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导演人生】走出标签　赖恩慈“身诉”不男不女皆自在　

生而为人，不是男就是女，性别却在不知觉间造成分化，像一个大网笼住思维，男左女右人妖中间，不得逾越。按照思维开门见山：今日要说的是一个“女性”的故事。女婴出生，父母离异，岁多就被送往乡村寄养，跟着寄养家庭的老农上田下山。人生首位朋友是一棵老树，树木不语，却默默教授女孩自然的可贵。五岁她辗转回到香港，被知书识礼的监护人父母收养，后来入读传统女校，山上的庇理罗士，古远的校训规限了小白菜裙要在膝下几寸，也教化女孩出落应优雅大方。女孩后来修读英文系，莎士比亚、狄更斯－－接下来剧情应如言情小说：在校园巧遇到真命天子，一跃龙门，化身城中名媛，然而女孩在大学首年便转身，转读电影，选择变成今日的赖恩慈。
她豪爽，不藏棱角，挚友说她像黄色的清晨，她却爱创作沉郁的蓝。
摄影：林若勤

她相信心里真诚地系着什么，世界就会给你投来回响，像她从来没有刻意针对性别议题创作作品，但中学首次写剧本，因好奇心就以慰安妇为蓝本创作舞台剧。那次，赖恩慈和同学排练至落泪，第一次为着历史中女性背负悲惨的过去而痛哭。后来大学她转读电影学系，为了一条五分钟的纪录片功课，便跑到红灯区的马槛里，摄取区内生态，拍成了长达30分钟的作品；再后来加入好戏量，她发展出《神奇女侠》、《讲女》、《女人。型》等舞台剧，最后组合成终极版的《女儿红》，糅合了200多位女性的故事，把性暴力、同性恋、失婚妇人的社会议题搬上舞台，演绎人性喜怒哀乐—港女并非脸肉迷糊的城市剪影，而像《红楼梦》中人，位位有血有肉，各有命运、性格与思想。近年，她亦与多个机构合作拍摄纪录片，从母乳喂哺到同性家长、性侵剖白，每次拍摄，都叫她有新的感受。

聆听性侵“幸”存者

“我喜欢拍纪录片是因为它的真实性，真实的东西远远比创作的更震撼人心，而且能活生生地告诉人，这个世间能容下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决定，不同的想法，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应平等地作出选择，也应尊重彼此的选择。”三年前，她拍摄性侵剖白纪录片《身诉》。与合作的机构一样，她叫这群受害人为幸存者，幸福的“幸”，像电影文宣说的：“她们曾遭遇性侵，但并不是‘侥幸生还’的一群，而是能活出璀璨色彩人生的‘幸存者’。”

“拍摄时，每个人很想去保护幸存者，我们都觉得她们能够形容当时的情况，甚至让我去呈现她们的故事都需要很大的努力，所以我叫自己必须尊重她们的选择。有时人们作为旁观者，很轻易会认为受害人应该诉诸法律，因为讲出来后坏人才会绳之以法，但这并非受害者的角度出发的想法，因为能否绳之于法并不是受害者的责任，那是警方的责任，反而在整个申诉和落口供的过程，很有可能令受害人面对二度伤害，所以拍《身诉》的时候，什么镜头可以出，什么不能剪进去，不是我一个人话事的，《身诉》是我和幸存者合作的电影，不是我赖恩慈的作品。” 　　

那年拍摄《身诉》，幸存者把摄影作品翻出来给赖恩慈看，还未描述性侵的过程，也没开始口述悲痛的经历，她看见相片里墙上的裂痕，已经被震慑，知道过去对对方而言是一把刻进内心的刀，尚未拔出来，鲜血还流着。

“我觉得#metoo想建立的有两点：一，到底人们是否用心聆听当中的故事；二，这个城市有没有一个空间让人可以坦诚自在说自己的故事。简而言，就是分享和聆听，当中扣连着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尊重，就是这样。”她说，把#metoo看成揪出犯人的运动是错重点，这场运动不应该成为两性的战场。

赖恩慈说：“它之所以在香港发展成这样的一场风波，是因为华人社会与我们的教育里，总教我们沉静，仿佛静是至善至美的优点，也默默灌输了我们，万大事也要化小，小事最好化无，家丑不外传，甚至也教我们去猜忌，觉得他人做事都只是为了成名，因为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当中，名成利就是人绝对的目标—这就是这次运动到了香港讨论错重点而引起的回响。”

许多人问过我， 我是不是一个女性主义的创作者， 我说不，我并不是一个画框架给自己的人， 如果真的要框， 我想我是人道主义者。

“五岁回到香港，很多人看不过眼，教我女仔应该怎样，女仔要斯文，女仔不要张开腿坐—虽然是善意的提醒，但当中也反映了我们从小的教育已跟随着性别的定型，无数无形的手拉扯着女性，要她们这样活着，裙不可以太短，不可光着脚跑，要优雅，手要这样放，无时无刻都应要有体面的模样。”

