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副总统辞职到施压加沙停火：迟不报复以色列　伊朗在等什么？

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与伊朗的对峙持续升温，7月底的两起事件更让双方来到交战边缘。

首先是以黎边境冲突。7月27日黎巴嫩真主党疑似对戈兰高地（以色列占领地带）的迈季代勒舍姆斯（Majdal Shams）发动火箭袭击，造成12名以色列儿童与青少年死亡，以色列随后在7月30日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Beirut），击毙真主党军事指挥官及战略部门负责人舒库尔（Fuad Shukr）。

接著是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Ismail Haniyeh）遇刺。7月31日，哈尼亚在德黑兰出席伊朗新总统佩泽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就职仪式、会晤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之后随即与保镳共同遭遇暗杀，以色列虽未正式认责，却是各方公认的幕后黑手。

而这两起事件导致伊朗扬言报复，也将中东局势推到了伊以大战的边缘。此后关于“伊朗报复”的各种风声层出不穷。

第一波风声发生在事件当天。例如7月31日《纽约时报》援引3位伊朗官员消息，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下令直接打击以色列，以报复哈尼亚在德黑兰被暗杀；《华盛顿邮报》也在7月31日报道称，哈梅内伊对内表示为哈尼亚之死报仇是“我们的责任”。

第二波风声涌现在事件后几天。8月2日，Sky News Arabia称有“西方匿名情报来源”表示，伊朗和真主党可能在8月12日至13日的“圣殿被毁日”（Tisha B'Av）袭击以色列；Axios新闻网则在8月4日披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对七国集团（G7）外长表示，伊朗和真主党可能在“未来两到三天内”袭击以色列；接著是拜登（Joe Biden）在5日称，伊朗可能最快在5日或6日发动攻击。

当然，上述日期预测随著时间推移已被先后淘汰，但中东局势还是没有完全脱离紧张，近期两个新事件又让外界对于“伊朗是否报复”议论纷纷。

首先是立场温和的伊朗副总统辞职。8月12日，伊朗副总统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以“对新内阁感到失望”为由，宣布辞去就任11天的战略事务副总统职务。由于扎里夫曾在鲁哈尼（Hassan Rouhani）总统时期担任外长、参与2015年的伊核协议起草与签署，既是伊朗改革派阵营要员，也是新总统佩泽什基安的政治盟友，却在风声鹤唳时刻火速离职，有部分评论因此指出，这是伊朗强硬派动手前的“内部清理”，是局势即将升温的重要讯号。

接著是伊朗将报复行动“连动”停火谈判。8月13日，路透社引述三名伊朗高级官员消息，“想阻止伊朗直接攻击以色列，就要在8月15日举行的谈判中达成停火协议”，其中一名官员还称，如果谈判失败，或伊朗认为以色列有意拖延，伊朗将与真主党等盟友一同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该官员没有透露，伊朗在决定袭击前，会给谈判预留多少时间。

平心而论，上述两起事件或许在本质上毫无关联，却可以视作7月下旬情势升温后的间接与直接结果。而从伊朗保守派与改革派政争、以色列与伊朗围绕加沙展开博弈来看，两起事件相互共振后，伊朗报复以色列的可能性依旧存在，只是这段极限拉扯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伊朗政争：如何为哈尼亚报复是个问题

首先是各方关注的伊朗副总统辞职。

其实这件事更多来自伊朗既有的改革派、保守派之争，即便没有哈尼亚遇刺案，也可能在某个未来发生。只是暗杀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保守派、乃至强硬派的话语权，同时冲击本就相对势弱的伊朗改革派，影响新总统的人事布局，这才导致副总统就职11天便挂冠求去。但即便如此，这也不是部分评论所谓“强硬派大权独揽”的结果，而是展现了伊朗政局的复杂性，以及哈梅内伊平衡各方的全局考量。

此前笔者曾在两篇分析伊朗大选的文章《“鲁哈尼奇迹”可能发生，但鲁哈尼时代很难再现》、《改革派总统上台“变天”？伊朗仍要继续两场没有终点的战争》中预测：在哈梅内伊偏向保守派、总统无法颠覆1979年革命遗产的背景下，伊朗即便选出改革派总统，也只能在最高领袖允许的范围内推动有限“变革”，而无法动摇关乎伊斯兰革命遗产、国家战略的大政方针，例如引起争议的头巾法、对于“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的动员，不论新总统是否认同，恐怕都得“萧规曹随”。

而结果似乎也是如此。7月5日佩泽什基安确定当选后，哈梅内伊随即在6日致词中公开表示，“希望新总统继续前总统莱希（Ebrahim Raisi）的政策”，佩泽什基安随后公开应允，并在同日前往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的墓前凭吊，重申自己对于1979年革命路线的效忠。7月12日，佩泽什基安更在《德黑兰时报》（Tehran Times）上发表英文文章“我给新世界的讯息”（My Message to the New World），表示伊朗将优先强化“周边”（neighbors）关系、打造一个“强大区域”（strong region），这一表述被认为是要继承莱希对外路线、继续动员“抵抗轴心”的宣言。

