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顾照顾者．五】照顾者无处不在 却在政策中“隐形”
【照顾照顾者．四】照料认知障碍症母 居家安老并非只是经济条件
近年来，照顾者杀害亲人后再了结自己生命的社会惨剧时有发生，引起社会关注照顾者的需要，以及社区支援匮乏的问题。政府一直把照顾工作视为家庭事务的“私领域”，以照顾者为本的政策严重不足。早年政府推出照顾者津贴的名额少、门槛高，支援零碎分散，并未在政策上承认照顾者的付出。不少照顾者放弃工作及私人时间，成为全职照顾者。本专题访问了一群被社会忽略的照顾者，了解他们面对的困难，并探讨政府能否在政策层面提供支援，避免惨剧再发生。
“妈妈年轻时会照顾子女；中年时要照顾父母及老爷奶奶；到子女出身或父母离去则要照顾配偶。”香港妇女中心协会总干事廖珮珊的描述，概括了不少妇女的大半生。“超过九成照顾者是女性，她们在不同阶段照顾身边不同的人，这其实是一件很性别定型的事。”
照顾者，泛指照顾家中虚弱老幼伤病人士。现时，政府没有为照顾者下明确的定义，也没有为这群组作数据统计。近年来倡议照顾者政策的机构愈来愈多，香港妇女中心协会及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是其中两个。
他们无处不在 却在政策中“隐形”
照顾这些特殊需要群组的人，很多时要花更多时间和心力，但付出未必得到家人及社会承认，故照顾者的牺牲不少。
廖珮珊举例说，不少人觉得由亲人照顾家中年老的长辈会较安心，而且很多时候会安排家庭成员中的女性做照顾者。虽然，其他家庭成员或愿意分担相关的生活费用，但照顾者往往要辞工。这份责任好像理所当然，但同时很沉重。
“政府的公共资源不足，轮候不同服务的队伍有多长、要等多久，大家也知道。另一方面，照顾者自己也内化这份责任。而且，社会福利政策倾向帮助较有需要的人，觉得有些事情可以在家中处理，应该留在家庭层面，其实这些想法只会加重照顾者的负担。”廖珮珊说道。
现时的社会福利政策并不是完全没有关注到照顾者需要，但服务仍以被照顾者为本，大部分的社福机构及社区组织的服务对象仍是以被照顾者为主。例如残疾人士家属的辅导服务，隶属于康复服务，但机构的大部分资源，均不是预留用作支援照顾者。
被照顾者在社区未能得到完善的支援，也影响照顾者的身心。社联业务总监郑丽玲指出，现时的社区服务有多个“不到位”，包括服务量少、质素参差、费用高昂、照顾者对社区资源认知度低，以及难以获取服务。
家人福祉先行 忽略自身需要
“轮候这些公营服务的时间长，照顾者不得不亲自照顾，但是，他们也应该有空间和选择。可惜，他们很多时因为要照顾家人而忽略自身需要，生病也不敢看医生，结果牺牲了自己。”郑丽玲认为，若社区支援到位，能纾缓照顾者的压力。政府应全面规划以照顾者为本的政策，而不是像现时的情况，照顾者如同“被隐形”。
近年，政府以经济津贴纾缓社区照顾者的压力。政府先后在2014年及2016年推出“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试验计划”及“为低收入的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试验计划”，两者都是“关爱基金”名下的试验计划。两项计划均有严格的审查门槛，照顾者不能接受综援、长者生活津贴外，也需要达到最低照顾时数，受惠人数有限，而照顾者也不可同时领取两项津贴。再者，津贴标明“为低收入家庭”，出发点是提供福利，而并不是在照顾者没有经济收入的基础下，承认照顾是一种贡献，并未有制定政策肯定照顾者的工作。
郑丽玲说，现时本港“以老护老”、“以老护残”的情况普遍，但很多时照顾者忽视自身需要。她比喻说：“坐飞机或坐船时，有广播提醒乘客，危急时应先把氧气罩戴好，或把救生衣穿好，再照顾同行小童。先照顾好自己，才会有能力照顾其他人。”
廖珮珊认为，社会观念和政策制定互为影响，若要令大众及照顾者自己也认同落实照顾者政策的必要性，政策制定能起一定作用。“如果觉得很多事情应该在家庭层面解决，便不会有公共服务。社会是不是要付起承托的工作？”
廖珮珊又坦言，跟政府高官商讨支援时，他们往往表示需要取得平衡，若政府提供太多公共服务，可能会影响家庭价值观。但她认为政府需要改变思维，社会服务并不是最有需要的人才能享用。
照顾者要休息 也需劳工保障
照顾是一份工作，照顾者需要休息，也需要劳工保障。“照顾者的工作往往是无酬的，他们辞工去照顾家属，到老了又有什么保障呢？”廖珮珊认为，照顾者的角色尤其重要，不存在跟被照顾者抢资源的问题。“若照顾者自己也照料不好，怎么做到照顾工作？若照顾者支援做得好，反而会帮助到被照顾者。”
现时香港安老服务未能满足需求，而且土地供应紧张，设长者院舍长期照顾长者，以及设长者日间护理中心为照顾者提供喘息服务，政府应如何取舍，怎样决定缓急先后？
廖珮珊直指，这是政府的规划问题。“政府在发展一个地区时，应该规划照顾者和被照顾者的服务，不一定屋邨才可以设有非政府组织提供服务。政府卖地建私营单位时，也应该考虑托儿及老人服务等需求。政府应在卖地时设立条款，即使不是要求发展商做营运者，也应预留地方做公共服务。政府可以去做，可惜他们未有规划。”
照顾者的劳动看似没有实质的经济回报，但对社会有重要贡献。两位受访者也直言，现时香港未有立法保障照顾者权益，但政策措施上的改革，还是政府可以做的事。电影《一念无明》曾引起社会关注照顾者的需要，而每每有照顾者选择走向绝路后，社会又掀起短暂的讨论。只是，廖珮珊和郑丽玲也相信，要改变“照顾家庭是女性天职”这根深柢固的观念，还需要一段长时间。
上文节录自第123期《香港01》周报（2018年8月6日）《谁来照顾照顾者？》。
其他国家有何政策支援照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