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拜登拉拢，东盟的最优解是保持中立（上）｜专家有话说
【导读】 2022年11月，东盟峰会、G20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连续召开。对此，有评论指出，东盟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正变得更加重要——这不仅源于当前东盟各国工业发展的内情，更源于中美竞争的国际背景。
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通过梳理东盟历史，清晰地指出：东盟并没有统一的自然条件和文化背景，它是因为特殊时期的特殊目的而人为塑造的，但在今天的国际中，却可以拥有独立自主的一席之地。本文原载《南洋问题研究》2022年2月刊，原题为《新“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东盟》。
作者：王赓武，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香港大学前校长
中国目前倡议的新“海上丝绸之路”，其“新”之处在于以下3点：其一，东盟是新的。尽管东南亚是个早已存在的地理区域，但它在国际政治中被辨识为一个统一区域是二战之后的事情，“第一代东盟”成立于1967年，“第二代东盟”则是1999年。其二，中国是新的。在经历了大约200年的极度虚弱和分裂之后，中国如今再次成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其三，新“海上丝绸之路”是新的。这条路线虽然古老，但当前的路线是重新开辟的。由于新“海上丝绸之路”涉及到如此广大的区域，下文也将围绕以上3个方面而展开。
东南亚何以成为东南亚
作为国际政治概念的东盟，指称的是作为地理概念的东南亚。然而，这两个概念并不能完全等同，需要分开考察。东盟是个非常新的国际组织，它成立于1967年，但有人认为1999年才是东盟真正的起点，当年所有东南亚国家都加入了东盟。有趣的是，东南亚地区尽管已存在几千年，但从未拥有单一的身份或名称。
我们需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首先，东南亚地区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整体?其次，在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时，它又为何从未拥有本地人共用的统一名称?这本身就构成了很多非常有趣的问题，许多历史学家穷其一生试图解答;反过来，这些问题又影响了东南亚的当下。如欲更深入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顾东南亚最初的地理历史条件。
在地理上，东南亚主要由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组成，同时具备大陆和群岛特质。这个地区的居民不会自然地感觉到是一个整体。“素万那普”(梵语，意为黄金大地)是印度人和佛教徒使用的名字。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东南亚的称呼，例如对于海洋世界，有人称之为“马来群岛”(Malaisie)，而对于大陆，则称之为“印度支那”(Indochina)，因其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但几乎所有这些名字，都只能代表人们所感兴趣或者了解的一部分，而对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我认同却从未发生。
（一）古代民族来源与海上贸易
这样分裂的地理导致了东南亚形成了多样而非统一的民族。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海洋、陆地、草原等不同的地理条件会培育出迥异的民族。不同的人群承载着不同的文化、语言和治理体系来到东南亚，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和国家类型，吸收了不同的宗教，其生活方式也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
就东南亚而言，它在地理上同时具备陆地和海洋，该地区的民族也可大致对应地区分为陆上民族和海上民族。陆地上的人们从远自中亚中部的北方而来，向南沿河谷前往安达曼海方向，沿途进入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和越北的红河;其中一部分人主要说藏缅语和今天的泰语，他们的语言同时受到孟—高棉语族和汉藏语系的影响。
他们与在当地发现的土著人非常不同，后者的共同点是孟—高棉语族，从这一语族衍生而来的有越南、柬埔寨的语言，以及缅甸的孟语。除了高棉帝国的一小部分地区，陆上民族总体上停留在他们的河谷里，从未真正面向大海。
海上民族则在历史上主要从中国南部和西南地区迁徙而来，辗转至台湾岛、菲律宾、越南，并进入东南亚群岛。我们现在通过他们共同起源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他们的身份。
出人意料的是，马来亚—波利尼西亚人的分布广达半个地球，他们所在的范围一端在夏威夷和复活节岛，另一端则远至马达加斯加岛和非洲海岸。他们依靠海产和海上贸易生活。这些机动性极强的海上民族从一开始就将注意力锁定在海洋，他们从未真正进入过内陆，但在他们控制的河口处生活舒适。
