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李在镕？　财阀：文在寅的解药和毒药

韩国文在寅政府本月中旬公布了野心满满的半导体强国战略，矢言打造全球第一大芯片制造中心，由于半导体行业龙头三星是该战略的中流砥柱，同时又正值大规模投资和重塑产业的关键时期，要求特赦身陷囹圄的三星掌门人李在镕的呼声也随之高涨。无论是韩国国内五大商会的联名上书，还是韩国美国商会（AMCHAM Korea）在文在寅近日访美前的致函呼吁，都向其释放出“特赦李在镕”强烈信号。

一面是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一面是改革财阀、追求社会公义的执政招牌，文在寅显然感到左右为难。他本月10日就放松口风，表示“毫无疑问，在全球竞争越发激烈之时，我们需要加强半导体的竞争力，不过我也需要考虑到社会公义、特赦先例以及公众情绪……我会在严肃听取人民意见后作出决定。”这番表态与其法务部长上月底坚称“从未考虑过特赦李在镕”的回应形成鲜明对比，可以看出文在寅态度并不坚定。

而人民的意见又是如何呢？得益于三星李家上月底将已故掌门人李健熙的30万亿韩圆遗产中六成用于回馈社会，社会对三星的好感度正处于高峰。根据多个民调机构在文在寅表态后忙不迭进行的调查，逾六成受访者支持特赦，这便给了当局据此行动的民意基础。许多韩媒猜测，文在寅可能在今年8月的光复节（总统通常特赦的节日）让李在镕重获自由。但也有观察者认为文在寅一直遵守不特赦贪污、行贿等经济重犯的竞选承诺，而李在镕罪名就是向朴槿惠行贿86亿韩圆以换取三星两家子公司顺利并购，文应不会在明年3月总统竞选前做出如此自毁招牌的事情。

但无论最后特赦李在镕与否，文在寅对财阀的立场转变是显而易见的。他早已摒弃了其竞选时将财阀“视为根深蒂固的邪恶”的观念，其财阀改革措施推进也未达到进步派知识分子的预期，如今的半导体产业政策更将进一步提升三星等巨无霸企业的地位。如此策略既是解药，也是毒药。

财阀改革力度不及预期

作为反对朴槿惠政府和财阀示威浪潮的最大受益者，文在寅上任时肩负了财阀改革、清算积弊的殷切厚望。他最初也对大企业不假颜色，任命了有“财阀狙击手”之称的金尚祚主导改革，2018年新年还没有按惯例参与商界年会。不过，在当局“提高国民收入为主导”的经济政策未见成效，提升最低工资的决策还引起中小企业反对、年轻人失业率提升后，政府深感财阀仍然是经济发展的解药，因此双方关系有所缓和。

文在寅2018年7月访问印度的三星工厂时，就与身服缓刑的李在镕第一次会面，并明确要求其在韩国增加投资和就业，而三星一个月后就宣布在未来三年投资180万亿韩圆，七成以上都投入韩国本土。如此大手笔既是李在镕扩张版图之需要，但也无疑是给当局的投名状。当年9月，文在寅还带李在镕等财阀掌门人赴朝鲜与金正恩会面，指示各大企业投资金刚山旅游区、开城工业园等重要项目。

在就业和朝鲜是政府两大重点时，财阀改革就搁置下来，当时高丽大学经济学教授金宇陈就感叹道，“文在寅很可能已不再将财阀视为亟需改革的对象，而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民众也明显感到当局缺乏动力，从2018年11月起，韩国爆发多次大罢工以抗议政府迟迟不推进财阀改革、未能保护工人权益。

此后政府改革步伐终于开启，文在寅2019年初敦促政府的国民养老金公团（NPS）更积极发挥作为各大财阀股东的作用，NPS立刻在当年3月带头将丑闻缠身的时任大韩航空董事长赵亮镐赶出董事会。但在镁光灯忽略的角落，NPS在现代集团两场重大股东会议（分别要求提高股东分红及赋予新董事更多监管权）与现代郑家同声出气，令人怀疑其是否是选择性做秀。

不过，当局之后通过几场法律战扭转了舆论。此前，韩国司法系统对财阀多有包庇，甚至有不成文的“三五定律”，即一审判刑五年以下、二审减刑至“判三年缓五年”，前现代集团总裁郑梦准、前三星会长李健熙等都是靠此逃过法律制裁。

