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区国安法】如何维护国家安全与学术自由

6月初，有本港大学校长表示认同“港区国安法”对国家安全和香港稳定的重要性，但也期望能保障《基本法》赋予大学的院校自主和学术自由。国家安全与学术自由之间存在张力，一点也不让人奇怪，近日美国不断威胁要限制甚至驱逐中国留学生，便是鲜明例证，说明大学也是国家安全风险口。社会有责任防止大学成为分裂、颠覆和恐怖主义活动的温床，只要做法得宜，不单可维护国家安全，也可保障院校自主和学术自由。
撰文：黄伯农

本文以勘探美国大学身处的国家安全地形为借镜，探讨香港的大学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原则下，如何思考保障院校自主与学术自由。

安全情报机关与大学应发展怎样的关系才能保障学术自由，是香港社会接下来必须思考的问题。

去年反修例风波里，香港的大学成为冲突风眼，激进示威者一度占据中文大学与理工大学，用汽油弹等武器对抗警方，火光熊熊的场面令校园内外人心惶惶。近年政治两极化氛围也使愈来愈多教职员和学生感到无法表达自己真正想法。在严峻局势之下，政府寄望“港区国安法”稳住大局，但大家也需探讨于国家安全框架下何谓“学术自由”。

我认为，符合国家安全的学术自由是须由中央在港国家安全机关、香港特区政府的安全机关、香港高等教育界和香港社会合作去维护的价值观和制度，以确保大学人员和学生可于一个政治稳定、安全、具包容性和以寻求真理为基础规范的环境中研究学习。学术自由需被国家安全维护，使教研人员和学生能安然地发挥应有的职能和作用，其实这种以国家安全为前提的学术自由观已在美国操作多年。我会先勾勒美国情报机构制动大学的机制，再以2011年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南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USF）孔子学院院长彭大进被免职事件为个案，探讨美国情报部门与大学的关系，分析美国情报部门如何渗透大学，介入校内人事冲突，以及“国家安全”恐成为教授间竞争工具等问题，作为反面参考。

美情报机构四方面制动大学

美国情报机构制动大学的机制有至少四方面。首先，近年美国大学定期提供关于国土安全、间谍活动和网络安全的学位课程，使各院校争相寻求“情报群体学术卓越中心”（Intelligence Community Centers for Academic Excellence）和“国家网络操作计划卓越中心”（National Centers of Academic Excellence in Cyber Operations）颁授的认证。因为这些中心属国家安全机关所管，获认证的大学便可向联邦政府申请研究资助。2006年联邦政府成立的“高等情报研究计划活动”（Intelligenc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ctivity）便专门资助被喻为“高风险、高回报”（high-risk/high pay-off）的研究计划。大学依赖国家安全机构的资助，参加机密研究计划，教研方向也必然受影响。

第二，现时美国情报机构定期非正式约见大学高层和向教职员及学生提供座谈会去讲解各种间谍威胁，大学内的专家学者也被邀请作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这现象可追溯到1942年成立的对外情报机构“战略服务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OSS先吸引了13位耶鲁大学教授加盟，后有42位耶鲁毕业生成为情报官员。其中有教授曾以学术身份掩护成为OSS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情报总监。1947年，中央情报局（CIA）成立并吸纳了OSS。CIA续以耶鲁大学作基地，并扩展到其他“长春藤联盟”校园，包括哈佛大学和麻州理工学院等。

第三，现时美国情报机构吸纳外国学生的做法可追溯到1950年CIA成立“国家学生协会”（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协会为CIA搜集和分析外国留学生的政治倾向和性格特征，发展他们作CIA线人和策反他们回国后为CIA工作。协会会员人数于往后数十年内不断增加。CIA同时透过大学校园吸纳了记者和神职人员，渗透境内外传媒和教会。

最后，2005年，为了有效协调国家安全机关和大学的合作，联邦政府成立了“国家安全高等教育咨询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Higher Education Advisory Board），让大学校长和领袖加入。201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CIA更为委员会会员发出“安全验证”（security clearance），让他们到两局内进行机密会议。在情报机构已能统筹大学事务的制度框架内，美国大学的安全地形也随之变化。彭大进案便是例子。

彭大进于1984年获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取录为研究生，1986年毕业后到美国留学，1989年获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及国际事务学院的博士课程取录。由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被指与中国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关系密切，彭在美国读书期间已被FBI和CIA盯上。美国情报机构透过以大学行政人员和教授为主的情报网络，得知校内人事动态和学生背景。FBI和CIA分别向彭提出丰厚条件，希望他能协助美方的中国情报工作。彭拒绝了他们，但不想开罪美国政府，便与负责普林斯顿大学反情报工作的FBI特工亚帕特（Nicholas Abaid）保持联系。1994年，彭获USF教席，亚帕特要求他即时向FBI的佛罗里达州分部报到，但遭拒绝。

USF跟美国其他大学一样，都受到国家安全机关的压力。1995年，USF智库“世界与伊斯兰研究机构”（World and Islam Studies Enterprise）执行主任撒拿（Ramadan Shalah）成为了伊朗支持在叙利亚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的领袖。由于USF的电脑工程教授亚里安（Sami Al-Arian）曾与撒拿共同创立“世界与伊斯兰研究机构”，媒体随即指控他支持恐怖主义。FBI便向亚里安进行长达几年的调查，包括到家中搜查文件和窃听通讯。USF校长卡斯德（Betty Castor）为了平衡国家安全和学术自由，给予亚里安有薪假期让他与FBI合作调查。1998年，大学委托的调查证明亚里安无犯错，决定复原教职。