开放是海洋的天然属性，人们可以在海洋上自由航行，任何关系的联结都变得更容易发生;而陆地则完全相反，尤其是需要跨越高原、山脉和深谷时，这些地形都对关系构成了很强的限制。陆地的封闭和海洋的开放构成鲜明的对比，因此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显然没有多少共同点，这也是在历史上很少有人将东南亚视为整体的原因之一。东南亚各地人民对东南亚的称呼，都仅仅基于其所感兴趣或有了解的部分，而整体的自我认同从未发生。
历史学家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在欧洲人到来前的时期，该地区的形成与陆上或海上强国的关系并不密切，而主要是因为东南亚各国共享着稳定增长的贸易。在那段时间里，随着贸易的增长、商人间联系的增多，那些来自西方、印度次大陆以及更远的波斯和阿拉伯世界的商人，一方面顺着印度洋到“素万那普”进行贸易，另一方面则辗转来到中国。
那时，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统一而富裕的古老国家闻名遐迩，所以同时吸引了来自陆地和海上的商人。贸易主要由经南印度而来的中东穆斯林商人和来自中国南方的商人主导，后者主要是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这种贸易为这一地区的沿海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和繁荣，虽然该区域还未得名，但本地所有的海上民族都为保持贸易的运转发挥了重要核心作用。
这是一个开放的地区，贸易自由往来，宗教、政治、生活、哲学、建筑、艺术、音乐、舞蹈等各方面思想都很容易在此纷纷传播，尤其是从西边的南亚大陆和中东传来。然而，中国的思想文化并没有在此传播多少，远不能与他们在贸易中的参与度相媲美。
在第一批欧洲人———葡萄牙人到来前，这条航路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不论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还是后来的荷兰人、英国人，都只是作为额外参与者加入其中。在西方的影响力和商业利益在该地区的传播过程中，由中国和穆斯林商人发挥关键作用的贸易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不过贸易范围在扩展、规模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多地卷入这些外国商人。
（二）近代西方的海军霸权
西方人所拥有的强大战船，成为了引起变化的新因素。他们比这里的任何人都更了解如何用先进技术进行复杂的海上作战。在大约150年后，海军优势最终给西方带来了在东南亚的统治地位。这使得该地区的根本逻辑发生了改变:谁拥有海军力量，谁就能主宰贸易。
贸易不再掌握在单纯追求利润的商人手中，而是掌握在负有使命的商人手中———无论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基督教使命，还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组织良好的经济使命。
最后，随着英法等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多样的资金和参与方式纷纷出现，贸易的规模和强度不断发展。但人们可以看到，根本性的变化一直没有出现，直到工业资本主义彻底改变了经济生产的性质，新生产力彻底改变了贸易的方式、开拓了新的市场，新的资源开始被长途运输，这使得工业作为催化剂在此后几个世纪里获得了更大的优势。
海军之间最大规模的战争，不是欧洲人与亚洲人之间的战争，而是欧洲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战争，无论是荷兰人对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还是荷兰人对英国人。最为决定性的一场战役是英法两个工业强国在印度洋上的最后较量，英国获胜并完全控制了整个印度洋。当然，此时另一边的美国人已经推进到太平洋了，于是英美开始讨论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岸建立伙伴关系。英国海军在当时实际上控制了一切，美国只能充当配角。
但是，从18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变化，彻底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历史。日本和中国的商人逐渐成为一些欧洲企业的合作伙伴，并抓住机会来促进他们的利益。随着越来越多的东亚人参与进来，在此处的利益和兴趣越来越大，中国和日本都出现了新的词汇：日本人称其为“Nan’yō”(日本字同“南洋”)，中国人称其为“南洋”，其意相同。
这样，东南亚地区在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共用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为海洋强国发明的，为所有港口面向南中国海、东爪哇海或印度洋的国家发明的，它并没有真正涵盖我们今天所说的东南亚的陆上北部地区。
但是，这一常用名称的出现，最终导致日本人挑战西方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日本人在近代时期向西方全面学习，也获得了西方式的野心。他们产生了一种亚洲主义的观念，即“亚洲应该是亚洲人的”。富于精神文明的亚洲优于物质主义、资本主义的西方，因此日本应该得到其他亚洲人的同情和支持，带领大家一起把这些欧洲人赶出亚洲，自己管理亚洲。然而，日本人走得太急太远。