当然文章也提到希望与欧洲开展建设性对话，同时批评美国“非法退出核协议”，这部分自然是佩泽什基安的“改革派”底色展现，也就是希望通过与西方的持续谈判，来让核协议起死回生、为伊朗卸除制裁重担。平心而论，在伊朗经济情况恶劣、不断引爆示威的背景下，核协议谈判算是改革派为数不多、可被允许的努力方向，而这也体现在佩泽什基安的人事规划上：企图重用“鲁哈尼人马”。

早在竞选期间，缺乏政治根基的佩泽什基安就极度仰仗“鲁哈尼人马”支持，例如扎里夫本人就是佩泽什基安的重要竞选顾问，鲁哈尼时期的资讯与通讯技术部长贾赫罗米（Mohammad-Javad Azari Jahromi）则为选战提供宣传策略建议。7月5日确定胜选后，佩泽什基安先后会见了鲁哈尼政府重要成员，例如前经济事务和财政部长阿里·泰卜尼亚（Ali Tayebnia），甚至还有鲁哈尼本人。当时外界便预估，缺乏政治根基的佩泽什基安应会在“鲁哈尼人马”的基础上，打造自己的内阁团队。

果不其然，7月1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附属媒体便报道，佩泽什基安预计提名阿巴斯·阿拉格奇（Abbas Araghchi）担任外交部长，后者出身外交体系，曾是鲁哈尼政府的核协议谈判首席代表。而扎里夫则在7月12日被佩泽什基安正式任命为伊朗政府过渡时期指导委员会主席，负责拟议未来内阁的部长名单。整体来说，对阿拉格奇、扎里夫的重用，不只呈现新总统对于“鲁哈尼人马”的依赖，也体现佩泽什基安希望与西方交流、打破核协议谈判僵局的用意，当然也让被压制已久的伊朗改革派看到了希望曙光。

但政争暗影随即涌现。对于伊朗强硬派、保守派甚至哈梅内伊来说，佩泽什基安的胜选算是“无奈的意外”：保守派总统当然是哈梅内伊首选，但如果不开放改革派候选人参与选举，投票率必然再创惨澹新低，损及政权正当性；可是一旦开放改革派候选人参选，以目前伊朗民意对于经济的不满来看，保守派将有一定可能败选。而结果也确实如此，即便哈梅内伊选前不断批评“依附美国的政客不可能成为优秀的管理者”，也依旧没能改变民众的投票意向，佩泽什基安还是蒙受幸运女神眷顾，在二轮投票后胜出。

但部分强硬派、保守派显然对于结果非常不满，诸如“佩泽什基安可能不被最高领袖正式承认”的风声不胫而走，导致部分伊朗媒体、甚至哈梅内伊都在政权过渡期间隐晦呼吁，不应质疑佩泽什基安的胜选现实、也不应过度杯葛佩泽什基安希望突破核协议僵局的努力。7月28日，大局为重的哈梅内伊正式批准佩泽什基安出任伊朗新总统，同时表态愿与西方进行核谈判，且称如果欧洲国家停止对于伊朗的“不良行为”（包括实施制裁），伊朗愿意修复与西方的关系。

而佩泽什基安也在同日演讲中重申“希望与世界进行具建设性的有效互动”，并且任命了自己的第一副总统、办公室主任：前者是穆罕默德·礼萨·阿里夫（Mohammad Reza Aref），曾在2001年到2005年担任改革派总统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的第一副总统；后者是莫森·哈吉-米尔扎伊（Mohsen Haji-Mirzaei），曾在2019年至2021年间担任鲁哈尼政府的教育部长。显然，在哈梅内伊允许下，佩泽什基安还是有任命改革派团队的空间。

但这样的空间似乎很快就被7月底的巨变搅乱。7月30日，佩泽什基安在议会上宣誓就职，并在典礼期间会见众多“抵抗轴心”领导人，包括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尼亚、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PIJ）秘书长、胡塞武装高级官员，同时承诺继续支持“抵抗轴心”。结果哈尼亚随即在31日遇刺身亡，这一事件引爆伊朗政坛的报复声浪，并让强硬派与保守派获得了巨大话语权。

7月31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SNSC）召开紧急会议，哈梅内伊亲自出席，上次这种阵仗还是2020年1月美国击杀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时。接著便有三名匿名伊朗官员告诉《纽约时报》，哈梅内伊已在会上下令“直接打击以色列”；之后哈梅内伊也确实发表公开声明，谴责以色列并且誓言报复，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同样发出类似声明。

