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拜登拉拢，东盟的最优解是保持中立（下）｜专家有话说
【导读】 2022年11月，东盟峰会、G20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连续召开。对此，有评论指出，东盟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正变得更加重要——这不仅源于当前东盟各国工业发展的内情，更源于中美竞争的国际背景。
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通过梳理东盟历史，清晰地指出：东盟并没有统一的自然条件和文化背景，它是因为特殊时期的特殊目的而人为塑造的，但在今天的国际中，却可以拥有独立自主的一席之地。本文原载《南洋问题研究》2022年2月刊，原题为《新“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东盟》。
作者：王赓武，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香港大学前校长
（三）中国建设海军是为了防御盎格鲁—撒克逊海上霸权威胁
几十年来，许多人将不断发展的中国海军视为世界强国的主要威胁，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不值一驳。中国人确实建造了很多军舰，但他们在现代时期还从未打过一场海战;实际上，他们在其整个历史上还从未赢过一场真正的海战。所以，中国是否算一个海军强国，着实存疑。中国在现阶段发展海军的最主要目标，是希望确保自己可以完全防御自己的海疆，保护其对海上贸易的经济依赖免于敌视中国发展的势力的威胁、封锁或完全遏制。
对东南亚来说，在思考世界的整体权力结构时，房间里的大象不是中国，而是存在了两百年的盎格鲁—撒克逊海上霸权。因为，困扰东南亚的并不是大陆力量———当然，双方在湄公河、中缅边界以及越南问题上有一些争吵，但这些都不是对东盟的真正威胁。对东盟及其自主决定权的真正威胁，以及影响东盟未来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实际上都取决于其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大洋之间的地理位置。因此，海上霸权是东盟未来的关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南亚不能逃避自己的地理和历史，因为过去几百年的历史真相是，这里由一个大国的海军统治，现在实际上仍是如此，即美国海军支配。
盎格鲁—撒克逊海上霸权如今以澳英美同盟（AUKUS）的形式出现。澳大利亚、英国的加入对于美国来说最为舒适，这3个国家自1945年以来一直在所有的战争中并肩作战，总是同呼吸共命运；它们同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思维方式也相同，因此彼此间最容易打交道。所以，他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成本就能聚合在一起，且可靠性很高。相比之下，美国不确定能够完全理解、也不确定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日本，因此总是心存疑虑。
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建设海军主要是针对“房间里的大象”，即盎格鲁—撒克逊海上霸权，而非东南亚本身，因为中国并不害怕东南亚的任何国家。中国人在南海并不需要造岛来对付越南、菲律宾或马来西亚，但是在面对美国在家门口的海军力量威胁时，他们不希望南海被视为美国海域的一部分，因此认为造岛是防御性的。
中国曾在19世纪被英国从海上攻击，他们永远不希望这种情况再次发生，而当下唯一有能力这么做的只有美国的航空母舰，这就是当中国人说“房间里的大象迫使我们做某些事情”时其所指的语境背景。不幸的是，这让较小的国家感到震惊，但他们并非针对较小的国家。
中国的态度很可能是真诚的。要对付越南、菲律宾或马来西亚，他们并不需要在这些岛屿上填海造陆，但如果看到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海军力量———美国人在那里的所有地方(都有存在)，至少在中国人的眼中，他们对此感到不舒服。因为这意味着在任何时候，美军都可以威胁中国，这是笔者所能看到的他们思维背后的潜在逻辑。
中国主观上不会直接对抗和挑战美国，原因有三：其一，中国没有足够的能力。中国人知道他们永远无法真正挑战美国及其海军盟友的海上霸权。美国本身就足够强大，再加上盟友的力量，中国永远无法与之匹敌。其二，回顾历史，笔者没有看到过任何中国想要主宰或管理世界的例子，他们不会愚蠢到认为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
其三，中国能看到美国试图统治世界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且从中无法获得多少真正的好处。中国能够真正接触世界、市场和资源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商业航运进行经济贸易和连接；中国能做的是不断扩大贸易联系和商路的连通性，以便在各地进行买卖，使自身的经济发展可持续。因此，他们需要思考如何保护这些商船。
新“海上丝绸之路”与历史上的海上贸易路线确实有诸多不同。如前所述，旧海上贸易线路是非常和平的，它的参与人数有限，因为进行海上长途贸易仍然是个相当不稳定的行业。总贸易量小，船只也很小，容易在海上沉没或失踪;以现代标准来看，船只数量也较少。这种情况直到18世纪后才真正改变，特别是当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缩短了全球市场经济的航线，促进了发达的西北欧工业经济体和大西洋对岸的美国经济之间的连接，将包括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在内的所有海洋真正开放给一支统治全球的强大海军时，世界就真的改变了。
全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多人在谈论现代之前的全球化，但那只是陆地全球化，且非常有限。真正的全球化只有在控制了海洋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那么整个地球都处于控制之下。对海洋的全球性控制从英国人开始，其后被美国人接手。
如今，很明显，英美仍然认识到这种海上优势对他们的利益至关重要。这使其获得如今的强大，使其能够让全世界接受他们制定的普世价值，并定义一条唯一的现代化路径，任何试图走上不同道路的国家都是错的。