他们到底是真的想把亚洲留给亚洲人，还是实际上认为亚洲属于日本人，这暂且不论;重点是，他们发动了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日本人的故事随着战败而结束，“Nan’yō”这个词也不再在这个语境下使用。但我们经常忘记的是日本当时实现了什么———它证明了整个东南亚可以被一个帝国控制和统治。
如果你环顾东南亚，今天东盟的所有10个成员国都曾在长达3年到3年半的时间里，直接或间接地处于日本的管理之下;在某些情况下是军事管理，更多的时候是民事管理。在二战期间，他们同时在缅甸前线和菲律宾的南部海岸作战。显而易见，日本人实际上把这一地区视为一个整体。当然，他们把东南亚与“大东亚共荣圈”联系在一起(我们并不承认这个概念)，并视其为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总督府大本营所控制的一整个区域。随着战争结束，日本失去一切。
（三）二战后英美形塑了东南亚
在二战后，英美为了在离开之后继续保持在当地的影响力，沿用了二战期间所使用的纯粹军事背景的词汇———“东南亚司令部”来进行战略规划。他们意识到，东南亚北方的中国和西方的印度将成为未来不可忽视的力量。
作为反日同盟的盟友，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中国正在成为一支新力量。蒋介石毕竟在开罗等地会晤了丘吉尔和罗斯福，显而易见，一旦中国人打败日本人，他们将接管世界的这一部分。另一方面，尽管英国人当时并不知道他们之后会分裂印度，但他们意识到，在离开印度之后，民族主义者手中的英属印度将成为未来的强国。
因此，在他们的战略思维中，很明显，未来如果想在原先的领土上有任何影响力，他们必须提防这两个亚洲大国的到来。英美需要以某种方式确保该地区得到保护，以保护他们在那里的利益。为此，它们确立了“东南亚”这个区域名称。东南亚此时仍没有明确的定义，有的学者撰写东南亚史时，他们没有把菲律宾包括在内，因为菲律宾并非英国领导下的东南亚司令部的一部分，而是美国领导下的太平洋司令部的一部分。
当去殖民化浪潮变得不可避免时，英美双方都认识到彼此应该携手合作考虑整个地区，因此菲律宾被纳入东南亚，形成了今天的东南亚十国。这些变迁过程在地理标记的变化中得到体现，在那之前，没有这样的地图可以让人们真正把这个地区看作一个整体。英美在他们其后所撰写的数百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反复称呼这个地区为“东南亚”，从而将其固定下来。
从那时起，让“东南亚地区”变为现实，几乎可以称得上是该地区的后帝国使命。区域内的人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并不认为这是一件紧迫之事，因为他们仍需解决自己的国家建设问题，这对他们来说更重要、更紧迫。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建设已经接管的殖民地国家或革命国家，后者如印尼和越南。
因此，唯一认真思考该地区的人，反而来自外部，特别是英国的战略家，后来还有美国人、法国人等等。他们都逐渐意识到，发明“东南亚”这一地区概念是他们在中国和印度以外的地区保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方式，中国和印度是未来的亚洲大国。这是很好的战略思维，回过头来看，这些人确实拥有想象力和长远眼光。
那种认为西方人目光短浅，而只有亚洲人和中国人才有长远眼光的想法是错误的。西方特别是英国，有一些了不起的战略;在这一点上，欧洲人要比美国人优秀得多。英国人的长期观点是：这一地区必须被单独考虑和受到保护，使其利益不受印度或中国所支配。当然，英国在东南亚有特殊的利益和额外的考虑，因为它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地上拥有财产，所以对东南亚的考虑是他们广大的全球海洋帝国的一部分。美国人也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感兴趣，所以两国共同决定将东南亚作为区域发展的重点，使其成为他们可以保卫的地区。大家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四）冷战时期塑造东盟的3个最关键事件
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不可能被视为一个整体。从冷战降临到亚洲的第一天起，东南亚就分裂了。在笔者看来，3个最关键的事件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东盟和东南亚。
第一，印尼在苏哈托的领导下转向资本主义，埋葬了苏加诺的遗产，并彻底摧毁了印尼共产党，然后与资本主义阵营重新结盟。1967年组成东盟的5个国家，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这时的东盟可被称为“第一代东盟”。
在印尼转向资本主义阵营后，其他四国也被迫站队。冷战逐渐变得非常激烈，尤其是在越战开始之后的中南半岛。东南亚地区在冷战中陷入了分裂，“第一代东盟”所代表的其中一半东南亚国家与资本主义结盟，另一半则更加杂驳；(向资本主义)看齐的那一半成为了新的东南亚地区主义的源头。
第二，对新中国的承认。在国民党垮台、共产党接管政权后，中国被排除在很多事务之外，特别是在冷战过程中被盟军排除在外，也没有成为联合国成员。在苏加诺被推翻后不久，左翼势力开始认识到有必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仅在台湾岛上的国民党政权。这场运动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取得了成功。它开启了尼克松的中国之旅，并让美国促使中国摆脱苏联的主导。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完全改变了冷战本身的形态。它把中国从苏联的保护伞下拉了出来，并重塑了中国的形象；中国脱离苏联阵营，也为东南亚的生存、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创造了新的条件。
