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沙到乌克兰　美国外交为何“堕落”？｜特朗普变法

上任以来，特朗普（Donald Trump）有不少让人惊讶的对外举措与发言。

在拉美与北美，新总统的强硬姿态明显。面对巴拿马，特朗普高举“新门罗主义”大棒，不断放话收回运河，最终被施压的港资只能出售运河港口股权、退出经营，巴拿马也在压力下宣布退出“一带一路”；面对墨西哥与加拿大，特朗普更是祭出关税大棒持续威胁，甚至一度表示要并吞加拿大。

在中东，特朗普先是提出震惊全球的“清空”加沙计划，接著又上升到“美国接管”，宣称会将加沙建设成“中东蔚蓝海岸”（the Riviera of the Middle East），供全球民众观光度假，巴勒斯坦人则会被迁到约旦、埃及或其他阿拉伯国家，无法再回故土。显然，这种等同种族清洗的计划，除了以色列拍手叫好外，不会再有国家公开赞成，因此特朗普一度在2月21日软化立场，表示自己只是“建议”、不会强硬执行，没想到几天过后，特朗普又随手转发AI生成的“加沙重建”短片，继续宣传自己的“加沙愿景”。

在俄乌战场，特朗普的作法更加大胆。先是新任防长赫格塞斯（Pete Hegseth）表示：乌克兰收复失地不现实、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乌克兰需要强大安全保障但美军不会参与维和，接著是美俄跳过欧洲直接在沙特谈判，再来是特朗普抛出矿产协议强迫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签署，但两人随后在2月28日公开交恶，接著特朗普在3月4日宣布暂停对乌军援。虽说欧洲已经表态军援不断，但少了美援的乌军能撑多久，恐怕是各界的共同疑问。

以上种种，不论是提倡在加沙种族清洗、或是无情抛弃乌克兰，都让习惯美国“体面”的各方大感不适，直呼美国外交已经“堕落”，而特朗普就是令美国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平心而论，这种说法确有现实与舆论基础，但撇除道德标准、回顾历史，这种走向“堕落”的外交“变法”虽然挑战传统，却也不是毫无传统可言。

美国外交的四大传统

2001年，美国历史学者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出版《特殊的天意：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改变世界》（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一书，书中回顾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四种思想传统：汉密尔顿主义（the Hamiltonians）、威尔逊主义（the Wilsonians）、杰斐逊主义（the Jeffersonians）、杰克逊主义（the Jeffersonians）。这本书也在多年后成为解析特朗普崛起、分析特朗普外交的重要经典。

其中，汉密尔顿主义重视商业贸易，强调自由航行、门户开放、货物与资金的自由流动、稳定的货币与金融体系，认为国际贸易带来经济繁荣，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这种倾向其实与早年的英国殖民者相关，只不过美国的地理环境有所不同，所以汉密尔顿主义不只聚焦传统的大西洋，更展望印度洋与太平洋。整体来说，这派强调促进国际贸易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威尔逊主义则主张美国与世界的接触具有道德意义。这种思路显然来自清教文化与传教士传统，认为美国应该积极对外“宣教”，在过去是促成各地社会、经济、医疗与宗教变革，在当代就是发扬所谓“自由民主”话语：宣扬民主制度比其他制度更能稳定世界，且是相对现代化的进步制度。整体来说，威尔逊主义强调外宣与外援，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制度为主、又接受美国价值观的全球秩序。

杰斐逊主义则关心美国内部的民主和公民自由，希望限制美国的海外参与。这派的背后逻辑是，过度干涉海外可能导致美国卷入战争，且国内利益集团在海外长久推广意识形态，也将无可避免走向腐化，结果都是危及美国民主。因此对杰斐逊主义者来说，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是捍卫国内民主，而非向海外拓展民主，更遑论介入战争。整体来说，带有较强的孤立主义倾向。

而杰克逊主义虽然也有孤立主义倾向，却比杰斐逊主义更具民粹色彩、更加反精英，也更加尚武。这派主张，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是人民的政治和经济福祉，人民高于政府、人民意志优于精英决策、国内利益先于海外战略，可想而知，其也必然对所谓人道主义干预、国际法表示怀疑。

但这不表示杰克逊主义就是纯粹的孤立主义。因为这派也同意，为了捍卫国家利益，美国领导人必须狡猾且强硬，必须抛弃礼义廉耻、先发制人、甚至发动战争，而只要宣战，就必须动员所有可用力量，浴血奋战直到胜利。

其实如果仔细推敲，杰克逊主义似乎是无法消解的矛盾集合体，既要孤立又要干预，既要人民意志又要强人领导，既要经济发展又要远征海外；但根据米德表示，这正是美国公众社会、文化和宗教价值观的表达，在怀疑精英阶层的同时，也愿意为了自己信仰的美国价值观与文化而战，蕴含了个人主义的勇武，以及信仰美国例外论的爱国主义。

