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政策】传统价值扼杀发展　居港18年港漂叹港人太计较得失

香港融汇中西，来港读书的海外学生与日俱增，有地理之便的内地生占了大多数。从2015/16年度至今，每学年平均有约1.6万名非本地生，当中约三分之二是内地生，这个占比还不断上升。2008年，政府推出“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吸引非本地毕业生来港进修及工作，如逗留期限届满时已获本港雇主聘用，可申请延期逗留。尽管申请及获批数目有上升趋势，获批人数由2010/11年度的4,024人，升至2018/19年度（截至2月）的9,955人，然而此数字仅反映留港工作意欲，并非真实获聘数字，而近年透过此计划成功延期继续留港工作每年平均有一万人，离港率甚高。

耿春亚来了香港十八年，目前是在港内地毕业生联谊会主席，又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老板。十多年间，他曾获委任为青年事务委员会成员，也从港漂成为了新香港人。他说，当年是一心来港创业，作为早期来港求学就业的内地青年、创业家及雇主，在他眼中，今昔的香港有着如何不一样的光景？

我，耿春亚，在安徽长大，2001年在北京清华大学材料科学及工程系就读三年级，那年暑假，我申请到香港城市大学研究实习，让南下列车带着二十出头的我，去看从未看过的风景，同时成为决定留港打滚的原点。

未来香港前，我本打算毕业后投考内地公务员，或到美国深造，香港从不在预算当中，直到南下后，才发现香港发展水准远超内地，对我造成很大冲击，这里虽然没有庞大的本地市场，却是理想的创业实验修罗场，如做到一定规模，便可向全世界发展。于是我便放弃赴美国麻州理工学院的奖学金，到城市大学当硕士研究生，一心准备来港创业。

抵埗最初两个月，我住在深水埗唐楼的㓥房内，环境比内地的大学宿舍还糟，每个上学天从深水埗步往九龙塘，由龙蛇混杂旧区走到宁静富裕的中产社区。香港迥然于当时内地，我会形容她是充满“罪恶的资本主义”的城市，虽然阶级性很强，但只要你勤力、愿意学习及付出，便会有立足之地。

我如愿来了城大，却在毕业前夕为工作签证而奔波。在那时，内地人来港工作并不容易。自2001年起，凡是于1990年或以后在教资会资助大学毕业的内地学生，如获聘用不少于一年的全职工作，便可留港居留，只是申请手续繁复，一般雇主或会却步，如申请人获聘于大公司，会较易获准留港，就是那种担保人的概念将创业的我拒于门外。为了跨过那道高墙，只好不停参加科技创业比赛，证明自己能力及积累人脉，向入境处提交推荐信、商业计划书等额外资料，周旋三个多月终拿到签证。

自此我便下决心，协助改善内地生工作签证的安排，冲破那道壁垒。在港内地毕业生联谊会在2007年访问近200名在港内地学生、毕业生，有99%受访者表示愿意留港发展，却因找工作的时间太紧迫，令不少毕业生离开。2008年，港府放宽限制，将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求职期限由三个月延长到十二个月，而且以往的非本地毕业生也可申请回港就业。

因为我来香港就是打算创业，所以2004年硕士毕业后，我拿着储下来的奖学金及天使投资者资金创业，同时获得香港科技园高新科技创业孵化计划支持，研发各种社交组织管理云端系统、活动发布管理系统等，为机构及商业客户建立一个成熟的社交网络管理系统，一做便是十五年，我从当年的毕业生变成今天三十多人的雇主，对香港多了想法及观察，但不是人人会像我留下来。

想留不能留 到能留不想留

自费式硕士课程如雨后春笋涌现、经济增长给予内地生出外留学的经济条件，到港读书的内地生与日俱增。但在我看来，不论从前还是现在，也只有约两三成内地生毕业后留港工作，虽然赴港内地生愈来愈多，但百分比不相上下，那时是想留不能留，现在可以留但大家也不想留。有一些刚毕业就回去，因为难以适应香港的生活环境、语言问题、工作不愉快、成家立室、赡养父母，尤其是这一代大家都是独生子女，要越过每个关卡，才会成为留在香港的少数。

过去五年，透过“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留港工作满七年而获得居留权的有约一万人，远远低于申请来港的数目，可能更多人视香港为跳板。我现在不时去大学举办活动，接触不少这一代的内地生，以前十居其九以取得香港居留权为目标，但现在绝对不会超过一半，有人还说自己不能放弃内地的农村户口，因为家里有土地。