第三，美国及其盟国在越南的战败和撤离。这在当时令人我们大多数人惊讶，因为这意味着形势的真正变化，大家对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都很不确定。然而很清楚的是，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另一半的东盟很明显地开始发现自己可以发挥独立作用，而不只是冷战一方的棋子或傀儡，因为它也可以转向中国。
如马来西亚以及后来的菲律宾和泰国，实际上在那个时期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尼由于印尼共产党的原因而拒绝这样做；而新加坡只是为了安全起见，在等待印尼的决定。这样，5个国家中有3个实际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表明它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鼓舞它们发展出一个至少有充分意愿来获取更大自主决定权的、而不是与一方或另一方结盟的东盟。
1979年，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爆发了印度支那战争。越南入侵柬埔寨，推翻了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然后重建了独立于越南的新老挝和新柬埔寨。“第一代东盟”发挥了独立作用，加入了美国和中国的行列，并在决定柬埔寨的命运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它证实了如果东南亚国家团结一致、行为明智，并制定出一些战略来保持其在该地区的自主性，那么东盟可以拥有决定权。
由于美国力量相对衰弱，以及中国力量的崛起和形象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拥有自主决定权的“第二代东盟”。所有10个成员国都在90年代加入了东盟，柬埔寨在1999年底最终加入。这是由10个国家组成的真正的东盟，它完全重构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机构。这宣告了东南亚从此之后是一个可以决定其自身命运、在任何大国之间都能找到自己位置的地区;不论所面对的大国是谁，它都拥有回旋的余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东盟作为一个拥有自主决定权的机构的出现，意味着此时正在崛起的中国不再将它视为西方的产物，认为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坚定地反共、反华;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看到了一个拥有决定权的独立区域。中国人付出了很多努力拉近它与自己的距离，并表明他们实际上是支持东盟的，并完全同情这个独立的东南亚区域。
我们可以回想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他们付出了多少努力来与东盟友好相处，并接受东盟邀请建立起“10+3”“10+1”机制。所有这些开放的努力旨在将更多的人纳入更大的区域;唯有在这个更大的竞技场中，东南亚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东南亚成为了一个活跃的舞台。随着中国的配合，东盟成立了“10+1”“10+3”等地区对话机制，这是东盟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的高光时刻，人们对东盟主导各种事务抱有巨大期望。
鉴于自身历史，东盟不能完全忘记它是一个濒危物种的事实———它没有自然资源可以依靠，而一直是为了一时的特定目的而创造出来的。由于缺乏天然的深厚根基这一弱点，在东南亚地区操弄分裂是相对容易的。小国如何在大国的夹缝间生存，并不是东南亚特有的问题，但东南亚面临特殊的叠加状态———机遇与对生存的持续威胁并存。因此，它必须不断地保持警惕、保持团结，以确保不会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把握。
中国对海洋的古今认识
对中国来说，与这个全新的东盟打交道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因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认真地向南看。在此之前，中国人尽管到达了中国的南部海岸、南中国海，并征服了北越的部分地区———在它获得独立之前的近千年，中国一直是它的保护国———但中国人实际上止步于此，从未继续向南迁移。中国是北方的大陆强国，对其边境以南历来鲜有兴趣。
（一）蒙古人改变了中国对南方的态度
纵览中国历史，所有的难题、敌人和威胁都在北方。相比之下，中国历来不重视南疆。一直到现代，超过90%的资料都与中国的北部边境有关，再向北则到中亚和北亚，然而关于南部边境的资料很少。
主要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在那里没有敌人———东南亚国家主要是些对海上贸易感兴趣、小富即安的小国；那里也没有强大的海军威胁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南疆越来越不重视，直到中国的半壁江山已被少数民族占领，宋朝被驱赶到南方，朝廷不得不依靠鼓励与东南亚的贸易来维持经济，商人的税收可以成为国家正常收入的一部分时，他们才开始被迫注意到南方。
