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地缘政治时代的临在
5月下旬，有英国保守党党员要求首相约翰逊改变早前决定，全面禁用华为。 6月上旬，加拿大审讯华为高层孟晚舟的引导案件据报将持续至2021年。上周，中国国营电讯营运商中国电信及中国联通敦促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勿吊销其在美营运牌照。于科技和地缘政治的接合面上，我们可如何将以上事件所牵动的国际动态概念化？
撰文：黄伯农
5月下旬，有英国保守党党员要求首相约翰逊改变早前决定，全面禁用华为。 6月上旬，加拿大审讯华为高层孟晚舟的引导案件据报将持续至2021年。上周，中国国营电讯营运商中国电信及中国联通敦促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勿吊销其在美营运牌照。于科技和地缘政治的接合面上，我们可如何将以上事件所牵动的国际动态概念化？
其实，自2018年美中贸易战爆发以来，全球战略界已共识到“科技地缘政治”（techno-geopolitics）时代的临在，而这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日贸易战爆发至今学界对科技、国家安全和发展政策的讨论谈起。
科技全球主义 VS 科技民族主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科技全球主义”（techno-globalism）和“科技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两个竞争概念的盛行，促成了各国对国家发展政策的辩论。这两个概念能让人评估不同意识形态的科技政策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七十年代，日本科技和工业崛起所释出的竞争压力直逼美国，美国学界便用这两个概念研究如何保护美国经济，间接促成了1981年美日贸易战的爆发。当时，有人将“科技民族主义”等同“亚洲中心主义”，指出亚洲国家特别是日本有意从依赖西方科技中解放出来。
什么是“科技全球主义”和“科技民族主义”？日本学者中山茂（Shigeru Nakayama）等认为，科技全球主义泛指所有涉及国际化、扩散创新发明和转移技术的全球化过程。科技全球主义者相信科技创新是国际合作媒介，强调自由市场原则高于国家控制，坚持清除任何阻隔科技转移的贸易障碍。当一个政府的科技全球主义谋划者制定“研究及发展”（R&D）开支时，他们倾向只资助基础研究，相信资助研发应用及商用科技责任全在私人公司，认为真正的科技全球主义国家能成功吸引外国公司到境内投资生产，从而使科技转移和扩散全球。
相反，科技民族主义者视科技实力为国家能于竞争激烈的世界中胜出的决定性因素。科技民族主义者相信科技自主是国家安全核心，关注境内工业未能抗衡来自境外大企业的竞争压力，于是抗拒将国内市场全面开放给外国公司。科技民族主义政府透过控制工业知识生产和科技标准订立过程去保护国内公司。
科技民族主义有三大原则：
一、要独立于外国科技
二、将科技自由地与国内用家分享
三、支持境内R&D去加强综合国力
二十世纪美国谋划者一直使用“科技全球化主义VS科技民族主义”二元对立框架去理解亚洲国家科技发展。直至六十年代，因为美国推行科技民族主义政策，也主导全球发展意识形态，却拉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科技距离。发展中国家政府便意识到发展落后跟国内科技依赖西方国家有关。自此之后，日本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如亚洲四小龙）便采取科技民族主义政策。
中国科技发展的独特模式
中国科技发展轨迹跟邻国不同。1949至1976年毛泽东主政期间，中国科技政策采取国家社会主义主导的科技民族主义政策。1978年，邓小平改用以国家领导但市场主导的混合式科技全球主义模式。邓小平认为，八十年代韩国的科技发展成就跟六十年代实行的开放政策有关。九十年代初，中共科技民族主义者也认同以门户开放政策去吸引外资进入中国。
然而，九十年代末，以引进外资去让科技转移到国内企业的成效有限，开放市场也未见科技基建有明显改进。大量中国出口的电子产品仍出自外国企业在中国设置的工厂，并非中国公司。中共谋划者遂另辟蹊径。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内科技企业即时感到来自境外科企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中国网民人口急速上升，导致电讯业起飞，中国电讯市场很快成为外国电讯公司的竞争目标。中国一方面须遵守WTO规则去促进自由贸易，不能使用传统贸易工具保护国内工业。另一方面，北京利用成立新的科技标准（如“无线网络认证和隐私基建”去保护国内工业），这便催生了千禧年代以中国电讯业为主的“新科技民族主义”。作为有限度的科技全球主义，新科技民族主义政策以国内科技企业为主力去参与全球生产和建构供应链，借此满足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需要。但新科技民族主义者继续以雄厚政府资金支持科技创新，同时支持“公私合营”，营造更有利外资投入国家发展计划，参与改写国际规则的政策协调工作，和促进更多科技转移。