我认为香港仍有一定竞争力，可惜薪金水平变化不大，生活成本却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内地生活满意度提高，回内地城市寻求更好发展机会及生活也不足为奇。但从文化角度比较，我还是比较喜欢香港，始终深圳只是一个大家拚命赚钱的城市，但无可否认深圳真是很聪明，因为她懂得借助年轻人一臂之力。年轻人是最好的劳动力，他不倚赖政府福利，却在最好的岁月为社会创造价值，深圳省掉二十多年来培养人才的成本，利用送房、给补贴来吸引人才来也不是没有道理，我觉得香港不至于要用银弹政策，但人才政策不要过于保守。

产业僵化 思想保守

当年我创业时便发现，香港作为商业社会，在金融及社交方面尤其发达，如何将传统行业与资讯科技结合，尤其是金融科技及社交媒体技术，是香港大有作为的发展方向。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所科技公司可以代表香港，我觉得很可惜。

香港做科技有很大障碍，首先是人才。香港最好的中学生，在大学是读哪一科？有谁会读物理、数学、机电工程？我平时面试时也会接触不少理工科生，他们的质素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当大家变得向往商科、医科、法律这些受传统资本主义影响及有行业保护的行业，便扼杀了学生的创作力。我当年有一些在港理工科的博士研究生朋友也说，无论如何也要投身金融业，即使在银行数钱也开心，大家总是看好香港的传统行业例如保险、金融，我自己是不太了解这个观念，但偏偏这个观念深入民心，当然现在内地也有这个倾向，但为什么大家要自我设限？我没有权去判断香港人的价值，但这些价值观却造就了香港人对创业、创新、创科的保守态度，不用谈什么创新式的工业发展，香港在这方面的人才完全不足。而且社会的科技应用程度低，例如不少机构仍沿用下载申请表格、寄支票报名的方法，效率及质素大大落后；又如驾车驶过隧道时，大家仍是排队付款，香港最大的问题在于对看得见的价值斤斤计较，但自己损失了什么也懵然不知。

除了这些人才及市场观念问题外，本地的科技公司很多只懂做项目（project），却不懂做产品（product），在科技市场做产品才可规模化，如果只靠接外判项目，也只是仅仅足够谋生，但偏偏香港却有很多这类公司。

香港中西共融，对我来说是最好的社会状态，但产业结构僵化问题一天尚未打破，年轻人一天也难过上好日子。香港是一个只要你有钱，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这里的的传统行业做得太好，酒店、零售……统统靠密集的劳动力堆砌起来，孕育出无数传统资本家，他们有的是资本及经验，早早垄断市场，而且利用资产钱变钱，没资产的人是没可能跟他们一齐赚钱的，当你一无所有时，你要怎么突围而出？你必须要做新产业。

香港需要更多人才，但人才政策依旧保守，我曾跟政府代表说可以设立一张全世界最顶尖100所大学的名单，并设立申请条件，如向某修业程度及某科目的毕业生发放工作签证，一找到工作才可进来，不是要中门大开，而是采用更开放的方式罗致人才。我现在请人研发，也不一定在香港做，一来找不到人，二来签证仍是很麻烦，过去十年我大概三次为准雇员申请签证失败了，所以我便在深圳南山区开设了办公室，现在大概有廿多名同事。

我知道政府于去年6月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计划”，承诺两星期内快速处理输入科技人才申请，公司每聘三个外地专才，就须聘用一名全职本地员工和两个本地实习生，对我来说，实际操作是很有困难的，因为它要求海外与本地配对，我很难为了聘用非本地人才，而特意多请本地人，本地可能没有我需要的人才，还有一些小型公司根本负担不起，我认为在香港请人便随缘吧！无谓勉强。

其实这很有趣，科技公司招请人才有很多限制，但来读书的非本地毕业生却是无条件获批出签证，结果很多人跑去卖保险。当然，保险行业也需要人才发展，找到工作赚到钱当然没有问题，但如不加速产业转型和提升本地的科技应用观念，或许在不久将来，所有系统连同维修、销售、顾客服务也可在互联网处理，行业的急速发展彻底打破地域限制，那时也不需要人才来港，香港现在再不赶快发展，日后可能没有发展的余地，到时大家都输。

上文节录自第159期《香港01》周报（2019年4月23日）《 港漂自白—再不改变　大家都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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