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24中东・一︱沙特伊朗土耳其大和解　阿拉伯之春正式终结

回顾2023年中东，冲突仍在上演，“和解”却无疑是年度关键字。

3月，沙特与伊朗在北京宣布复交，结束长达7年的断交状态。有鉴于沙伊两国交恶已久、沙特又是美国的长期盟友，许多分析并不看好两国复交，也不认为北京有能力斡旋中东议题。但后续发展证明，这些分析言之过早，因为不论沙特或伊朗，明显都为巩固复交付出了努力。

4月，两国外长在北京举行正式会晤，双方随后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即日复交；5月23日，伊朗任命驻沙特大使；6月6日和7日，伊朗驻利雅德大使馆、驻吉达领事馆、驻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处陆续开放；6月17日，沙特外交大臣抵访德黑兰，是时隔17年后首位访伊的沙特外长；8月，沙特重开驻伊朗大使馆；8月17日，伊朗外长抵访利雅德，是7年来首位访沙的伊朗外长；9月5日，两国大使分别前往对方国家上任；11月1日，伊朗总统莱希（Ebrahim Raisi）抵访沙特，出席在沙举办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讨论加沙局势，成为2012年后首位访沙的伊朗总统。

随著沙特伊朗复交，中东其他场域也吹起和解之风，例如沙特与叙利亚、也门。4月13日，叙利亚外长访问吉达，期间与沙特外长正式会晤，是2011年后第一位访沙的叙利亚外长；4月18日，沙特外长回访叙利亚，并受叙国总统阿萨德（Bashar al-Assad）接见，成为2011年后第一位访叙的沙特官员；5月9日，沙特恢复自2011年11月起暂停的驻叙外交使团工作，叙方也于同日恢复驻沙使团；5月19日，阿萨德访问沙特，期间出席2023年阿拉伯国家联盟峰会，并与沙国王储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会晤，讨论两国复交工作。

也门战场则在沙伊复交的3月达成协议，交战双方同意释放近900名在押人员；4月14日起，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Houthi Movement）开始大规模换俘行动；12月23日，联合国驻也门特使宣布，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皆已承诺采取相应措施实现停火，解除经济限制，并为恢复联合国主导的包容性谈判做准备。

整体来说，2023年“大和解”延续了2022年的秩序格局，沙伊复交更是中东告别“阿拉伯之春”十年纷乱的证明。展望2024年，“大和解”仍是中东秩序主轴，沙特、土耳其、伊朗所建构的新三角互动，也将引领区域格局前行。

“大和解”是怎么出现的

细究“大和解”格局的成形，沙特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动机部分来自笔者2022年所撰【展望2023年中东】专题的两篇观察：美国退出中东导致域内大国改变对外政策，“阿拉伯之春”引爆的叙利亚、也门内战也已巩固现状。

其中，美国退出中东始于奥巴马（Barack Obama）时代，并被特朗普（Donald Trump）、拜登（Joe Biden）所继承，影响最大的便是沙特的区域战略。众所周知，沙特是美国的长期盟友，两国素有“石油换安全”的合作关系，美国借此巩固“石油美元”的霸权地位，沙特则在美国支持下毫无顾忌施展拳脚：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沙特先是介入叙利亚内战，与支持阿萨德政权的伊朗爆发严重冲突，接著又在2015年组织海湾联军投入也门战场，意图歼灭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沙伊两国则在2016年宣布断交。2017年的卡塔尔外交危机，同样是沙伊交恶的结果，沙特要借机惩罚与伊朗“眉来眼去”的卡塔尔，迫使后者安分守己。

而除了伊朗，沙特也与“阿拉伯之春”后日渐活跃的土耳其爆发冲突，导火线便是卡塔尔外交危机。土耳其一来与卡塔尔交好，二来有意耕耘在海湾的势力板块，所以积极声援了卡塔尔，表示愿意提供粮食与生活物资援助，也能驻军协防。可想而知，看在沙特眼中，土耳其明显是要挑战“海湾霸主”的尊严，再加上安卡拉既在“阿拉伯之春”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又借2018年的“卡舒吉（Jamal Khashoggi）事件”消遣沙特与王储，沙土关系自然降到冰点。

整体来说，因为自恃有美国支持，过去的沙特与伊朗、土耳其两个域内大国同时交恶，又恣意教训“不安分”的卡塔尔，还大刀阔斧介入叙利亚、也门战场，豪迈至极。但这种豪气随著美国撤出中东、拒绝续援也门战场的沙特军队，遭遇了现实打击：也门的胡塞武装在伊朗支援下，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不仅波及沙特民生安全，还一度影响沙国最重要的原油生产，而美国对此毫无办法。

再来是“阿拉伯之春”引爆的内战逐渐巩固，僵局成为某种常态，交战各方已难再借军事攻势实现宏观战略目标：在叙利亚，伊朗与俄罗斯结成同盟，阿萨德政权已无垮台可能，土耳其也巩固了在叙北的占领，与俄伊协调共存，沙特在叙利亚的多年布局沦为一场空；在也门，胡塞武装巩固了北部根据地，等于完成伊朗“什叶新月”的南境布局。局面发展至此，沙特基本上已被伊朗南北包围，也没能在“阿拉伯之春”的几大战场获益，又面临美国“退出中东”的战略收缩，伊朗、土耳其的扩张已成定局，沙特只能反求诸己、竭力突破。

