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顾照顾者．四】照料认知障碍症母 居家安老非只是经济条件
【照顾照顾者．三】嫁给轮椅使用者 前路已知 却仍需要社区支援
现年60岁的吴绍平，可说是经济能力不错的提早退休人士。除了和家人自住的单位外，他还有能力负担另一个单位供母亲居住。数年前，60多岁的哥哥入住资助院舍，作为一位双重照顾者，吴绍平形容自己在照顾家人方面压力不算大。他的故事看起来比较“平淡”，但他直言，有能力的家庭，就可以居家安老、请佣人照顾。不然，轮候政府的院舍遥遥无期，又不想把长者送入质素参差的私营院舍。事实上，他能花时间照顾患有认知障碍症的母亲，也是因为他已提早退休。照顾长者的工作，除了体力及精神方面，还有认知方面的照顾。若然没有经济能力和时间，照顾认知障碍症长者确会面对不少困难。
坚持托米买菜 不愿外佣照顾
多年来，他一直想说服母亲，接受一位外佣照顾她起居，母亲却不想跟外人共住。哄了她四、五年，她总是说“没事情让佣人做”，并坚持自己去买菜、托米，更曾多度跌倒。妈妈动手术后，他更不忍心。
最后，他跟母亲说政府资助3,000元，他只需付1,000元，母亲总算接受聘请外佣。但实际情况是，他们不合资格领取护老者津贴，他只是为了母亲更易接受才这样说。
认知障碍症并非正常的老年退化现象，是不能逆转的病，分为早期、中期及后期。病人的记忆力会退化、失去时间感，以及在熟悉的地方迷路。不但有沟通困难，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情绪问题，而且失去自理能力。
吴绍平说，最担心妈妈的情绪恶化。幸好她性情温和，得病后性格亦没有大变或出现情绪问题。现时母亲的起居饮食，由外佣照顾。情绪差的患者可能会打人、骂人、讲粗口，有些甚至会出现幻觉，以为别人偷他们的东西，跟照顾者关系易变得紧张。
吴绍平的母亲在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和循道卫理中心接受有关认知的训练，他希望借此纾缓病情。母亲一直有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脏问题，他常常陪同覆诊。他认为，陪诊工作无法外判给外佣，因为需要向医生说明病况。
吴绍平是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不时跟其他家属了解和分享照顾时面对的困难。他坦言，如果有全职工作，难以经常请假照顾母亲。
读报聊天开锁 帮助训练记忆
他说，有时会花时间向母亲读报，令她知道社会上发生的事，也会藉报刊图片让她辨认日常生活用品。但他承认，毕竟自己也有家庭要照顾，并不是经常陪她读报，而母亲没有什么嗜好，早已习惯独居生活。
自从心脏出现问题后，他的妈妈走路时常气促，站得久也会觉得辛苦。她已经无法外出买菜，也减少参加长者中心的活动。她主要的外出活动，就是他吃完晚饭后，带她到附近的商场走走。对于一般人而言，看似平平无奇的花草、公园雕塑等，他也会停下来，问问妈妈这是什么，说说那是什么。
在日常生活中，他也会让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例如开门锁门。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对她而言也是一种训练。母亲握着两把锁匙，偶尔也会混淆。访问当天，她也弄了数分钟，后来他亲自提醒，才能成功上锁。
吴绍平说，他们的情况不是典型的家庭，他算是比较幸运，经济压力不算大，他也庆幸妈妈仍认出他是谁。对他而言，金钱有助解决不少照顾上的困难，但是，他亦认为很多家庭需要暂托服务，不少照顾者更需要24小时陪伴长者。有些照顾者既放弃自己的工作，即使想去短途旅行，或是有急事，也难以找到支援服务。现时，大部分暂托及院舍服务，并未有特别针对认知障碍症长者。他认为，部分有行为或情绪问题的长者需要特别的照顾技巧，资助院舍应该多投入资源聘请相关的人手。
支援服务不足 错失治疗良机
及早识别长者的认知障碍症，有助及时治疗及减慢退化，但现时社会对认知障碍症的了解仍不足够，加上照顾者未必常在长者身边而察觉先兆，容易错失治疗良机。
2015 / 16年度约有12,000名认知障碍症患者在医管局精神科专科接受护理服务，而实际患有认知障碍症的长者人数应该更高。据医管局2017年估算，全港约有5%至8%长者患此病，80岁以上的患病率估计达20％至30%。但是，2015年数据显示，医管局老人精神科专科门诊的新症轮候时间中位数为11个星期，这段期间长者的身体变化可能很大。
若长者难以自理或无法外出，可申请政府的家居照顾服务，包括送饭及陪诊等，但是，服务支援严重不足，两个主要计划—“综合家居照顾服务（体弱个案）”及“改善家居及社区照顾服务”的平均轮候时间达14个月。部分难以全职亲自照顾或需聘请外佣照顾长者的家属，在现行制度下，可安排长者入住政府资助院舍。按今年最新数据显示，入住津助 / 合约安老院舍及获受资助长者日间护理中心 / 单位提供服务的平均轮候时间分别为37个月及10个月。
上文节录自第123期《香港01》周报（2018年8月6日）《谁来照顾照顾者？》中《照料认知障碍症母亲 居家安老 并非只是经济条件》。
看完照顾者的故事，政府可如何支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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