出“政策性负担”的解释。他指出，国企身处资本密集的行业，但国家资本短缺，所以国企本身不符合比较优势，按理说应该放弃发展；然而，不少国企与国防安全相关，基于战略性和政策性的考虑，国家不可能将有关国企私有化，而是继续给予保护补贴，导致国企没有提高效率的积极性；若贸贸然将国企私有化，其在行业中仍不具比较优势，还是要靠国家补贴，效率可能更低；所以，只能等国家累积资本，“那些产业就会由违反比较优势变成符合比较优势，那就没有政策性负担了”。
“南橘北枳”的成语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但每逢“中国问题”，话音最大的却总是相信西方主流解说的人，包括捍卫“新自由主义最后堡垒”的香港人。
“学理论是认识世界，但更重要的目的是改造世界，而且只有改造好世界的理论，才能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因为世界现象可以有各种不同理论解释，用不同的解释去做，结果可能不一样。”林毅夫笑言，“中国崩溃论”每隔几年便被外界炒作的原因，一来在于“中国的改革过程并没有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想法去做，把原来计划经济存在的扭曲一次性消除掉”，只要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他们就说中国经济要崩溃，二来是“他们没有真正了解中国近年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只拿了原来的理论框架来套中国的现象”。他又反问：“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式，从主流的理论来看是错的，但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连续三十八年的高增长率？”——自作出改革开放决策后，中国以年均增长9.4%的速率持续发展了四十年，中国如何实现如此长期的高增长？这的确是亟待解答的问题。
“我当了学者后发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正统，但是社会上、经济上有很多问题，若用马克思原来的学说解释不了，然后有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进来冲击，有点像（历史上）儒学受到佛学的冲击。”林毅夫说，正是这种冲击，他提出了“既以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又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精华，再结合中国的实践经验”的全新理论体系，而他这种敢于推陈出新的信念，则是源于自己非常敬佩的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学者能够（像王阳明那样）自己提出完整的又可继续又可发扬的新的学术思想”，承孔孟、朱熹等构成一个完整的儒学体系。
林毅夫又言，他从台湾跑到大陆，正是受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影响，“如果说你作为知识分子，对国家对社会有责任，就是知，但只有你做了，才能说是真正的认识了。知行合一是这样子的”。他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提出“知成一体”，并以十六个字概括——“因行得知”，任何现象都是行动的结果，因为行动获得知识，“因”当然也可以是依靠的意思，依靠行动所产生的现象来了解这个现象；得到知的目的是什么？“用知践行”，用这个认识来指导你的实践；实践的目的是什么？“唯成证知”，只有成功了才能证明你这个认识是正确的，万一你按照这么做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那代表你的认识还不到位，所以应该回到第一步来，根据你的行动增加的认识来提高你的认识，指导你的实践；只有当你按照这么做是成功的，“唯成证知”，才能“知成一体”。他形容，这是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科学的特性，往前推进一步。
林毅夫经常算着这样一笔账：2008年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21%，也相当于1951年日本、1967年新加坡、1971年台湾、1977年韩国的水平，而这几个亚洲经济体正是靠“后发优势”，实现连续二十年8%至9%年均GDP增长率，因此，中国也有潜力维持长时间的8%高速增长，尽管近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但他强调，仍有巨大发展潜力。
他不讳言，中国经济增长下降原因颇有争论，有人说人口老化，也有人说是国有企业比重太高，还有人说国民储蓄太多，但他并不认同。他分析道， 2010年以后，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都下滑，而“上面讲的这些问题它们都没有，印度、巴西没有人口老龄化，俄罗斯国企早就私有化了，巴西、印度本来就没有多少国有企业，如果说储蓄太高，它们的储蓄都不高啊……东亚一些高收入的经济体，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2010年后也都下滑了，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怎么同一时间都下滑？这些因素它们都没有啊。所以一定不是这些因素。”
“我认为这些有影响，但不是主要的影响，主要的影响是外部性的，是周期性的。”林毅夫解释——首先，“是发达国家经济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完全复苏”，当她们的经济无法增长，就抑制消费，影响出口；其次，当时每个国家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支持消费，“但过了这么多年，这些项目都执行完了，而世界经济还没有恢复，民营企业的投资积极性肯定受影响，如果政府没有反周期措施，经济投资增长率一定会慢”；第三，“增长率的来源是消费增长，中国的消费增长还好，因为就业比较好，家庭收入也在增长，所以我们才能维持6至7%的增长率”，就业较差的国家就下滑得更厉害。
有效市场 VS 有为政府
“从这么来讲的话，中国未来的发展情形怎么样？我想很难恢复2008年前的增长情况。”林毅夫坦言，由于发达国家一直未能进行结构性改革，未来经济发展可能陷入长期停滞，故造成中国对外市场扩张的速度放缓，只能靠更多内需（投资和消费）维持增长。
“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机会？我觉得我们还有相当多的机会。”林毅夫以“投资”为例，指中国目前存在产能过剩，而过剩的都是中低端的产品如钢筋、水泥、玻璃，“我们还进口两万多亿（美元）的产品，那些都是我们不能生产的，所以我们可以产业升级，那有很多投资的空间”；除此，中国的基础建设、环保及城镇化等，都是很好的投资机会——“这是我们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因为发达国家出现尖端产能过剩，不容易找到新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林毅夫认为，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低于60%，相对全世界而言比较低，而民间储蓄则占GDP 50%，“可以用政府的钱撬动民间的钱”；加上中国现存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利投资时购置进口的机器设备，“我相信我们完全有可能维持6点多的（年经济）增长目标！”
