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通话以色列、伊朗外长：中国能不能阻止中东大战？

在腥风血雨的加沙战争一周年，中东情势并没有迎来冲突的落幕，反而随著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伊朗对以发射导弹引来以色列扬言报复，而面临了局势的急速升温。

10月14日深夜，中国外长王毅先后与以色列、伊朗外长通话，讨论近来的中东冲突。

首先是与以色列外长卡茨（Israel Katz）。王毅谈及以巴问题，称当务之急是立即实现加沙全面永久停火，释放所有人质，确保人道主义救援不受阻碍进入加沙。王毅也强调，以暴制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且加沙冲突再次说明，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各方应尽快回到“两国方案”的政治解决轨道上，实现以巴两个国家和平共存、犹太和阿拉伯两个民族和谐相处，这是各方包括以色列在内，获得稳定和持久安全的正确途径。

接著是以色列与伊朗的紧张局势。王毅指出，地区战乱不符合各方利益，希望各方慎重行事，避免局势陷入恶性循环。而中国在地区事务上没有任何私利，从不参与地缘争夺，且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国际法一边，站在事实和真理一边，将继续为推动局势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发挥建设作用。“联黎部队根据安理会决议授权执行维和任务，以方应采取切实举措保障联黎部队人员安全。”

再来是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Abbas Araqchi）。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对当前地区局势全面升级深感关切，不愿看到冲突进一步扩大。伊朗高度重视中方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以外交手段推动局势降温。

王毅则指出，当前加沙冲突负面影响明显外溢，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中国将继续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加强同各方沟通，汇聚更多国际共识和力量，为推动冲突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

显然，在中东处于大战边缘的危险下，中国参与了冲突斡旋。这场斡旋不仅反映中国在中东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也是中国继俄乌战争、沙伊复交、北京宣言后，对“调解人”身分的进一步耕耘；当然，以色列与伊朗也有参与的战略考量。

中国在中东的外交定位与战略利益

首先观察中国的三方面考量。

第一是维持中国的中东政策传统：不干涉内政与平衡外交。

长期以来，中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一贯强调“不干涉内政”原则，并且优先主张与各国发展经济合作与贸易关系。与美国和欧盟等西方大国相比，中国通常不愿卷入中东的政治和军事冲突，而是更倾向通过多边主义和对话解决问题。

而正是在这一立场基础上，中国能够与中东多个政治阵营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包括在与以色列进行科技合作和军事交流同时，也与伊朗维持能源合作和推行基础设施建设。在当前中东局势急剧升温的背景下，中国当然希望维持平衡外交的战略局面，避免因为被迫选边而影响多年耕耘。从这个视角来看，与以色列和伊朗分别进行外交高层对话，正是中国平衡外交的重要体现。

第二是保护中国的经济利益与能源安全。

中东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板块，特别是在能源供应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而中东地区，尤其是伊朗和沙特，更是中国石油供应的重要来源，任何区域冲突升级，特别是涉及波斯湾的海上石油运输线，都可能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极度仰赖中东稳定，尤其中国已在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投入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合作项目，这些项目需要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中才能持续运作。

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有强烈动机来阻止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升级，因为两国大战的爆发极可能影响中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布局。王毅的外交努力正是试图要通过对话，来减少冲突对地区稳定和中国利益的潜在冲击。

第三是形塑中国的全球外交新角色：调解人。

随著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其外交政策也越发积极地涉足冲突解决和国际调停。显然，中国希望扩大自己在全球事务的角色，从一个以经济合作为主的国际伙伴，转变成一个能在全球安全和和平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国家。

在中东，这样的转变尤为重要，因为该地可说是全球最具政治和军事挑战的地区。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在2023年促成的沙伊复交、2024年促成的巴勒斯坦各派系共签《北京宣言》，以及如今以伊冲突下的劝和促谈，都是这一转变的体现。可以这么说，成为调解人，既是中国外交政策转型的一部分，也是对国际社会展现其全球责任感的表现。

以色列与伊朗能不能避免决战

而从通话得以进行来看，以色列与伊朗都不反对中国进场斡旋。双方当然有各自的战略挣扎。

首先是以色列，其挣扎就在于，在维持安全保障之余缓冲国际压力。

基本上从以色列自己的立场出发，确保国土安全是其最重要的政策目标，而伊朗及其代理人就是以色列这些年的头号威胁，必须予以打击甚至歼灭。因此，以色列在这一局势中保持了强硬立场，不仅面对加沙浩劫拒不停火，更在战争周年前夕入侵黎巴嫩打击真主党，并与伊朗展开了全面地缘对峙，甚至为此不惜攻击联合国派驻当地维和的联黎部队。对以色列来说，这既是保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措施，也是要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展示其不容忍挑衅的决心。