而以上四种传统可以约略投射为商人、传教士、律师、军人的价值观和视野，也反映出不同群体在美国国家利益的分歧：汉密尔顿主义聚焦经济利益，威尔逊主义重视道德秩序，杰斐逊主义注重国内民主，杰克逊主义强调回应基层民意。米德指出，美国外交政策长期在四种传统间不断切换，彼此结合、补充、抵消，为的就是最大化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同流派的联手与内斗，也导致了美国外交的复杂无常，例如冷战时期的美国政府，既能面向社会主义阵营高喊民主自由人权，也能同时在拉美、中东默默支持独裁政府。

但《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改变世界》的重点在于，米德认为冷战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主轴，基本是被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两大传统把持，强调面向全球、输出民主，过程当中虽然会与杰斐逊主义对话，却严重忽略杰克逊主义所代表的民间星火。而这种长期趋势，可能会在未来招致强烈反扑，颠覆冷战之后的美国外交战略。

其实这种说法在2001年书籍出版时，还没有发生明显的现实应验。2008年《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更有文章对《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改变世界》提出批评，认为米德只是要“对历史上的杰克逊主义进行有力颂扬”、“对严厉排外的民间社区进行赞美”；另外也有评论认为，米德的说法不过是美国例外论的陈腔滥调。

当然，如果从为美国外交政策辩护的视角来看，米德的著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美国外交的独特性。只是2016年特朗普崛起后，针对米德与《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改变世界》各种批评，似乎就逐步让位于外界的关注与好奇，因为这个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解析时代巨变的超前预言。

特朗普与杰克逊主义

回顾特朗普第一次代表共和党参选，各种突破政治正确的发言不仅震惊美国政坛，更是冲击全球阅听人。对内，特朗普主张严格限制移民，并对各种进步主义话语冷嘲热讽；对外，特朗普宣称要退出各种国际组织与建制，包括退出北约、要求盟友负担更多军费。种种反建制作法，严重冲击了外界对于美国总统的既定想像，但特朗普最后还是顺利胜选，各方也为此议论纷纷：美国政治出了什么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米德2001年提出的杰克逊主义复归，就成了各方理解特朗普崛起的重要根源。此外，米德本人也于2017年的《外交事务》撰文〈杰克逊主义的造反：美国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秩序〉（The Jacksonian Revolt: American Populism and the Liberal Order），指出近几十年来，从金融危机爆发到中俄等地缘政治对手崛起，种种现象都令美国民众备感危机，也为杰克逊主义的复兴提供了土壤。

在杰克逊主义者的视角内，美国不该是推动普世价值的政治实体，而是应该做好美国人民的民族国家，因此政府应该更关心国内事务，尤其经济情势正在不断下滑；另一方面，进步派精英对多元文化主义、身分政治的积极宣导，也让立场保守的杰克逊主义者认为自己受到攻击，因而对政治正确、移民怀抱敌意。

整体来说，米德认为杰克逊主义的近年复归，主要源自进步派精英与基层群众的日渐脱节，导致前者在考虑国家利益时，很难理解非精英公民的思想、价值观以及真正在乎的政策重点，2016年总统大选就是这一矛盾的公开炸裂。如果把视角拉到现在，其实这个论述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近年欧洲的极右崛起，以及各方热议的“全球进步主义时刻终结”。

当然，杰克逊主义回潮与特朗普本人是否为杰克逊主义者，其实是两件事。毕竟从特朗普本人的行事风格来看，商人出身的他也有重商主义的底色，这就与杰克逊主义不完全相同；而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则似乎是缺乏清晰纲领的模糊存在，或许可以直接简化为“特朗普说了算”。事实上就连米德都说，“特朗普不是杰克逊本人的第二次降临”，因为在他看来，特朗普往往只会提出模糊愿景，“到时如何施政将是一大问题”。

不过毫无疑问，特朗普的崛起虽与他本人不是杰克逊主义者无关，却与他发现、且把握这股政治脉动息息相关。聚焦2016年的大选情境，杰克逊主义与特朗普的一拍即合不是没有原因。

首先，杰克逊主义者本就不信任传统进步派精英，因此反复批评所谓“华盛顿沼泽”（Washington Swamp）、“深层政府”（Deep State）的特朗普，无疑成了这群人眼中的当代“超人”，可以拯救美国脱离邪恶势力；第二，杰克逊主义虽然尚武，却也反对“无用的海外干预”，因此面对特朗普不断指控“北约浪费美国人民的纳税钱”，支持者当然会认为特朗普抓到了问题关键、看到了前人都没看到的问题；第三，围绕左与右、进步与保守的文化战争在美国愈演愈烈，但执政的进步派精英解决不了美国的经济沉疴，却终日在政治正确上钻牛角尖，立场保守的杰克逊主义者自然寄希望于满嘴政治不正确的特朗普，认为非典型政治人物可以成为新的救世主。

当然，回顾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是否真的因此“再次伟大”，答案恐怕相当见仁见智；但特朗普落选引发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山风暴，则无疑暴露杰克逊主义者的不甘与愤怒，也为2024年的卷土重来埋下伏笔。