2001年“911”恐袭发生后，有媒体再指控亚里安支持恐怖主义，大学校董会指令时任校长根沙（Judy Genshaft）调查事件。亚里安相信FBI在背后推动调查。2003年，亚里安被起诉阴谋谋杀罪。2006年认罪后被判刑57个月。2015年，他被递解出境到土耳其。为挽救大学声誉，USF正式接受国防部、国家安全局和国务院等的研究资助，也开展课程训练情报人员和网络安全人员。

佛州孔子学院风波

于这背景下，彭大进在2000年归化美国籍。2005年，除了USF正职外，彭开始在中国大学兼职教学。2007年，USF国际事务学院院长甘密（Maria Crummett）推动彭利用他在中国的联系在USF成立孔子学院。彭很快便得到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和南开大学的批准和资金，甘密随即认可他的工作成果。2004至2005年间，汉办在全球设立超过500所孔子学院，其中109所在美国。有学者批评孔子学院不容许教员讨论敏感题材，如西藏问题。情报机构则怀疑孔子学院被用作间谍活动。FBI开始针对孔子学院调查。

美国调查记者Daniel Golden在2017年出版的著作《间谍学校》（Spy Schools: How the CIA, FBI, and Foreign Intelligence Secretly Exploit America's Universities）中详细披露了当时的经过。书中指出，纵使没有实质证据，FBI人员仍会突兀地直接打电话给孔子学院教职员的私人手机，要求提供信息。彭大进没有理会这些暗涌，他在孔子学院内加设了文化中心，并得到地方华侨捐献支持，扩展中国语文课程和资助一系列文化活动。但FBI已在暗中审查他。

2009年，南开大学教授一名张姓学者到USF孔子学院访问。当时她正考虑与在中国的丈夫离婚，她与彭大进发展浪漫关系，但彭最后与她疏远。张怀恨在心，先向院长甘密投诉彭管理不善和对异性作不恰当言论，校方不受理。与此同时，彭解雇了孔子学院一名姓李的中国项目协调主任，也使李怀恨在心，而彭相信李是FBI间谍。

USF中国语言教授史拔（Eric Shepherd）也接受了汉办资金支持，校内人士都知他与彭大进存在竞争关系，张李二人遂向史拔提出针对彭的指控。史拔也有意接管孔子学院。他先聘请了李为教学助理，后陪同两人向大学高层投诉彭大进性骚扰等。2009年4月，彭被大学要求放假接受调查。同年8月，史拔接管孔子学院。调查未证明彭涉间谍活动，但发现有挪用公款等问题。

彭相信FBI在整件事背后操作。除了在过程中与涉事人和校方高层接触之外，FBI也数度致电大学审计处和派特工与彭共进午餐， 亦曾暗示若彭愿意，FBI可介入事件。2011年，USF决定免去彭的孔子学院职位。彭虽仍保有教席，但被停职至2015年才重回教职。

美国大学的国安地形

上述USF事件提供以下参考点：

一、美国安全情报机构渗透大学校园，监视和审查校内人事活动。一方面，他们利用大学的人才和资源为国家安全服务、投资予大学进行有关国家安全的研究项目和教学活动；另一方面，他们于校内进行反情报工作，打击恐怖主义和间谍活动，也不断策反有关人士为美方服务。

二、美国国家安全机关不单拥有很大调查和窃听权力，间谍网络也深入大学行政系统和教研组织之内。个人虽可以拒绝合作，若他们怀疑当事人涉隐蔽非法活动，纵使无实质证据，仍会不断调查跟进。在美国，学术自由便只能于这种被国家安全机器警惕监视的张力和氛围下寻找谈判得来。

三、美国国家安全机构也透过媒体向大学施压去影响校政。因为他们有权直接向个人和部门获取信息，他们于是掌握校内动态，能暗中介入和塑造校内人事动态和事态发展结果。这莫大的权力便提醒校内人员和学生一件事：当国家安全底线被触碰时，当事人的学术自由便会被暂停和被制裁。

四、在美国大学的国安地形中，情报界也涉入校内的人事动态。虽然教职员可藉“国家安全”理由去打击对手，但那拥更大权力的国家安全机关仍塑造事态。可见美国情报机构与大学间已构成一种“由上而下”（top-down）的主导性关系。

反思一国两制下学术自由

以上美国模式是否合适“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学术自由？我认为未必。香港各界须仔细考虑以下问题：

一、安全情报机关与大学应发展怎样的关系才能保障学术自由？怎样的情报机制才可让教职员和学生免于本土恐怖主义的恐惧？

二、情报机构调查大学内怀疑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活动时，有什么技巧和方法去保护调查人员身份和涉事人身份？有什么机制可防止情报机构涉入大学内人事动态？

三、有什么机制可以有效地发展与大学的情报关系，以及反恐和反间谍网络？有什么机制可保护校内线人的身份和安全？

四、为鼓励大学为维护国家安全做相关教学研究，可否发展一套“安全检证”系统？安全检证分级别吗？有什么要求、责任和刑责？是否只有中国籍才可被检证为安全？

五、我们如何人性化地和持重地在大学内维护国家安全？如何更具包容性地促进不同学术立场为国家安全服务？

作者简介：

黄伯农

英国巴斯大学

政治、语言及国际研究学系副教授

上文节录自第21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22日）《如何维护国家安全与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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