事实上，李在镕2018年也是二审时靠首尔高等法院判两年半缓刑四年而重获自由，但在韩国最高法院2019年将该案发回重审，且检方也因三星电子打压工会而对董事长李尚勋等死咬不放后，就逼得三星持续退让以表忠心，该集团历史性地引入与当局关系友好的“韩国劳动总联盟”工会，李在镕更是在2020年中表态放弃家族式继承，但两次退让都没有帮助李尚勋和李在镕逃过牢狱之灾。这样一来，即使当局未在制度上改变司法机构轻判财阀的惯性，普通选民对文在寅缺乏改革的批评也已平息下来。

另外，在文在寅去年5月靠抗疫红利在国会选举中大胜后，当局也终于着手推进制度性改革，在去年年底立法通过“公正经济三法”，其中最重要的变革是要求企业在任命监查委员时，将最大股东和特殊关系人的表决权分别限制在3%以内，即大大减少财阀任亲信监守自盗的可能性。这一改革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财阀管理透明度，但显然远不及进步派知识分子预想的激进。文在寅曾经服务过的进步派律师团体“民辩”在本月初审查其执政四周年成绩时，就遗憾地表示，当局在财阀改革上缺乏效率，仍有许多漏洞。

平心而论，文在寅政府在财阀改革方面，虽然不及趁金融风暴后大刀阔斧改革的进步派前辈金大中，但已好过在经济政策上被三星政策研究室牵着鼻子走的导师卢武炫。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没有达到进步派民众在反朴反财阀的烛光集会时，盼社会迎来大规模变革、打破各大财阀对经济各层面牢不可破垄断的预期。

产业政策将助财阀扩张

更让人不安的是，文在寅抛弃了初期以增加民众收入为导向的经济政策，还是回归了财阀作为经济主要推力的传统政策，其计划未来10年斥资510万亿韩元的宏伟半导体产业政策，更可谓花举国之力扶持三星、SK海力士等拿下全球半导体龙头位置，帮助这些本已属于巨无霸的企业进一步扩张。

而以史为鉴，韩国政府每一次产业政策虽然都机敏地抓住了重要风口，帮助该国迅速成长为先进国家，但每一次也扶持并巩固了财阀的地位，而这种财阀模式是经济腾飞、占据科技领先地位的解药，也是窒碍中小企业发展、加速贫富差距和阶级固化、将多届政府绑上财阀战车而无法实行制度性改革的毒药。

回顾过往，在朴正熙军政府时期，该国实行集中发展重化工业的产业政策，国有银行通过大量优惠性贷款扶持出一个个工业巨兽，形成了政府、银行和财阀相互支撑的铁三角关系，帮助该国迅速工业化。等到80年代起，当局又敏锐地转向电子、半导体等产业，在三星1983年大举进入记忆体DRAM市场时，韩国国家电子通信研究所在技术方面倾力协助，政府又提供了大量的优惠贷款，最终助三星克服投资前几年的巨额损失，趁日本经济泡沫90年代破灭的时机一举拿下这一市场，使三星至今都在全球DRAM市场中占据头号交椅。

但在政府产业政策扶持下兴起的各大财阀，及其有恃无恐过度借贷而飞速增长的债务比，也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国多个财阀迅速崩溃的危机埋下隐患。这种大企业的垄断局面也滋生了各种社会问题，包括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流动性降低、年轻一代考取名校及就业压力甚大（报告显示全国64大企业营业额占据八成以上国内经济产值，却只提供就业市场一成岗位）、年轻人失业率高和生育率降低等等。

文在寅政府最初显然并不希望帮助大企业继续扩张，但在经历了2019年日韩贸易战被日本控制供应链上游的耻辱，以及眼下中、美、欧大量投资半导体的风向下，其无法放过这个技术竞赛的时机，并希望新一轮产业政策如过往一样让国家更上一个台阶。

但同时，以政府技术投入、税率优惠和低息贷款为主的半导体产业政策，也是给正渴望改变在半导体领域偏向记忆体的“偏科状态”、构建更完整产业链的三星等财阀的一场及时雨。正如政府当年扶持重化企业和电子工业一样，此次的扶持政策也会进一步巩固并加深财阀对经济的控制力，使韩国的未来和财阀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尽管文在寅上任之初将财阀“视为根深蒂固的邪恶”，但无可奈何地是，为了加强科技优势和长远发展，他的政策也正在不断帮助坐实韩国“三星共和国”的外号，洒下使各种社会问题更加积重难返的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