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再制造．一】口罩荒推波助澜　本土工业再兴时？

穿胶花、剪线头、串珠仔是一代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也成就了上世纪享誉世界的“香港制造”品牌，为这片狮子山下的土地写下经济传奇。曾几何时，香港与台湾、韩国、新加坡凭借制造业并列“亚洲四小龙”，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工厂北移，叱咤一时的制造业慢慢褪色，产业向金融业和以旅游为核心的服务业倾斜，制造业GDP占比少于1%，工厦都变成party room与散货场的集中地。
不闻机杼声，惟闻游客声。当我们都以为“香港制造”辉煌不再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却把它重新唤醒过来：企业把生产线改变用途，不谙机器或生产工序的各界人士都来生产口罩，实现了一场港产口罩奇迹。两个月前内地疫情压垮了全球生产供应链，也令香港再思过度依赖内地生产的问题。观乎昔日“四小龙”，唯独香港的生产活力不再，各有成就的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制造业，有什么值得香港借鉴？港府与业界近年推动“再工业化”，香港再制造之路该如何走下去？

（此为【香港再制造与四小龙】系列报道之一）

【香港再制造与四小龙】系列报道：

“你们看到（制造快速检测仪）的团队，全是香港人，全是香港最顶尖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辛辛苦苦用了五年时间研发出这项目……我们从政府得出的资助是‘零’。现在生产这部仪器，是由深圳市政府资助。所以这部由香港人制造出来的机器，将会贴着‘中国制造’（产品标签），而非‘香港制造’。”

著名外科医生霍文逊道出的这番话，月前引起了热议，除了激起网民批评政府资助本地科研不足，同时令人惋惜香港空有科研人才，却无应得的“名份”。一项领先全球、由香港自家研发的医疗仪器，却因为经费问题，白白错失了重新打造“香港制造”金漆招牌的契机。

霍文逊所指的机器，是由香港理工大学研发的全自动快速病毒检测仪，能够在一小时内检测包括沙士（SARS）和新型冠状病毒在内的多种呼吸道病原体。遑论技术门槛高的先进医疗器材，2月以来，民间的“口罩荒”亦反映香港连最简单的医疗用品─口罩，也依赖进口，想要自家生产，一时三刻似乎不容易。

“香港制造”，真的如此不值一哂？

口罩荒折射制造业缺位

弄得民间措手不及的一场“口罩荒”，反映香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过度依赖金融、服务业而造成产业单一弊病。现今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超过九成来自服务业。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恰好印证制造业缺位的实际后果──当中国内地的产业链断裂，其影响蔓延至香港的商品供应层。今次疫情，直接切断了陆港之间的口罩及其他医疗用品供应。相比起马上宣布限制医疗物资出口的台湾、日本、韩国等，多年来依靠单一服务业的香港，由于几乎没有生产医疗用品的本地生产线，于是在疫情下更人心惶惶。

然而，自3月起，“香港制造”的本地口罩生产线相继投产。香港商人王维基旗下的“HKTVmall”于台湾购得口罩机，在港设生产线生产口罩，已于周一（13日）开始网上登记，30片一盒定价65元；经民联副主席林健锋联同多名商界人士成立的本地口罩厂房“CareHK”，每个口罩定价1.95元；香港紫花油大药厂斥资700万元设厂，估计每月最多可生产400万个口罩，预计5月中开始投产。

民间亦有多位教师、物料及工业制造专家设计及研发可重用口罩，如化学博士邝士山（K. Kwong）牵头研发的“HK MASK”、STEM课程教师梁伟健团队的“MASKSAVER”，还有香港理工大学研发出以3D技术打印医护面罩等，都是香港各界因应疫情而快速研发的新式医疗用品。商人、厂家、研发团队、学术界等各领域跨界合作，从研发、物色材料、采购、安装机件、投产到发售口罩，几乎仅在一两个月内便实现出来。可见，香港制造业的应变能力、敏锐度和生产弹性，皆表现出曾风光一时的“香港制造”实非浪得虚名。

几许起伏的“香港制造”