这便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人领导的世界格局，但永远不要忘记的是，美国人继承了英国的海上力量，并进一步巩固发展、使其无可匹敌。不像英国被限制在一个远离大陆的小岛上，美国身处一个缺乏敌人的大洲，于是可以集中几乎所有资源来建设一支能够控制世界的海军。他们首先控制了太平洋和大西洋，自从中东战争和过去几年的行动以来，很明显又控制了印度洋。这是全球最强大的海上霸权，英国人曾如此梦想但又缺乏实现这个梦想的能力，而美国人替他们达成了目标。
当今世界是由最强大的海军主导的海洋世界，如果中国想要在其中扮演一定角色，“海上丝绸之路”是一种可行的路径。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它的新特点在于，这条新的海上航线依赖于那些可以实际控制和扮演警察角色的他者的力量。
全球海洋经济并非一个真正国际化的社会，其背后是英美海上霸权。此前美国允许中国进入海洋，开展贸易并发展自身经济，但在改变中国体制的想法失败后，它认为不能再让中国继续发展，转而开始遏制中国。至少中国人肯定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海上霸权非常强大而难以对付，中国领导层中的明智者永远不会想要挑战它。
中国海陆大国的双重身份与“一带一路”
如今的中国不仅是个陆上大国，海上贸易也是它的经济命脉。他们的大陆力量十分巨大，且在大陆方向上面临巨大的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仍然面临着作为欧亚大陆国家的古老战略问题。在海上，中国想要确保的仅是在自己的周边和后院拥有足够的海军力量来保证安全，因为他们仍然面临大陆的问题：他们在陆地上有14个不同的邻国，所有关系都必须小心处理。所以，海上安全及海军影响力，只是他们需要处理的庞杂问题的一部分。
笔者认为中国人认识到了这一点。非常有趣的是，在冷战结束后，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这体现了他们对大陆需求的充分理解。他们在冷战结束时选择优先保护大陆边界的意识，绝对是中国地缘战略思维的经典做法。直到今天，当我们考虑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中亚未来问题以及与伊朗和中东跨越中亚的联系时，这一点仍然意义重大。所有这些都与英美海上霸权所能应对的世界截然不同。
事实上，美国在冷战结束时成为了全球单一的超级大国，它原本希望能够掌握更大的陆权，如果他们能够进入中东，完全控制中东局势，就可以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为此，美国采取了非常危险的行动，它进入了北非和中东，最远到了阿富汗。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普遍的想法：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海上利益，而必须同时参与陆上利益。但很明显，美国在大陆上的冒险并没有成功，最终不得不承认陆地不是他们可以轻易控制的，现如今，它甚至更加依赖海上霸权。
中国别无选择，它必须是一个拥有足够海军防御的陆地强国，以照顾其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生存利益。如今的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陷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既要参与大陆事务，又要参与海洋事务。找到正确的平衡是中国人的核心议程，为此，他们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
在2013年习近平主席宣布“一带一路”倡议之时，实际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情况已持续了至少15年。他们的经营很多时候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其结果总的来说成败参半。此前，当中国资本开始走出去时，不论是国企、私企还是混合制企业，实际上都在进行对外投资，特别是在西方人不感兴趣的领域。这些领域在西方人眼中要么是无利可图，要么是盈利机会非常不确定，建立稳定运营过于困难，然而，许多非常具有冒险精神和创业精神的中国商人冒着巨大的风险进入这些领域。
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中国企业的所有冒险还没有一个总的名字。中国政府意识到了企业出海有成有败，并对其中一部分企业采取鼓励政策，但并没有形成聚焦。笔者认为，本届中国政府已经彻底认识到中企出海可以愈益整合成一项以国家为中心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业。从2013年开始，中国决定采取化零为整的方式，以“一带一路”为大旗聚集起中国出海的企业，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决定将其变成每个中国人都感兴趣的大事，每个省都必须有“一带一路”项目。
中国认为“一带一路”是一种更有效或更具指导性的方式，但它没有意识到这个巨大的建设实际上会引起他国的警觉，令很多人感到震惊。局面不再是无数冒险的中国企业家散落在各地试图赚钱，而是中国共产党突然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幕后推手。美国人认为，中国的成功将使得人们远离自由资本主义而转向中国，这将完全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
因此，美国人借机声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对整个自由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真正挑战，中国推行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是国家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接管。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是中国利用债务将各国与中国联系在一起的极度复杂的国家战略，其最终目的是主宰世界。笔者认为这一切都是言过其实。也可能会有一些中国民族主义者为他们能够将企业出海推进到这么远而感到非常自豪。
