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哈马斯重演“车臣战争”　问题是谁能统治战后加沙？

加沙地面战正如火如荼进行。

以色列这边，自10月28日宣布地面部队进入加沙起，其装甲部队便持续向南推进，并与哈马斯、其他加沙武装沿途交火。11月1日，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莱维（Herzi Halevi）表示，以军正从多个方向包围加沙城，并在城内展开攻势，军事行动已进入另一重要阶段，“部队在加沙北部心脏地带，在加沙城及其周边展开行动，地面攻势取得了成果。”

但哈马斯也无意退让。据其宣称，隶属哈马斯的卡桑旅（Al-Qassam Brigades）已摧毁多辆进攻坦克，并用四轴无人机袭击进攻的以军；而隶属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PIJ）的圣城旅（Al-Quds Brigades）也不遑多让，表示自己用迫击砲、反装甲武器造成了以军大量伤亡。

冲突发展至今，双方损伤都已突破近年常态。哈马斯遭遇了比2014年“保护边缘行动”更猛烈的地面攻势，加沙平民的死亡人数也在以色列狂轰乱炸下，突破了触目惊心的9,000人；以色列社会同样因“阿克萨洪水行动”（Al-Aqsa Flood）而震撼，以色列军人也为这次地面战付出代价，据以方表示已有超过300名以军阵亡。

但即便如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仍强硬表示，以色列会坚持战斗， “要求停火就是要求以色列向哈马斯投降、向恐怖主义投降、向野蛮行为投降。那是不会发生的，就像美国在珍珠港事件或911事件后也不会同意一样”；哈马斯发言人哈马德（Ghazi Hamad）也已表态，必须给以色列一个教训，“哈马斯会一次次重复10月7日的阿克萨洪水行动，直到以色列被歼灭。”

可以发现，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斗争已来到白热化的新阶段：以色列有意结束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哈马斯则誓言要让以色列不得安宁，来实现巴勒斯坦的完全建国。杀红了眼的双方不顾国际谴责、平民死伤，一副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姿态，让人想起世纪之交时、远在高加索的车臣战争。

“暴政对暴民”的车臣悲剧

19世纪俄罗斯进军高加索后，便与车臣展开“暴政对暴民”的悲剧轮回。

为确保在高加索的稳定统治，俄罗斯对当地各族进行了近乎种族清洗的屠杀与驱离，却也就此被骚乱与起义缠身。托尔斯泰（Leo Tolstoy）《高加索的囚徒》（Кавказский пленник）便是这一背景下的作品，书名虽取自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诗作、意指书中的绑架情节，却也反映此处人民的困境，不论是身为入侵者的俄罗斯人、还是作为反抗者的高加索各族人民。

其中，车臣人的反抗最为激烈，日常冲突、下山屠村之事不时发生，俄罗斯虽多次派军镇压，却依旧难止冲突，双方血仇也越结越深。苏联时期，车臣甚至一度响应德军，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站到了苏联对立面，导致斯大林（Joseph Stalin）在1944年强制大量车臣人迁徙至中亚。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掌权后，流离的车臣人在1957年被批准回乡，但为防骚乱再起，苏共长期禁止车臣人担任该地区的最高领导人，直到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时期才打破惯例。

苏联解体前夕，高加索局势剧烈动荡，车臣、印古什和北奥塞梯的独立呼声此起彼落。1991年，时任车臣共和国总统杜达耶夫（Dzhokhar Dudayev）发表独立宣言，自身难保的苏联已无力阻止，只能在1992年由俄罗斯同意撤出全部行政机构，默许车臣质独立。但1993年俄罗斯宪政危机期间，车臣意图在高加索扩张势力，开始与达吉斯坦发生冲突，车臣反对派武装则受俄罗斯暗中支持挑战杜达耶夫，各派人马剑拔弩张，时任总统叶利钦（Boris Yeltsin）誓言收复车臣，战争终于在1994年爆发。

但没想到车臣的决战意志出奇强烈，俄军虽在猛烈空袭、漫长巷战后夺下了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却没能巩固占领，车臣不仅开始对俄罗斯民众发动恐袭，也对俄军发动奇袭，格罗兹尼再度易主。1996年，面临大选压力、战场失利的叶利钦只能与车臣签署停火协定，默认后者的独立地位，第一次车臣战争宣告结束。

此后北高加索的极端伊斯兰愈发泛滥，俄罗斯境内不时发生绑架、恐袭事件，1999年车臣再度入侵达吉斯坦，成为引爆第二次车臣战争的导火线。这次俄罗斯铁了心要收复车臣，开始不分日夜进行轰炸、发动凌厉地面攻势。战争期间不论是俄军或车臣武装，都犯下了大量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包括屠杀平民、虐待战俘、性暴力等，2002年的“莫斯科歌剧院胁持事件”、2004年的“别斯兰学校胁持人质事件”更让大量俄罗斯民众活在恐袭阴影中。

因此即便俄军已在2000年占领格罗兹尼，普京（Vladimir Putin）一直到了2009年才宣告车臣反恐行动正式结束。期间俄罗斯指派了第一次车臣战争中的老对手艾哈迈德·卡德罗夫（Akhmad Kadyrov）担任“车臣共和国行政首长”，主因是前者立场较偏向民族主义而非极端伊斯兰，且在这次战争中站到了俄军一方、而非车臣武装。2003年车臣宪法通过后，艾哈迈德·卡德罗夫当选“车臣共和国”（此处“共和国”为俄罗斯少数民族自治区而非真的国家）首任总统，却在2004年遭暗车臣叛军杀身亡。之后普京提拔了艾哈迈德之子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后者先是于2005年担任车臣共和国总理，又自2007年起担任车臣共和国总统至今，期间车臣情势也逐渐稳定。