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香港制造业进入全速发展阶段，大力发展纺织、成衣、玩具、手表等多项劳动密集型工业生产，这些产品的出口总量更是位列世界前茅。譬如玩具制造，香港在七十年代末已是全球最大的玩具代工生产地。截至1980年，香港制造业的雇员人数接近90万，占总就业人口超过两成。到了1989年，香港本地的制造业机构有50,165间，达到顶峰。

不过，踏入九十年代，制造业机构数目开始逐渐下降。1991年减少4.9%；1992年减少8.7%；及后维持每年减幅，其中在1994年减幅更达11.4%。 现在，制造业对香港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已今非昔比，仅占本地生产总值约1%。根据政府统计处数字，2018年制造业的雇员人数只占总就业人口的2.4%，约有9万多人。

自九十年代起，本地制造业的生产总额大幅萎缩，当中自然归因于中国自1978年开始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丰裕的土地资源及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大量港商北上设厂，珠三角一带尤其为港资的热门设厂地区。

香港商人将生产线放在内地，生产力也随之北移，于是本地工业产能动力出现真空。多年来，香港一幢幢工业大厦逐渐被丢空，或被用作其他非工业用途。

直至现在，香港在制造业产业链上的相关功能，从上世纪的加工制造，转变为各类非劳动密集型服务如产品开发、设计、采购、测试认证及市场推广等。

过往曾经多次助海外公司开发中国市场的香港医疗及保健器材行业协会主席郝梅凤认为，现时香港在全球制造业链条上的价值，在于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欧美公司之间的“桥梁”。譬如协助欧美科研公司在内地采购零件及原材料供应、接洽代工厂等等。

“我们很贴近外国公司那种思维模式。”她认为业界对中国内地的供应链很熟悉，“譬如做某项产品，我们知道怎样去找寻一些合适的合作伙伴。简单至制造塑胶模具、手提电话的玻璃……内地供应链有很多这类公司，你如何找到最合适的公司？在价钱、品质、管理、交货等各方面都做得最好？”

那么，若只是担当中国内地与欧美之间的“桥梁”，是否代表香港已经失去工业生产上的价值？

名大于实的“再工业化”

针对本地工业生产凋寡，香港政府在2015年特别在《施政报告》中提出“再工业化”。林郑月娥上台后，亦多次在《施政报告》中提倡借着本地的优秀科研人才、自由开放经济体系、完善法律制度，推动创新及科技高端制造的“再工业化”。2018年《施政报告》及2019/20年度《财政预算案》先后计划注资20亿元推行“再工业化资助计划”，资助生产商在港设智能生产线；又资助香港科技园公司在工业邨物色合适的土地兴建生产设施，实行工业用地再发展。

除了推动科研及高端制造，香港政府“再工业化”的另外一个方向，是将传统工业结合应用智能科技，实行升级转型。传统工业如食品制造、成衣等业界人士认为，香港因土地资源及劳动力所限，无法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政府应当致力协助传统工厂转型，给予传统工业更多扶助，促其增值。

然而，过去几年，政府似乎力有不逮。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副会长、立法会议员吴永嘉批评，政府缺乏具体落实措施，而且经常会将创新科技与工业发展混为一谈，最终导致传统工业升级转型的进程滞后。

防疫机械人延Q唛精神

幸好，香港的科研界从未放弃自主研发及实践本地生产。2003年，香港人经历过沙士，对抗疫都上了宝贵的一课。路邦科技（Roborn Technology）的两位主脑也不例外。

这间本土机械人研发科技企业，以“动感控制系统”为核心技术，配合5G、人工智能、物联网、云端等高阶技术研发机械人产品，最近自主研发出一套防疫机械人——将高端的机械人技术与医疗结合，可以协助监测体温，并配置5G网络协调警报系统和控制机械人移动。开发这款体温检测机械人的意念，也是多得沙士的经历。

“当时我们立刻想起一件事，前线人员最易受感染，而且压力将会是最大，尤其是人手（短缺）和受感染两方面。2003年过后，坊间很多人仍会人手做体温检测。”路邦联合创办人潘嘉阳与麦骞誉表示，未来构思开发“消毒机械人”，代替人手定时去为电梯扶手、升降机掣消毒。

