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安公署设立五年才建履职机制 廖长江：23条立法是关键
特区政府为了令中央驻香港国安公署更有效实施其职责，根据去年3月通过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制订两项附属条例。国安公署在五年前就已成立，政府为何到现在才立法为其建立履职机制？立法会审议两项附例的小组委员会主席廖长江接受《香港01》专访时指出，香港的国安制度“双轨并行”，过往缺乏主体法例为国安公署履职制订框架，直至去年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制订国安条例后，才有了相关权力。
中美博弈急剧升温 “是时候处理国安公署执法权力”
国安风险其实一直存在，中央政府早在2015年已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当中列明港澳两个特区亦应当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廖长江承认国安风险“一路都有”，他相信，政府选择在这个时候提出订立附例，中美博弈急剧升温是一个考虑因素。他提及，中美两国近日在日内瓦达成互降关税的协议，“但之前环境几恶劣，你都知道”，而到了这个地步，应该要去想国安公署的执法权力如何处理。
国安公署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8条设立。公署职责除了分析研判香港维护国安形势，监督、指导与支持特区维护国安等职责外，还可在出现国安法第55条所涉三种特别情形时，自行或经特区政府报请中央批准，行使管辖权。公署迄今已运作了五年，这项管辖权一直束之高阁，难免令人猜疑，为何不早些处理？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日前接受《香港01》访问时，便直言今次立法“有啲迟”。
中央法律需配合香港情况 加强操作性
特区政府过往被问及“会否启动55条”时，强调该条文属例外性条款，只在国家安全“水深火热”等情况下动用。身为大律师且做过三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廖长江则解释，《香港国安法》是中央订立后在香港实施的法律，内地法律的原则性很强，但操作性反而不高，内地法院依据内地法律操作会比较容易，但香港实施普通法，有必要配合本地情况，加强相关法律的操作性，“你睇下变咗我哋𠮶啲法例，系详细好多嘅，操作性系强好多嘅”。
廖长江表示，从法律层面看，国安公署要到成立五年后才获立法提供保障其效履职的机制，中间还有个很大的问题，“就系五年前冇呢个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国安条例是香港特区根据基本法第23条自行订立，香港在2003年尝试立法未果，隔了二十一年才履行这项宪制任务。国安条例第110条列明，行政长官可会同行政会议订立维护国安附属条例，以更有效实施《香港国安法》中关乎国安公署职责的条文。
国安制度双轨并行 国安条例赋权特区制订附例
“国安法同国安条例两者之间，系冇权俾你去做附属法例嘅”。廖长江指出，虽然《香港国安法》是香港法律的一部分，但在国安条例订立前，香港并没有法律赋权政府为国安法制订附例。
那为何不在制订国安条例时，一并处理国安公署管辖机制？廖长江解释，权力要立法确立，国安条例通过后，政府才有权处理国安公署管辖权事宜，亦才有主体法例作为基础去制订附属条例。
国安条例实施后一年才立附例 “我觉得都适合”
至于为何在国安条例生效后立即制订附例？廖长江说：“呢样嘢你就要问问政府喇。”不过他亦补充道，法例一过就制订附例，未见得就是好事，需要让国安条例运行一段时间，才能够看清与国安法如何脗合，如何互补，“我觉得一年都系适合嘅”。
《香港国安法》颁布时，社会有不少声音担心“一国两制”与香港的法治受破坏。国安公署管辖权的处理，既与国际地绿政治格局息息相关，有熟悉北京的消息人士称，也完善了人大立法与香港本地条例之间的衔接，让国安公署的工作更符合香港的立法精神。
廖长江指出，人大制订《香港国安法》，主要是针对2019年的香港乱局，当中涵盖的四项罪行，正常情况下都是由香港执法，55条指定由国安公署行使管辖权的情况“少之又少”，香港社会毋须为此过份担忧。他表示，无从猜测香港将来“有冇可能再成为一个2019年，或者间谍活动如入无人之境”，但如果有的话，国安附例存在，“就同以前唔同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