聚焦“特朗普2.0”，在战争持续的大背景下，杰克逊主义的作用似乎格外清晰，俄乌战争就是最佳案例，不论乌克兰如何抗拒，促成停火都是美国当前的战略主轴，而这也是杰克逊主义的核心精神：反对美国进行无用的海外干预。因此特朗普对于乌克兰也抛弃得毫无道德包袱，从直接宣布美方不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也不会派兵维和，再到不断暗示泽连斯基下台，接著是迫使乌克兰签署矿产协议，再来是直接中断军援。有了民意加持，特朗普将过去用于伊朗的极限施压直接转嫁乌克兰，用得毫无违和、理所当然。

另一个显著案例，就是特朗普与马斯克（Elon Musk）对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瘫痪。在杰克逊主义者眼中，这个组织当然也是输出没用的自由民主价值、浪费纳税人血汗钱的贪腐集合体，因此特朗普就职后也“新官上任三把火”，暂停了大量海外援助项目、关闭USAID的官方政府网站，马斯克更称USAID是“仇恨美国的激进左翼马克思主义者的毒蛇窝”、“一个骗局”。2月14日，政府效率部决定不再交付原来分配给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导致USAID实质处于瘫痪状态。

但主张减少海外干预的特朗普，其实不是在所有场域都如此，例如他同时就对拉美拾起“新门罗主义大棒”，甚至放话并吞加拿大、接管加沙。但有趣的是，特朗普支持者并不因此反感，反而还相当兴奋，这当然也与杰克逊主义的底蕴有关。如前所述，杰克逊主义与强调孤立的杰斐逊主义本就不同，前者具有浓厚的民粹色彩，认为只要是“为捍卫国家利益”，兴战也是选项，毕竟既要孤立又要干预、既要人民意志又要强人领导、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发动战争，本就是杰克逊主义的内生矛盾。说得更直接，只要领导人能够说服民众“这是国家利益”，孤立主义也能立刻被好战口号取代，这就是杰克逊主义民粹底色的展现。

因此观察“特朗普2.0”，他在公开论述俄乌战争与拉美、加沙时，明显是建构了不同的话语体系与情境：针对乌克兰，特朗普直接宣称所有挹注都是徒劳、俄罗斯不是威胁，美国应该尽快认赔杀出，并以掠夺矿产收入填补损失；但针对拉美，特朗普便宣称“中国渗透”正在威胁，美国必须夺回巴拿马运河；针对加沙，特朗普则是算准了同情以色列是支持者的立场主流，“威胁以色列就是威胁美国”，所以即便特朗普已经承诺要退出中东，为了以色列却可以直接转弯成“美国准备接管加沙”，甚至暗示不惜派驻美军。

有部分分析认为，特朗普的扩张主义、乃至帝国主义，其实是对MAGA的背叛，但这种分析本身就有现实上的存在错位，因为这些声音其实并不来自MAGA阵营，而是来自原本不被特朗普魅力统摄的群体。这就间接说明了，究竟有无“背叛”，关键在于支持者的感受，而非客观条件。当然，宣称接管加沙、武力夺回巴拿马运河，或许更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虚张声势，是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但特朗普能宣之于口又不引发支持者反弹，证明了杰克逊主义的复杂多变，以及领导人本身调动民粹的魅力与能力，在杰克逊主义的框架中至关重要。

不过，所有行动都有成本，杰克逊主义的高涨，必然排挤其他传统的存在。例如特朗普与马斯克瘫痪USAID的直接效果，就是降低美国输出“自由民主”话语的力道，不少全球南方国家、乃至中俄恐怕都正暗自拍手叫好，但美国外交的威尔逊主义者就不怎么开心，因为这等于自弃全球领导力，尤其马斯克还放话要对美国之音（VOA）、自由欧洲电台（RFE）开刀，相关动作如果持续进行，恐怕会严重冲击冷战以来的美国软实力耕耘。

但如前所述，不同群体认知的国家利益本就不同，正如外人批评特朗普背叛MAGA、MAGA阵营却不认为，抛弃乌克兰、重拾“新门罗主义”、放话“接管”加沙、瘫痪USAID，究竟是美国外交的“堕落”或“进步”，其实也取决于观察者所在的团体。对非杰克逊主义者来说，现在的美国或许是近百年来最“堕落”的时候，但在杰克逊主义者看来，现在的美国无疑“恢复正常”，而且摆脱了虚伪的进步派精英，未来还将持续“进步”。

不过，从特朗普第一任期来看，部分惊人承诺经过4年都没兑现，例如退出北约，可见杰克逊主义虽借特朗普之手挤进白宫核心，却没能完全凌驾于其他三派传统，甚至还要受掣肘；这次特朗普再度归来，权势比过往上升不少，其本人也更加大刀阔斧，但究竟能将杰克逊主义的外交推进到什么程度？这场“变法”又会持续多久？能否后被共和党下一位总统候选人继承？4年后再看，这些问题应该都会有更清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