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再制造．五】新加坡的廿载重注　生物医药产业成国家名片

香港的经济发展，总是离不开跟新加坡的比较。80年代工业转移以后，狮城在保留及升级制造业方面可谓远胜香港，其中一个原因是，新加坡早在20年前已看中一个制造业发展方向：生物医药产业。
“启奥生物医药研究园”（Biopolis）早于2003年落成，象征新加坡早已认清国家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当局希望透过科研作为带动经济的新引擎，借着研究生气蓬勃的生物医药产业，一方面获得研究成果专利权以创造财富，另方面减少依赖竞争日益激烈的电子业。

（此为【香港再制造与四小龙】系列报道之五）

【香港再制造与四小龙】系列报道：

新加坡的生物医药业为国家近年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2017年产值约为296亿坡元（约1,612亿港元），占制造业总产值的9.22%，就业人数为2.22万人。现时，包括全球十大制药公司在内的国际企业都落户星洲。究竟，这个产业为何获新加坡政府如此看重，其成功之道又是什么？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下，生物医药无疑成为该国亮点。如在3月初新推出的新冠病毒快速测试系统，就由新加坡的Veredus实验室与美国国家家庭科学技术局（HTX）合作开发，其准确性超过99%，三小时便得悉病毒检测结果，目前已在樟宜国际机场全面采用。

新加坡在疫情控制方面备受赞赏，日均检测量高达2,000多个，4月初增至每日2,900个，这类快速测试系统能迅速筛查和隔离患者，相较之下，香港初时每日检测数目维持仅1,000个左右。

Rosemary Tan于2003年创立Veredus实验室，目的是将人类基因组成的开发技术转向商业化，公司产品还包括寨卡和登革热病毒的检测芯片。这间公司于2014年被淡马锡控股（Temasek Holdings）投资的Accuron收购了51%股份，令公司收入增长三成，研发人手增加一倍。近期，公司再度卖盘给日本企业Sekisui，踏上更大的国际舞台。

多国争相仿效的运作模式

新加坡生物科技公司宏景免疫生物科技公司（immunoSCAPE Pte Ltd）是一间免疫系统分析公司，专门为发掘新药的药厂作血液分析，帮助提高免疫疗法临床的成功率，主要的实验室设在生物医药园区。公司的联合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黄俊平（Choon Peng Ng）曾在新加坡和美国多间国际性制药公司担任要职，并曾在科技研究局（A*STAR）工作，对新加坡的生物医药业可算十分熟悉。

黄俊平在接受《香港01》访问时表示，Veredus实验室的成绩非常优秀，

疫情肆虐全球，国民明白拥有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更加了解病毒，有助研发更准确的快速测试系统。

园区落成不久，启奥生物医药科技园区总设计师、新加坡科技研究局主席杨烈国（Philip Yeo）网罗世界精英，邀请他们到星洲从事医药科研工作。结果花了四年，成功说服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十大生物科技专才、英国癌症基因专家David Lane出任新加坡分子与细胞生物研究院院长。

其他世界顶尖的科研人才还有成功复制世界第一只哺乳动物多莉羊（Dolly）的著名英国科学家科尔曼（Alan Colman）、美国两位顶尖癌症基因专家科普兰（Neal Copeland）和詹金斯（Nancy Jenkins）夫妇、德国干细胞科学家尤洛夫（Gerald Udolf）、专研癌症的日本科学家伊藤嘉明及曾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工作的刘德斌（Edison Liu）等。

生物医药园区设有科技研究局，并有其他公司、公营部门和私人机构。今天的新加坡制造业依然是国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份，生物医药产业具备了强大的制造能力，现时国内有23间中小型制造商，以及九间大型生物科技生产商。

黄俊平进一步解释：“简单来说，我们是将从科技研究局发明的科技去申请专利，有了这些专利，我们便可以开设公司，并凭借世界级专家研究出来的智慧财产权，说服我们的投资者。”科技研究局会协助这些公司配对合适的投资者，宏景免疫生物科技公司目前主要的投资来自日本和美国。