体温检测机械人是路邦团队在香港边研究边制造，初期只在本港投产和售卖，不折不扣是“香港制造”。潘嘉阳指出，类似路邦科技这种科研公司不需要大型厂房，若政府愿意资助，他们日均产一百台机械人不是难事，而且只需一层工厦的面积。

“我对香港制造深感自豪，向外国说我们是香港的机械人品牌是一件很值得自豪的事。”过往香港制造的“Q唛”形象乃代表质素好的东西，正如德国制造代表精密优良的机器，意大利制造代表精致手工。但潘嘉阳承认，香港制造是感情因素多于实际因素，“香港制造的内涵是很重要的，作为香港人，香港制造可能代表一份情怀。香港制造还包括了我们的诚实操守、数值准确性等元素。”

谈到香港推动工业再发展，他认为传统工业像钢铁厂、汽车组装等，并不适合在本地发展，但配合科技创新的工业却大有可为，因为一般科创产品都是“更轻盈、更简便、更优良”的东西。

基于这套防疫机械人的研发经验，潘嘉阳认为香港工业应该朝着“细小而强大的方向”发展。“若香港要从事工业的话，我认为不是占地多、人多而产值小，而是每平方米产值大（的产业）。”

然而，潘嘉阳认为，香港政府对他们这种科技制造产业支援不足，政府或许有一些规范来评定应该资助哪些公司，但在这么多规范下，团队成员还是决定“不如自己来做”。“我感觉不到政府对我们做的事有任何鼓励……他们可能会反问，为何要帮你这间科创企业呢？”

着重保留科研核心技术

从路邦科技的例子可以看出，我们或可以用一种新的思维看待“香港制造”。正面来看，今次公共卫生危机全盘展现了香港本地科研人才及制造业界的创造能力、生产活力，还有反应灵活的“香港速度”。不仅是路邦的防疫机械人，还有像香港理工大学研发的快速诊断系统、3D 打印医护面罩、配合纳米纤维滤芯使用的可重用口罩等等，都足以证明本地精密科技、材料科学的领域人才辈出。着重科研创新的高端制造，大可以是“香港制造”的新派变体。

潘嘉阳亦认为，“香港制造”不一定代表所有制造环节都要在香港发生的，只要将人才和核心技术放在这里，同样是不折不扣的“香港制造”。

他说，“做完研究开发后，我们组合产品的时候也可以在香港生产，但我们不能限制配件是从哪里来─无论是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台湾、中国内地或韩国。我们不应该有这类思维，以免阻碍科技的发展。”

潘嘉阳相信，如果一间公司本身的品牌实力足够厉害，无论生产线放在哪里，最终人们还是会记得这个品牌来自哪里。 “Mercedes-Benz可以在泰国、美国等地制造，但别人都清楚，它是个德国品牌。”

郝梅凤亦有着相同的想法。以她熟悉的医疗制造行业为例，她认为港商理应进一步将擅长的领域诸如生物科技、结合物联网技术的医疗保健、老年看护设备等的研发工作及其核心技术留在本港，然后将量产工序放在邻近地区。

她认为这样也是一种方式，将卓越的“香港制造”商品带向全球。在区域协同效应之下，“香港制造”实际上不需要执着于“什么东西都要在香港”。

郝梅凤表示，“前几天我看到新闻，见到港大研发出（病毒）快速测试，它也把技术分享给全球多个国家。我对这很感恩的。”

“如果我们创造了一些东西，不断闭门造车，难以发扬光大。因此合作、协同很重要。”她说。

“香港制造”其实可以有很多种可能性。不需执着于生产线上每个零件、每个工序都要必然在本地进行。只要产品的品质认证优良，包含本土科创人才的智慧及知识结晶，“香港制造”一样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当然，香港政府在资源投入和分配方面需要更“慷慨”，不能一面娓娓而谈，一面却将所有推动“再工业化”的责任留给业界。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造成民间混乱，但是业界人士及科研专家等各界迅速部署，投入口罩生产，证明了本地制造业仍然具活力，并充满弹性，绝对具备再次发扬光大的条件。

上文节录自第20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14日）《口罩荒下　本土工业再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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