她的人生有几条不一样的分水岭线：一条是野孩线，教她徜徉在自然之中，环抱大树，随性而活；第二条是淑女线，教她读书写字，看莎士比亚，读拜伦，进英文系；第三条是艺术线，教她打开心胸，发展真我，使她勇于大笑同时无畏掉泪。

“但我记得刚回港后，因为我的背景，老师和社工觉得我很易学坏，所以不停教我做个“好女孩”。他们一口奠定我的未来，13岁就可能会开始学抽烟，14、15岁就会打交，未到16岁当上未婚妈妈，之后开始吸毒。我是后来长大后才慢慢发现，不论是性别、身世背景或是经历也好，很容易一下子成为了社会下标签的准则，大家都喜欢圈出不同的组别，把一些组别打为社会问题，觉得那些人需要严加对待。”事过境迁，没有人猜到今日的她成为了剧团的主席，执导的电影入围多个海外影展，而且更在六年前当选成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我是后来长大后才慢慢发现， 不论是性别身世背景或是经历也好， 很容易一下子成为了社会下标签的准则， 大家都喜欢圈出不同的组别， 把一些组别打为社会问题， 觉得那些人需要严加对待。

一条刚烈“白菜仔”

她的监护人爱文学，赖恩慈从小看遍不同的文学，她在文学中看到许多悲剧人物，亦见到大多女性受拘束地在父权底下生活，小小的人儿已知道同情，亦明白当中的女性非自己的学习对象，长大后，她不要活得像她们一样。

女校时，她很早就加入剧组，剧组里全是女生，绿裙子们没天没日地排练、讨论，在花样的年华，她们反串模仿戏中的男性，张开腿坐，拿一根牙签剔牙，抖着脚，戴着反着戴的鸭嘴帽，也跟剧中的女性恋爱，上演离别的戏码—但在青春年华中，她们认识的异性仅是山下皇仁书院的男生，她们笑他们是薯仔，他们则笑她们是一条条白菜仔。

赖恩慈说女校出身的女生，不是变成淑女，就是变成烈女。她是后者，大学时代她从英文系转到读电影，那年香港刚好发生旺角红灯区打死人事件，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警方下令熄灯七日，主流媒体纷纷出了不同报道，只写红灯区是龙蛇云集的地方。

她单人匹马便去拍摄相关的纪录片，不光是去访问一些性工作者，也要令人了解红灯区内的人的生活，当中涉及马槛下停泊的士司机、驻区的警察、马伕、对区内资料了如指掌的“天文台人”。

“第一晚到红灯区去，遇见了一群警察，我以为这是最可以亲近的访问对象，但他们反而令我最不舒服。他们说我一个女仔不应到这些地方来，他们也恐吓我，说他们已经警告了我，如果发生意外，我便是浪费警力，从言语中感觉到他们的歧视，他们觉得在这区出现的女性都是“负面”的，不是妓女，就是wet妹，一定别有目的。”

从马槛中学会尊重

她说，反而进了马槛，马伕更懂尊重，“他说，他们不会无端打人的，何况是一个妹妹仔。他叫我别怕，但要Roll机就快了，不可以拍太久的，有什么不明的可以问他，要看那里他带我去参观。”她第一次步进马槛，那像旧式的宾馆，门口有一个小小的前台，里面有许多房间，厅里供奉着关二哥，他在红光底下英明神伟的脸上泛起了一层油光。

“就这样连续拍了五个晚上，我后来有一个感觉，觉得红灯区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不单是女性性工作者的故事，马伕、的士司机和天文台这群男性之所以会生活在一起，成为彼此的伴，都有他们的故事—如果终归都是好人，无论他们选择了什么行业的人，我们都应给予尊重。”

妈咪和妈妈的故事

谈到她的纪录片，她第一部就说起《Mommy, Mama and Us》，说的是一对香港的女同性恋，她们坚持同性婚姻与家庭的可能，并希望透过自己的故事有力地告诉其他人，性向无阻人生进行。“那是一对你一看到她们，就有许多疑问的恋人，她们的故事有许多的复杂性，但同时也彰显了她们一路走来坚定的爱和果勇。”她笑，想起那对同性妈妈各抱着可爱黏人的儿子，互相亲对方的额角，温柔磨蹭着两代人的爱与相遇。

“拍这种纪录片时，为我安排的机构有不同的关口，电影往往只可抽取其中的片段，有限度去说故事，可在拍摄的过程中，我是听到更多故事的人，而且知道他们走的并不是一条易走的路，那是一条有爱才能坚持走下去的路。”

她说，她始终喜欢电影，喜欢电影里真实的片段与细腻的感情。赖恩慈像《1+1》中的爷爷和小女孩，她把艺术当成富贵竹，希望有天能种到人心，从内到外打除城市的隔阂，叫人撕下标签，懂得聆听与分享。

上文刊载于第93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月2日），原文标题为《不男不女皆自在　赖恩慈》，现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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