园区虽然在业界扮演一个重要的孵化器，但黄俊平强调应多角度了解这个产业。因为，主导业界发展的尚有其他不同部门、组织和持份者。在贸易和工业部之下有法定委员会，委员会下设有科技研究局，这个政府资助组织拥有5,000名科学家，工程师及生物医学科研人员各占一半。此外，设有经济发展局（EDB）负责推广业务和促进外国投资，以及新加坡企业发展局（Enterprise Singapore）帮助国内企业走向海外。

“这些环节同样相辅相成，国家的生物医药业并非一夜间建成，这种发展策略持续了将近二十年。”

发展迅速的生物医学制造业，如今是国家制造业经济的第四重要支柱。 五年前，新加坡政府宣布拨出190亿美元（约1,473亿港元）的研发资金，当局每五年再检讨相关发展和投资额。黄俊平透露，许多国家也想效法新加坡。

既国际又本土的“新加坡制造”

今天，“新加坡制造”虽然已算做出一些成绩，但这并不等于业界发展全部放在新加坡本土。像黄俊平的公司就在日本和美国同样有业务，因为公司的价值链（value chain）就在当地。他表示，业界也有深入深讨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他朋友创办的星、港合资制药公司就以大湾区作为基地，于珠海开设公司，并在香港上市。

他总结道：“所谓发展的合理与否，视乎对应何种科技及哪类公司。但你要知道，在新加坡保留一定的价值链是重要的。”他认为，这是新加坡生物医药业“既全球化又本地化”的重点。

香港医疗及保健器材行业协会主席郝梅凤表示，九十年代常到新加坡出差，有时一天要跑三个国家。她说，“当时的新加坡公司在邻近地方如马来西亚、印尼等地设生产线，就像我们香港在深圳、东莞设厂一样。那时，早上9时在新加坡开会，11时就坐船到印尼的巴淡岛（Batam），当年新加坡很多生产工序都在那里。”

郝梅鳯认为，新加坡的做法值得学习，不应太过执着于“什么都要香港制造”或者“如何摆脱哪方的供应链”，她的愿景是为香港创造一个“collaborative future in healthcare”（讲求合作的保健未来）。

她说，“新加坡人很聪明，他们会将最核心的技术留在新加坡，生产方面则放在周边的低成本国家，由新加坡来做研究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R&D），一些小批量生产、工程样板、产品侦错（debug）等。”

道理就如美国去墨西哥，西欧国家去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生产。但关键是，不是说走就完全撤走。

今天，“新加坡制造”在全球俨如一张亮丽的名片，黄俊平认为这个国家品牌的关键在于信任。“当新加坡政府作出承诺时，这种信任就会发生，那就是最高的信任。”他解释，这是因为新加坡政府“说到做到”，显示出政策的稳定性，知识产权保护、便利的营商环境和重视英语的工作氛围都是吸引来自世界各地顶尖科研人员前来的关键。

早于2005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已经说过，加强创新、创业和研发都是重新打造经济的策略。虽存有风险，但身为小国的新加坡必须去做。如果成功，新加坡在未来十五至二十年将可处于竞争优势地位。现在看来，新加坡的押注算是相当成功。

结语：香港制造，岂止一份情怀？

在这次采访的过程中，跟几位受访者都谈及，“香港制造”是否一份情怀多于实际？答案都是“不”。

他们脸上都流露出对“香港制造”这个品牌的自豪感，尽管制造业经过三十多年，只剩微小的GDP占比，但不变的是港人的创新精神、良好信誉、灵活快捷。多得香港生产商和科研业界拼搏，我们大概不需再担心没口罩用。

台湾、韩国、新加坡昔日“三小龙”至今依然强劲的制造业表现，固然值得香港取经，但是，香港不应妄自菲薄。拥有人才、技术、优良制度的我们应思考如何以香港这些独有的优势，通过与周边地区的合作，在产业发展上继续向前。

上文节录自第20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14日）《口罩荒下　本土工业再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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