面临北方的威胁，南宋鼓励福建和广东商人开展海外贸易，贸易逐渐变得非常活跃，中国人与各国商人尤其是与来自中东的穆斯林，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关系。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竞争或对手等形态，但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在总体上发展出了非常多样、非常良好的关系。
元朝的建立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蒙古人的征服是从北方开始的，所以北方第一次对中国来说不再构成问题；蒙古人感兴趣的是他们能往南再走多远。当他们发现中国(汉)人有一支突击性的海军时———宋朝海军并不是为了向南进攻而建立的，而是为了抵御北方而发展起来的———蒙古人接管了宋朝海军，在汉人水手的帮助下前往爪哇、占婆和越南等地。
蒙古人甚至试图在朝鲜人的帮助下使用中国海军进攻日本。他们实际上是在积极地利用中国海军，来达到中国人从未设想过的目的，这本身就很有趣。这是一种典型的蒙古人观念：任何地方都应该被占领。就这样，一种不同的世界观出现了，这极大地改变了全局。
因此，当我们谈到郑和率领的中国海军南下印度洋时，这并不是中国人最早开始的。这个举动之所以成为可能甚至是可以想象的，正是因为蒙古人与中东建立了一种定期的、非常积极的关系；蒙古人此时已在中东完成了扩张，所以他们其实是想联络远在波斯湾的自己人。因此，当明朝从蒙古人手中接管政权时，明朝继承了这种世界观;正在北方与蒙古人打交道的永乐皇帝接过了蒙古人的角色，他想了解蒙古帝国在中东的情况，于是他派郑和去一探究竟。这一切都是有相关性的。
郑和7次下西洋的最终结果是，明朝宫廷认为不值得花费这么多钱，因为既然那里没有敌人，就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来维持海军，而应该把这些事情留给商人、尤其外国商人来做。明朝在不自知的情况下采取了一项对其未来非常有害的政策，那就是禁止中国商人进行海上贸易。人们忘记了这一点，反而仅凭郑和下西洋就认为大明帝国是一个到处扩张海军影响力的时代，实际上根本不是。他们终止了海军的发展、毁掉了船只，并将对外贸易限制在前来中国的外国人手中。
当外国人到达中国时，中国人可以与外国人进行贸易，但他们不能出海去做贸易。这样，所有贸易都归于朝贡体系，他们对其进行了官僚化、制度化的完善，使其成为一种对贸易有着非常复杂的控制和指导的制度。当欧洲人到达时，除了没有海军力量和国家支持的非常活跃的私人商人外，没有一个地方能看到中国人。尽管中国商人非常活跃，但他们没有国家海军力量的支持，事实上甚至在许多方面没有得到国家的承认。其中一些商人在外面从事非法交易，一旦非法外出，回国之路甚至都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在中国商人撤出的真空下，欧洲人在东南亚商业系统中建立了影响力，并逐渐成为了主导力量。
（二）海洋成为中国的安全威胁和贸易通道
清末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受到海上的严重威胁并被打败。这使中国人非常震惊。他们起初并没有认真对待海上威胁，但到了19世纪末，缺乏海军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关键问题，这已经威胁到了自己的生存。大海不再是一个平静的地方，外国海军可以从海上对脆弱的中国发起攻击。这对于中国人的世界观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
事实上，自从英国人训练的日本海军在甲午海战中摧毁了中国海军的残余力量，后者消失了整整一个世纪，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重现对中国海军力量的认真讨论。但中国人仍花了很长时间才开始行动，因为他们必须先统一国家，并重组整个现代化计划。中国此前的尝试都不能令他们完全满意，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始将所有的新因素融合在一起，催生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对全球市场经济所代表的新经济活力都认可的混合体。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入到全球市场经济中，并被世贸组织接受。
事实上，他们意识到，从“第一代东盟”到“第二代东盟”的变化对他们来说是个帮助他们进入这个海上贸易心脏的机会，这对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经济依赖于海上贸易而进入市场和获得资源。如果他们没有通往海洋的通道，那么过去40年的一切经济发展都是不可能的。此前美国人允许他们这样做，因为美国人想将他们转变为资本主义，变得像美国一样，但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美国人现在认为必须阻止或遏制中国，不能再让其继续发展。因此，控制自己的海域、以确保海上贸易得到保护，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人太穷，没有足够的资源来造船。在这之后，随着中国人脱离贫穷，他们终于下定决心努力建设海军。你可以看到当中国人决心要做什么时，他们的效率高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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