前途未明的加沙

回顾上述发展，俄罗斯与车臣的血腥历史错综复杂，虽与以巴冲突脉络不同，却可在几个关键处相互共鸣。

第一，冲突起于一方占领，但双方都在之后的漫长斗争中，演化出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复杂身分。车臣悲剧起于俄罗斯进军高加索，但车臣人同样在反抗过程中化身刽子手，屠戮俄罗斯平民；以巴冲突始于以色列的战争建国，但巴勒斯坦人随后的武装反抗，也让不少以色列平民受害，包括这次的阿克萨洪水行动。

第二，冲突双方都存在希望和平共存的声音，不论是主动希望或被迫认为，但最终掌握话语权的还是强硬派，也由此导致了冲突的白热化。车臣在1996年第一次战争结束后，原本具有实质独立状态，却因巴萨耶夫（Shamil Basayev）等激进派有意并吞俄罗斯达吉斯坦、策划多起恐袭，俄方掌权的普京也无意妥协，引爆了第二次车臣战争。

以巴双方曾在1993年签署《奥斯陆协议》，作为两国方案的尝试，但身为激进派的哈马斯强烈反对，并且持续发动恐袭，更在2007年占领加沙至今。以色列强硬派也同样反对履约，右翼更在2000年第二次大起义后成为政坛主流，对以巴问题愈发强硬，两国方案基本上已名存实亡。如今的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便是恶果。

第三，经历国际与区域局势变化，两起冲突都发生了质变，不再是单纯的民族解放与独立斗争。车臣在巴萨耶夫等人崛起后，其斗争性质已从“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走向“伊斯兰圣战”，年轻一代战士多受瓦哈比主义、萨拉菲主义影响，并且吸引到中东地区“圣战士”前来参与，甚至在热战结束后还持续发动恐袭、招募人员等，让俄罗斯即便收复车臣，还深陷反恐战争泥淖多年。

而以巴冲突一度表现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对峙，但随著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在1970年代消退，阿拉伯国家整体放弃了再为这个议题出兵流血的打算，随后一个个与以色列建交，这便是两国方案之所以可能的时空背景。然而1990年代中，立场激进的哈马斯崛起后，其不仅多了“圣战”的脉络，还与有意牵制以色列、同样反对两国方案的伊朗一拍即合，让这场冲突逐渐走向以色列、美国与伊朗的代理冲突，同样导致了问题的复杂难解。例如这次的阿克萨洪水行动，虽有哈马斯反抗以色列的本土议程，却也不能否认有伊朗干扰沙特、以色列建交的目的在其中。

总而言之，如今的加沙冲突与当年的“车臣战争”相当类似，以色列如果真要攻下加沙，也必然要重走当年俄罗斯的旧路：在付出极高昂的军事成本后，能得到一大块残破地带，以及不时复起的叛乱、隐入人群的恐袭威胁，而过程中被伊朗动员的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同样会对以色列形成干扰。

但即便以色列能终结哈马斯对加沙的统治，战后加沙的前景与车臣相比，却是相当不明。据彭博社10月31日报道，美国与以色列正在商讨消灭哈马斯之后的三种方案：第一，由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组成多国部队，支援由沙特等地区国家组成的委员会暂时监管加沙；第二，参考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和平条约下西奈半岛模式，在加沙地带组建一支由多国部队和观察员组成的维和部队；第三，将加沙地带置于联合国的临时监管下。

简单来说，以色列根本没有直接统治加沙的决心与信心，应是担忧成本过高、恐袭不断的缘故，所以急著要把统治权“对外发包”。其实在彭博社透露消息前，以色列就曾表示，希望把加沙移交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统治，但后者回应“以巴双方需要全面的和平愿景，约旦河西岸的事必须有个结果，然后连同加沙地带，共同制定一个两国方案”，显然也知道自己在加沙不具代表性，所以无意大方接下烫手山芋。

而在笔者看来，彭博社透露的三种方案，也都有一定的现实难度。先不论加沙民意反应如何、实质监管方需要付出多少安全成本，光是兼管方案的成形就是一大问题：联合国监管只能是暂时措施，最后必然要移交；阿拉伯国家已因这场冲突被迫疏远了以色列，如果还答应监管加沙，可能会面临“帮以色列维稳巴勒斯坦”的舆论成本，就像当今失去民心的巴勒斯坦政府一样；如果是西方多国部队监管，安理会表决能否形成共识？且如今连美国都想尽可能减少在中东的挹注，监管加沙除了增加以色列安全外并无实质战略好处，究竟哪些国家愿来自讨苦吃？

综上所述，加沙地区虽在重走车臣战争的老路，但在看不到未来统治者的情况下，似乎有些不知为何而战的迷茫。从这一视角来看，见好就收、在部分地带建立缓冲区，或许是以色列相对理想的选择，即便这一做法可能无法阻止哈马斯未来复起，但比起看不到尽头的未来安全成本与风险，老对手可能还相对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