谈起“外部”影响，除了周期性因素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问题， 最近一年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已演变为全方位打压中国，而“文明冲突”、“政治冲突”所衍生的挑战和困难，是中国产业升级时不能回避的问题。
“我们可以这样看。贸易永远是双赢的，有利于我们，也有利于美国。我想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分析，说美国在中美贸易战中受害。中国卖到美国的产品，美国早就不生产了。”林毅夫批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看他发动贸易战后所采取的行动，都是超过贸易的东西，比如一开始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增加25%的关税，但都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产品，有些都还没有开始生产，它就要增加关税了。所以很明显，美国是想扼制中国的发展。”
“肯定有影响，问题是，可不可以承受？”林毅夫的结论是，“有影响，但是可以承受，因为现在绝大多数产品并不是美国一家生产的，可以找到替代品，真正不能找到替代的东西大概很少。华为自己也讲，你核心芯片不卖给我，我可以生产啊；你现在不用Google，它早就准备方案了。当然，会有影响，如果用Google，外国人用起来比较方便，如果用华为的系统，外国人也可以用，但是生态就不太一样了。”
他又指出，“从2008年以后，贸易对我们经济增长一般没有超过一个百分点”，而美国只占当中的20%，“所以我讲不可能没有影响，估计在0.5个百分点不到吧。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增长6点多，你减少0.5个百分点，我们还是全世界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别人说我乐观，我不认同。我认为我是客观，看到这么多机会，看到政府抓住这些机会。把机会寻出来的话，经济增长就会比较快。如果我只是乐观，按道理说是不会实现的，但你看，我一般预测的都能实现，那代表它是客观分析的。”林毅夫露出他那标志性的从容不迫的笑容。说着说着，归根结柢，其实又回到他提倡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去。
主张“有为政府”积极推动“产业政策”的林毅夫，曾于2016年与张维迎举行一场内地经济学界的“世纪之辩”，辩论的主题正是产业政策。作为自由市场信奉者，张维迎认为干预市场运作的产业政策难以为继，林毅夫则一如既往地强调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应把握“后发优势”，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林毅夫早前受访时解释，他与张维迎的分歧，主要在于对方所秉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一是新自由主义经常把目标当手段，忽视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只看到转型中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和扭曲，以为取消这些扭曲，经济就会更好地发展。其次，新自由主义只重视市场的作用，而忽视了政府的作用，经济转型要取得成功，市场和政府两者都不能偏废，这也就是为何我提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原因。”
凑巧的是，“有为政府”和“产业政策”也是近年香港政府及历任行政长官不时挂在嘴边的关键词，从曾荫权的“积极不干预”，到梁振英自言的“适度有为”，再到林郑月娥自诩的“积极有为”，他们都口口声声承诺会积极推动香港的经济结构转型，惟进度未如人意。
“香港政府不作为，对产业升级完全放任，所以你只看到死掉的产业，看不到新的产业。”林毅夫强调，“最自由经济体也有市场失灵的地方，有市场失灵，就必须有政府来克服，这样市场才会有效。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时候，对‘市场’和‘政府’的定位是这样的：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他又为香港的产业政策建言，指政府既需要了解市场所需、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更需要主动投资“战略性”产业，“它的研发周期特别长，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投入都很重要。”；参照新加坡政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做法，当时主要以石油化工及电子制造业为主的新加坡，开始谋划生物制药的产业转型，先在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设立医学院，以高价聘请世界知名教授，提供大量研究资金，设立博士课程招收博士生研究生，再以此招商引资，“说你看我这边有这么好的基础，有这么多人才。”
在访问的最后，林毅夫提及自己是鸦片战争后的第六代知识分子，而每一代的知识分子都在与时俱进地总结经验、推陈出新，令他这一代比任何一代都接近民族复兴——第一代推动洋务运动的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经历鸦片战争的失败，以为只要拥有西方的船坚砲利，就可实现国家富强；然而，紧接甲午战争的失败，对康有为、梁启超及孙中山等知识分子造成极大冲击，认为除了洋枪洋砲，还要推行体制性改革；不过，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民主制后，中国仍未实现强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因不平等的巴黎和会激起第三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即推动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李大钊及胡适等人，认为中国要强大，既要有洋枪洋炮，又要模仿西方体制，更要有西方的普世价值和精神；至五四运动解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序幕后，毛泽东、翟秋白、邓中夏等第四代知识分子，尝试开辟一条不一样的强国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建国之初考上大学并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则属第五代知识分子。
林毅夫形容，与之前几代知识分子相比，他与同代人是幸运的，因为在此之前，历代知识分子虽然一直努力想改变国家，但“看到的是国家愈来愈落后，地位愈来愈低”，到了他们这一代，才“看到国家经济愈来愈发展，大家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国际上的影响愈来愈大……应该讲，是第六代知识分子才真正看到民族复兴不是遥不可及的梦”。说到这里，他又回到自己的本行，“我们现在占世界GDP的比重，如果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占16％，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了”。
林毅夫就是这样的林毅夫。
上文刊载于第166期《香港01》周报（2019年6月10日）《与林毅夫对话——我为何对中国经济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