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条立法｜披露国家秘密解说未释疑　曾钰成：关键在谁是权威解释

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在报章撰文，指政府官员就《基本法》23条立法中，有关“非法披露国家秘密”罪行的解释，恐怕未能完全释除公众，特别是传媒工作者的疑虑。他认为关键在于，由谁判定某项资料的披露，是否“相当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及谁是“国家安全”解释的最后权威，又认为法案条文应对“公众利益”是否可成抗辩理由，有具体规定。

曾钰成在《明报》撰文，指咨询文件发表一星期以来，社会上议论最多的，是“非法披露国家秘密”的罪行。关注者提出的问题有二：第一，“国家秘密”的定义会否太笼统、范围太阔？第二，“公众利益”可否作为抗辩理由？

他指第一个问题，按咨询文件建议，“国家秘密”涵盖的事项，除属于国家和香港的重大决策，及国防、外交和侦查罪行等范围的秘密外，还包括经济、科技方面的秘密。若传媒获得一些重要经济数据，可能难以判断它是否“国家秘密”。发表了，或会误堕法网；不发表，就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那新闻自由是否削弱了呢？

曾钰成认为，咨询文件对这问题已作了清楚的回应，因构成“非法披露国家秘密罪”有三大要素，只有当资料是“无合法权限下披露”；披露后“相当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并且披露的资料属于国家秘密的订明领域，才会构成有关罪行；而同时要有犯罪意图，才会入罪。

不过，他也承认恐怕仍然未能完全释除公众特别是传媒工作者的疑虑。

因为关键的问题是某项资料的披露是否“相当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由谁来判定呢？当中涉及对“国家安全”的解释，谁是最后的权威呢？

若订明“煽动意图”范围　会否造成过大打击面？

他续指，文件建议提高“煽动意图”罪的罚则，并且列出“煽动意图”可涵盖的意图，其中包括（第(iv)项）“意图引起香港特区居民间或中国不同地区居民间的憎恨或敌意”。他认为提出这项建议的原因很容易理解，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由于有人刻意煽动，令本港居民之间及部分本港居民对内地来客，怀有憎恨和敌意，并且导致不少社会暴力事件，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把这“意图”写在法案里，会否造成过大的打击面呢？举例若个别人或族群之间的争吵，很可能会引起香港居民相互间的敌意的，是否也构成“煽动意图”，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吁政府勿一听到负评　即以对敌斗争态度打压

曾钰成指，今次立法除了履行《基本法》23条指明的责任外，还要全方位应对现在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国家安全风险，立法涵盖更广泛的国家安全问题，是适当而必须，在本港和境外受到敌对势力的抨击，亦是意料中事，但他指，在社会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部分市民抱有疑虑是很自然，他们提出的问题、质疑以至批评，与盲目攻击和恶意煽动有本质分别，呼吁政府把市民真正关注的问题，跟反对力量的敌意攻击区别开来，不能一听到负面评论，便以对敌斗争的态度去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