但尽管以色列强调自己有权自卫、乃至报复，从目前的国际舆论生态来看，以军在加沙、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不能让全球共情所谓“犹太大屠杀2.0”叙事，反而还为以色列引来大量批评。联合国、欧盟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更多次谴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认为以军在这波冲突中过度滥用武力，尤其是针对平民的打击行动。

而中以两国外长的通话，既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以伊冲突升级的担忧，也凸显以色列想在保持强硬立场时，避免陷入国际孤立。显然，与中国这样的全球大国保持良好关系，对以色列来说也颇具战略意义，因为中国不仅是以色列重要的经济伙伴，还可以在多边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力。

因此，以色列在面对中国的外交劝说时，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合作姿态，特别是在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方面，以展示其对国际社会的尊重，从而减少国际压力。与此同时，以色列外长也在与王毅的对话中，提及发展对华关系是以方既定政策、以色列政府恪守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显然也是有意维系中以关系。

再来是伊朗，其挣扎在于，在维持地区影响力同时避免卷入大战。

一直以来，伊朗都利用代理战争来扩大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并在过程中逐步茁壮为以色列的头号威胁。不过伊朗的最高目标，并不是决战以色列与美国，而是利用美国撤出中东的权力真空，在不直接与以色列爆发全面战争的前提下，通过这些代理势力施加军事压力，来削弱以色列，同时建立自己的军事威慑。

而如前所述，由于以色列的对外立场也向来强硬，这就导致两国一旦交恶，就很容易陷入敌意螺旋升级的安全困境：以色列认为自己必须维护国家安全，伊朗认为自己必须维持军事威慑，所以才会有加沙战争爆发后，伊朗持续动员真主党在内的“抵抗轴心”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则回以强烈打击，甚至在今年10月直接入侵黎巴嫩，当然伊朗也在过程中破天荒直接两次以导弹打击以色列本土。整体来说，以色列希望展现国家安全不容挑战的气魄，伊朗却也要表现自己作为中东反美、反以领袖的身分地位。

但与此同时，伊朗的国内经济形势、国际制裁压力，都是不容小觑的挑战，而这也是迫使伊朗需要谨慎行事的关键。自美国恢复对伊制裁以来，伊朗经济面临严重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伊朗在中东冲突的军事行动空间：在现实层面上，过度劳民伤财的全面大战可能拖垮伊朗政权；在关系层面上，如果与西方国家全面交恶，关乎制裁解禁的核协议就更没有复苏可能。

而中国作为伊朗的重要经济伙伴，一来对伊朗经济具有重要影响，二来在伊核问题上持相对中立的立场，这两点都让德黑兰希望与北京保持良好关系。因此，伊朗在面对中国的劝和促谈时，必然会考虑到自己的国家利益，表现出一定的合作意愿。更重要的是，伊朗在中东的核心战略如前所述，是在不直接与以色列爆发全面战争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军事威慑，所以当下伊朗希望避战的意愿，必然会比以色列强烈许多，也因此会对中国的斡旋作用寄予厚望。

不过各方在对中国斡旋抱以期待的同时，也要看到可能的挑战与局限。

首先是中国的真实调解能力与局限性。即便中国在中东拥有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也与两国都有经济合作，但归根结柢，中国并非以伊两国的主要军事支持者，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北京对双方施加军事影响的能力，尤其是对连美国都无法百分之百掌握的以色列。

再来是以伊之间的冲突惯性。说得更直接，以色列和伊朗的对峙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全面和解的可能性不大。尽管中国的外交努力可能有助暂时缓解局势，但双方在中东的代理战争一日不停，冲突升级的风险就依然存在。同时，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及其对以色列的支持，都将进一步厚实以色列铤而走险的战略底气。

整体来说，王毅在局势升温的背景下分别与以伊外长通话，反映了中国试图在中东扮演更加积极的外交角色。但中东“凭军事实力说话”的现实格局、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历史敌意、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干预，都会让中国的调解面临重重挑战。

归根结柢，尽管中国在中东拥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并且希望保持地区稳定，但北京的外交实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当事国的合作意愿以及其他外部大国（如美国）的政策，例如沙伊复交的关键在于：沙特为了发展经济、推动国家产业转型，所以同意暂缓与伊朗的地缘争夺；但《北京宣言》则因哈马斯与法塔赫缺乏现实和解基础，所以迟迟看不见实质下一步。

如今斡旋以伊冲突也是同样道理，中国的调解行动虽可能在短期内缓和局势，但从长期来看，要实现以色列和伊朗的真正和解，恐怕需要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与更全面的多边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