所以从2021年便可观察到，沙特首先结束了长达3年的卡塔尔外交危机，默认伊朗、土耳其势力已经进入海湾的现实；2022年，沙特为摆脱与土耳其、伊朗同时交恶的困局，首先缓和了对土关系，王储穆罕默德为此访问土耳其，与埃尔多安进行会晤，双方达成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土耳其也默契翻页“卡舒吉事件”，不再穷追不舍；到了2023年，沙特终于与伊朗成功复交，并在俄罗斯协调下，逐渐与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恢复互动，撤出了也门战场，放手让联合国斡旋，希望缓和与胡塞武装的冲突，聚焦发展，专心推进“2030愿景”（Saudi Vision 2030）计划。

至此，沙特基本完成了与伊朗、土耳其的“大和解”，三国关系走出剑拔弩张的全面对峙，配合各大内战偃旗息鼓，“阿拉伯之春”引爆的十余年动荡也终告结束。

在可控的竞争中共存

不过，所谓“大和解”并不意味“爱与和平”即将到来。作为中东域内三大强国，沙特、伊朗、土耳其的国家利益不可能毫无分歧，只是因为各大内战版图已逐渐巩固、美国战略收缩、沙特也有意聚焦发展，全面对峙并非各方最有共识的做法，所以三国才在多年较劲摩擦后，选择走向“各自安好”的均衡，但这不代表竞争从此消失。

例如伊朗就不放弃搅动中东，10月爆发的新一轮加沙战争便是证明。从巴以冲突的视角来看，这是代表激进路线的哈马斯，对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与以色列极右势力所发出的反扑；但从中东区域博弈的视角来看，这明显是伊朗为了干扰沙特、以色列建交而进行的地缘出击。在这个维度上，哈马斯的角色就与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类似，是受德黑兰支持的地缘棋子，既有自己的斗争议程，也为伊朗的国家利益服务，现正上演的“红海危机”便是类似脉络的产物。

而从结果来看，伊朗如愿以偿，沙特确实被迫停下与以色列的建交谈判，但沙伊复交的“大和解”结构也没有太受冲击。沙特当然知道伊朗不安好心，但与伊朗全面对峙的成本实在太高；相比之下，沙以建交虽然重要，却也不急于一时，所以沙特最后选择接受既成事实，暂时冻结与以色列的建交谈判，并且如常与伊朗进行互动，11月的伊朗总统应邀访沙便是证明。

不过微妙的是，沙特也没有对伊朗所为拍手叫好，而是在以色列进攻加沙后袖手旁观，仅有口头谴责、而无实质作为，等同坐视哈马斯被以军围歼。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视角来看，沙特作为阿拉伯强国代表，应该要替受苦的巴勒斯坦同胞发声；但从区域博弈的视角来看，哈马斯作为伊朗的地缘棋子，对沙特来说犹如芒刺在背，沙特当然不鼓励以色列屠杀加沙平民，但若以军有意削弱哈马斯，沙特也不会强烈反对，因为沙以建交仍是王储穆罕默德的目标，只要哈马斯这枚“不定时炸弹”持续坐大，今年10月的闪击迟早会重演，届时沙特又要前功尽弃。简单来说，沙特不想推翻与伊朗的“大和解”进程，却也不想被“伊朗打手”再度干扰。

而土耳其在这次加沙战争的表现也相当微妙。表面上来看，土耳其相当支持巴勒斯坦人，姿态仅次于伊朗，包括称哈马斯是解放组织、提议要与各国一起“担保”巴以问题、召回驻以色列大使、痛骂内塔尼亚胡是希特拉（Adolf Hitler，又译希特勒）等；但实际互动上，以色列是土耳其第九大出口市场的事实，决定了后者无法祭出强烈制裁的现实，对此土耳其当然也心知肚明，却还是在巴勒斯坦议题上“积极表演”。究其目的，除了满足国内的反以民意外，也是为与伊朗争夺“穆斯林领袖”话语权，不让德黑兰专美于前。正因如此，非阿拉伯的伊朗、土耳其成为这次声援巴勒斯坦最积极的中东国家，同属阿拉伯人的沙特反而相对沉默。

通过加沙战争这面染血透镜，外界能够一窥沙特、伊朗、土耳其的复杂互动：所谓“大和解”不是毫无博弈与斗争，而是在相对可控的竞争中，设法共存前行，加沙战争只不过是案例之一，其余案例还包括三国的海湾博弈、伊朗与土耳其的叙北及高加索争夺、沙特与伊朗的也门问题、沙特与土耳其在利比亚的各自布局等，三方虽有不同利益，却还是在控制风险与成本的考量下实现共存。

中东不如太平洋两端，存在实力超强的单一大国，域内三强也由此形成了复杂的三角博弈，没有一国能彻底凌驾另两国，任意两国又因彼此的潜在摩擦，而无法结成战略同盟。展望2024年，“阿拉伯之春”乱局已过，沙特、伊朗、土耳其的三角新局则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