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口疫下现“死亡交叉”　文在寅生育政策为何无效？

新冠疫情对各国社会方方面面造成巨大冲击，已是无需赘述，对于出生率低下的东亚三国来说，疫情还带来了额外的次生灾害，即加剧了人口危机。以韩国为例，该国2月24日公布了去年触目惊心的人口数字，指新生儿数量大跌10%至27.2万，全国人口首见萎缩，女性生育率也继续创造全球新低。曾矢言动员一切政策手段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的文在寅政府，也不得不在上月承认“难以在不远的将来逆转这一趋势”。

韩国官方数据指出，该国2020年新生儿数量较上年大跌10%至27.2万，同时死亡人数上升3.4%至30.5万人，导致该国自1970年有记录以来首次出现人口萎缩，即人口学家所称的“死亡交叉”（dead cross）现象。

同时，韩国总体生育率（女性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降低13%至0.84，连续三次刷新全球最低记录，这远低于国家保持健康人口更替水平所需的2.1，也不及少子化严重的代表性国家日本（1.37）。且由于疫情影响至少持续至2022年，政府预计届时生育率会进一步下滑至0.72或更低。这样一来，韩国预计在2025年进入超老龄社会（65岁以上老人占全体人口20%）、预计在2045年老龄化程度超过日本冠绝全球的节点也可能提前。

这无疑宣告文在寅政府人口政策失败。事实上，尽管他矢言动员一切政策手段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但自他2017年执政以来，韩国生育率却打破了2002年至2016年维持在1.2附近浮动的动态平衡，从2017年的1.05、2018年的0.98、2019年的0.92一路下跌至如今的0.84。疫情虽然导致婚礼举办数量降低、夫妇因经济问题或疫中求医不便而推迟生育计划、女性对未来的不安定感加强从而降低生育意愿，但整体来说只是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并非生育率持续下跌的主因。

而韩国人口危机激化至此，部分原因固然有往届政府政策失误遗留下的不利形势，包括全斗焕80年代提倡独生子女政策造就的男女比例不平衡（1990年达到新生儿男女比例115：100的高峰），而这一代正好是如今的适婚年龄；以及女权主义、不婚主义等社会思潮崛起；但更重要的，还是文在寅政府未能及时调整人口政策、缓解房价飙升和年轻人就业问题。

加强补贴来得太迟

在文在寅上任前，韩国生育率稳定在1.2左右，而这是政府自2006年以来每五年发布一次《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基本规划》，每年（至2019年初）补贴给怀孕母亲、新生儿、新婚夫妇和日间托儿中心等累计补贴共152.9万亿韩元（1,000韩元约合7港元）的结果。

自称女权主义者的文在寅上任后采取了较为温和的路线，即注重给职场女性提供保障，以减少其不得不在前途和生育二选一的现象，而不再像朴槿惠那般过分急切“催生”：朴政府甚至在2016年一度制作了能即时显示全国各地区生育率和育龄妇女数量地图，希望激起各地区之间的生育竞赛，但在反对声浪后撤下。

不过，尽管他上任初期再三强调要把握住扭转生育率的最后窗口，但并未有突破性的大动作。在生育率连年快速下降的情况下，政府直到去年12月才迟迟出台大力加强补贴的新规划，包括从2022年起追加200万韩元的生育补贴；将0至1岁婴儿家庭补贴从每月20万韩元分三年增至50万韩元；新设“3+3育儿假”制度，即父母双方在为未满一岁的子女申请3个月育儿假时，最高可获每月300万韩元的津贴等等。

不过，这一措施在2022年才生效，短期内也无法挽救生育率急降的趋势。曾有观察者2019年就指出，文在寅应该将放在朝鲜半岛上的精力早早转移至人口问题。

另外，补贴固然能舒缓新手父母的财政问题，但也难以显著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因为家庭依然面临“生得起但养不起”的问题。据《朝鲜日报》报道，影响韩国女性生育的主要原因是子女教育成本过高、年轻人就业难以及房价高涨，而在文在寅任期内，上述问题都在不断恶化。

未解决多项民生问题

首先，韩国的教育和就业问题都在加速。一方面，家庭的教育投资不断增长，统计资料显示2019年韩国小初高学生月均课外补习费用达到32.1万韩元（折合约2,200港元），比起2016年的25.6万韩元增长四分之一，许多家庭比起养育二胎，更倾向将现有资源集中押注在独生子女身上。

而另一方面是资源的错配，韩国四分之三求职人士上过大学，远高出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值44%，但僧多粥少，就业市场无法供应足够高品质岗位。把持韩国经济的财阀熟知在不增加雇员的情况下增长收益的方法，250人以上的中大型企业仅提供整个劳动力市场13%岗位，为OECD倒数第二，相比之下该比例在日本达到47%。无法寻到满意职位的毕业生要么继续深造，要么发挥其考试特长，年复一年地考公务员和法学院等，文在寅执政期间大量扩招公务员（直到2019年已扩招9万人）的政策就引得大批毕业生摩拳擦掌备考，愿意为此付出三、四年光阴者并不少见。

而由于立业之前难以成家，因此社会整体婚育年龄都在不断推迟。疫情更是恶化了年轻人就业问题，韩国去年20至29岁的大学毕业生失业率达到9.1%（高于朴槿惠执政初期的不到6%），四分之一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自然也不会有生育意愿。

更棘手的还是房价问题。文在寅上任初期矢言打击炒房囤房，让居者有其屋，但在23轮限制房价措施出台后，首尔公寓房价中位数反而飙升七成至10.4亿韩元，飙升速度冠绝全球。

其中固然有朴槿惠政府遗留下的房地产过热问题，她执政期间为了振兴金融危机后疲软的楼市，放宽房贷申请、给民众诸多置业优惠等，任期内首尔公寓房价中位数上涨23%。但也有文在寅的判断失误，他集中打击拥有多套房产的囤房者，希望通过大幅提高持有税、印花税和转卖的利得税等逼其抛售房产。但政府没有直接从根源上颁布限购令，且央行在疫情前就开始降息，导致热钱不断涌入房地产，造成房价上涨。而不少中产阶级或是投机、或担心未来更多限制措施而恐慌性购房，进一步擡高房价，导致打算组建家庭的新婚夫妇难以上车。

而韩国社会普遍认为结婚之前需要买房，韩国经济研究协会（Korea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去年民调指出，每月付房租者比有房者结婚可能性低65%。另外，本来韩国新婚夫妇除了购房外，还可通过“传贳”方式租住新屋（即一次性给房东支付房价六七成左右的抵押金，却不用另付租金，且能在合同到期之后全数取回押金）。但文在寅政府2020年7月通过的严格租赁法，规定房东只可收取房价5%的抵押金，这原本旨在打击房东拿抵押金继续炒房，但导致市面上以“传贳”方式放出的房源急速减少。房地产大数据公司Asil指出，在新法实施后半年，首尔的“传贳”房源减少了46%。在没有安定住所前，结婚和生育意愿自然不高。

整体来说，文在寅政府人口政策的失败，还是归结于他未能解决诸多民生问题，教育资源的充足与就业市场不匹配导致青年失业率高企，越发严重的房价问题也显著压低了生育意愿。在这种情况下，再多怀孕和幼儿期间的补助都不过杯水车薪，也会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