2006年，中国国务院推出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便是结合了传统科技民族主义政策和科技全球主义政策，去提升本土创新力量，掌握核心科技和建立起具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北京认知到境内企业的创新力较弱，科技界管理仍缺协调，计划便强调与外国大学、研究机构、实验室、私营公司和国营企业去成立合资企业和国际伙伴计划，从而达到科技转移。
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北京认为有需要再改善科技政策，将中国的“生产及科技为本经济”提升到“创新为本经济”。所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5年推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目标是大幅度增加中国制高科技产品的百分比至70%。为了达标，北京投入更庞大资金供研究发展之用，总量已超美国。
科技地缘政治的谋划
中国科技的急速发展引起全球战略界关注，而“科技地缘政治”这概念于2015年由伊朗学者H. M. Mohammadi提出。2018年特朗普政府向中国发动贸易战和向全球发出华为禁令，其实是出于科技地缘政治考虑。2019年，美国国防部属下空军大学出版了《人工智慧、中国、俄罗斯和全球秩序》（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ina, Russia, and the Global Order）一书，提出美国应如何应对中俄于人工智慧科技方面的地缘政治挑战， 有以下要点：
一、美中俄代表三个数码管治模式。美国是“数码自由民主”模式，俄罗斯是“数码混合”模式，中国是“数码威权”模式。这三个大国正争夺其他国家模仿他们的管治模式。
二、英美地缘战略思想确立了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唯一方法是寻求围堵中俄两个欧亚“心脏地带力量”的扩张。美国便有科技地缘战略需要在南北美洲邻国、欧洲、亚洲和非洲的“边陲地带国家”建立“科技地缘政治支轴”。
三、支轴国家就是“摇摆国家”，他们可以是盟友，也可是“平衡者”和“随从者”。无论如何，美国和中国的科技公司正竞相增强在新兴市场的影响力，使美中两国在摇摆国家内迎头对抗。美国须以这些摇摆国家作缓冲去预防心脏地带力量的来犯，以科技划分世界才可保护美国自由民主制度。
由于摇摆国家分布于各洲，美国向欧亚盟友施压弃用华为、要求加拿大引渡孟晚舟等，便印证了美国已将传统盟友也定性为这科技地缘政治大棋盘上的“摇摆支轴国”。
然而，美国新一代科技地缘政治谋划者起码有两个假设值得商榷。
首先，将美国管治模式标签为“数码自由民主”而中国标签为“数码威权”有客观根据吗？美国没有使用监控技术和入侵别国系统吗？科技地缘政治战略是否沦为另一民粹政治手段，以东西价值观差异进行“身份政治”去赢取选票？一个国家的科技政策跟经济长远发展和百姓福祉息息相关，拿它作选举政治工具负责任吗？科技和经济发展均扎根于物质现实之上，以价值观和身份等“上层建筑”谋取政治权力反向改变“物质基础”具有持续性吗？
第二，欧亚非美洲的“摇摆国家”除了可以是盟友、平衡者和跟随者之外，也可以是勇敢走独立国家发展道路的“对冲者”，不会轻易让大国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科技地缘政治谋划者仍以大国为基本分析单位和自变项，忽略了一众“摇摆国家”或将成为未来多极共治世界主人翁的可能。
作者简介：
黄伯农
英国巴斯大学
政治、语言及国际研究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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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18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15日）《科技地缘政治时代的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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