在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巴基斯坦或亚非其他国家，已经有很多专家为政府统计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情况。坦率地说，总体而言，人们发现中国人并没有从中赚到钱。很多时候中国企业只是在为了继续维持经营、确保不亏本而挣扎，很多时候他们的经营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在谈论新的“海上丝绸之路”时，不能把它与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分开。“一路”主要是由商业利益发起的，在中国政府举起大旗后，一些战略因素被纳入其中。相比之下，连接陆地贸易的“一带”，从一开始就有较强的战略和政治意涵。从冷战结束后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始，中国人就认识到他们需要以某种方式发展其西部地区，并发展与从苏联分裂出来的中亚各国的关系。
现在，中国人意识到海军力量可以在南海对中国进行封锁、围堵和遏制，但坦率地说，中国这个巨人对此几乎无能为力。中国人没有忘记这样一个事实：依赖海洋本身并不安全，他们必须有多种渠道来接触市场和资源，他们必须学会如何运用不同于过去的方式处理陆地问题。他们仍然必须学会如何做到这一点，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海洋这一个篮子里。
所以，他们需要进入印度洋的额外通道，这当然是通过陆地而非海洋来实现。中国既通过缅甸的若开邦通往孟加拉湾，也通过巴基斯坦进入印度洋，以方便获得伊朗和中东的石油。他们还试图通过陆路进入黑海和地中海，再往北完全通过陆路抵达欧盟市场，最远到达欧洲北海。甚至在我们东南亚地区，“一带一路”也有一条从老挝到泰国、再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纯陆上路线，还有进入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的其他路线。它们都不依赖于海洋。
甚至可以说，他们可能希望从新的海上航线中赚到钱来支付非常昂贵的、不会让他们赚钱的陆上线路。那种穿过整个缅甸进入若开邦的做法，或是保卫从兴都库什到印度洋的巴基斯坦路线，这不仅昂贵，而且地形非常危险。中国人很现实，知道这不会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笔者不清楚它们最终是否会有回报，但这是一项对他们自己的战略承诺：如果遭遇海上封锁，仍有渠道进入印度洋。无论他们有多少资源投资于新的海上航线，都必须与所有的投资和成本及其他投入的资源进行权衡，以使陆地道路变得可行和有价值。这一切最终是否会产生积极效果仍然未知，但这条新的海上航线必须在很大程度上置于海陆联动的大背景下。
结语
这条全新的“海上丝绸之路”需要面对一个全新的东盟，因此东盟的内部事务及其他国家如何看待东盟，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在中美竞争中，双方都希望东盟倾向于一方或另一方，而东盟的最优解是保持中立、谁也不依靠，只要能保持团结和持续中立，那将是理想的。但这仍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中美双方将持续努力，至少多争取一些国家支持自己，因此这对东盟来说将是持续存在的挑战之一。
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当然他们也知道美国一直很感兴趣，因为是美国人最早创造了东南亚这一概念。因此，如果中国人能够确保东盟保持自主性，不偏袒任何一方，他们就会感到满意，并将此视为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东盟的中立本身就意味着进步，因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是从没有任何朋友的状态开始的。至于“海上丝绸之路”本身，如果中国人不赔钱，并能用他们在那里赚到的钱维持其陆上“一带”的巨大成本，就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中国在海洋方面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在外交上如何运用和回应国际法的问题。中国的一些外交话语实际上很笨拙，展现出他们对国际法缺乏基本了解———事实上，很多中国人基本上不明白国际法是如何被用于政治目的的，也不知道如何回应;当他们试图回应时，他们的语言听起来很没有说服力。如何在海洋上划出边界，是中国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中国人很擅长在陆地上划定边界，但如果尚未认真考虑就用同样的逻辑来解释大海，就是在自找麻烦。当谈论海上界线时，声称九段线是合理的，或是用历史来解释，说服力是需要考虑的。
当然，一些东南亚声索者提出的类似说法同样也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双方提出的边界都是在最近几十年才划出来的新线。事实上，没有人知道如何划线;那些试图划线者实际上都在制造同样的问题，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他们所引用的每条国际法的真正内涵。《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花了很多年试图解决海上划界问题，但实际上国际法本身对于立法者和国际法学家来说并不明确，国际法自身就构成了有争议的问题，只会使原本突出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更遑论对解决争议有所帮助。
国际法是西方基于基督教传统而创立的，但西方人自己并不遵守。其最初目的是在欧洲各国都在向所有方向扩张时，需要制定一套法律体系来逐步减少彼此的冲突。因此，它只适用于被认为是“文明国家”的欧洲列强，而对于任何东方帝国来说都不适用。
对此，美国人比中国人有更好的理解，所以直到今天，美国人还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为他们知道《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某些部分实际上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东亚和东南亚都是在最近才开始学习国际法的，然而往往意识到它实际上构成了对自己利益的掣肘而非伸张。
1945年后成立的新国家大多在学习如何在这个国际法的世界中生存，但那些制定国际法的国家早已学会了如何使用它，当然也以某种方式定义了法律。因此，我们应以一种非常模糊的方式来看待国际法的功能，在使用国际法的方式上实则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潜在问题。例如，即使中国以完全合法的方式使用它，那些当初没有参与这项国际法创制的国家，仍会感到十分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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