接著便开始传出佩泽什基安与强硬派立场分歧的消息。8月9日《每日电讯报》报道，佩泽什基安方的消息人士透露，伊斯兰革命卫队希望直接打击特拉维夫或其他以色列城市的军事目标，但佩泽什基安建议攻击阿塞拜疆或伊拉克库德斯坦的“以色列秘密基地”，以免引爆“全面战争”。平心而论，佩泽什基安的立场完全不令人意外，因为伊以冲突必然冲击本就艰难的核协议谈判，并让已被压抑的改革派更没有发挥空间。

而在双方分歧同时，佩泽什基安的人事布局也开始受挫。8月4日，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对外放风，称佩泽什基安的政府组成“将与鲁哈尼政府完全不同”，以此暗示改革派与“鲁哈尼人马”无法大权独揽。8月8日，伊斯兰革命卫队附属媒体率先披露佩泽什基安即将提名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情报部长人选：外长毫无意外是“鲁哈尼人马”阿拉格奇，防长是前空军司令阿齐兹·纳西尔扎德（Aziz Nasirzadeh），情报部长则是“莱希人马”埃斯梅尔·哈提布（Esmaeil Khatib）。显然，保守派与强硬派有意分食本属“鲁哈尼人马”的内阁布局。

8月11日，佩泽什基安正式向议会提交19名内阁部长提名，当中有虽有五名“鲁哈尼人马”，却也有三名“莱希人马”，前者包括外交部长、伊朗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长、文化遗产和旅游和手工艺部长、经济事务和财政部长、农业部长，后者则包括情报部长、司法部长、教育部长；内政部长伊斯坎达尔·莫梅尼（Eskandar Momeni）则被视作保守派议长卡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的人马。

整体来说，改革派虽握有外交部、经济事务与财政部两大部门，却还是被保守派掌握了情报部、司法部甚至内政部。可想而知，这一结果与许多改革派精英期望的相差甚远，或也因此成为扎里夫在8月11日辞去战略事务副总统职务的导火线：前者声称名单中只有三位提名人是过渡时期指导委员会的首要推荐。

当然，这份提名也未必是哈尼亚遇刺直接导致，或许佩泽什基安从一开始的选择空间就相当有限。不过就算如此，这个提名结果同样证明，改革派即便成功选上总统，还是要受保守派、强硬派的严重掣肘。只是从哈梅内伊最终批准阿拉格奇的外长提名来看，前者其实也不反对佩泽什基安团队耕耘核协议谈判。

换句话说，作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即便如今立场偏向保守派，也不能不考虑与西方维系互动、为核协议留一线生机的可能。而这一考量必然会与“为哈尼亚报复”产生拉扯，并也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伊朗的“自我克制”，让所谓“誓言报复”至今未见踪影，而是仍在政府内部反复协调。

施压谈判：伊朗的两手准备

接著是伊朗将报复行动“连动”8月15日开始的停火谈判。基本上这一做法可能有两重情境考量。

第一，藉著操作“战争边缘策略”，迫使美国反向施压以色列，结束在加沙的血腥屠戮。如此一来哈马斯根基可保，伊朗更能以此宣称“威慑成功”，所谓“誓言报复”也就不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中东大战的局面将能避免。

第二，由于冲突各方共识难寻，如果协商结果仍是再度僵持，那么谈判本身将能发挥缓冲作用，为伊朗即将进行的报复争取协调与准备时间。例如德黑兰可能先与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沟通，规划报复时间、强度与打击地点。当然如果伊朗无意走向全面战争，也必然要与美国、甚至以色列进行私下沟通，以免各方误判导致冲突升级；从这个角度来说，长时间谈判也能发挥舆论缓冲，让“效果不如预期”的报复显得不那么“自我克制”。

平心而论，对伊朗来说，第一种情境无疑是最佳结局。这代表德黑兰的“战争边缘政策”操作成功，既威慑了美国、以色列，盖过哈尼亚在伊朗遇袭的灰头土脸，也让加沙战火暂时停歇，保住了哈马斯的统治基础，同时缓解“抵抗轴心”与以色列全面对峙的紧张情势，避免这轮以巴冲突扩大为新一场中东战争。

只是这个情境并不容易达成。回顾2023年11月，以哈休战不到10天便告失败，双方看上去都只是借此蓄积力量，以待日后再战；2024年5月美国提出三阶段停火协议后，各方斡旋至今都未有结果，关键原因便是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底线无法弥合。

观察三阶段停火内容，第一阶段包括为期六周的暂时停火，以色列将从加沙人口稠密区撤军，哈马斯则将释放部分人质来与以色列换囚，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平民将能返回家园，永久停火谈判将在此阶段继续进行；第二阶段是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以军完全撤出加沙地带，美国、埃及和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永久停火谈判；第三阶段涉及加沙地带的重大重建工作，哈马斯也将归还人质遗体。

在哈马斯这方，其始终希望以色列能在停火第一阶段完全撤军，并且巩固永久停火的现实，而不是在第一阶段仍保留恢复战斗的能力，直到第二阶段才完全撤出。当然，谈判过程中哈马斯也一度软化立场，不反对以军仅在第一阶段部分撤军，但随著以色列在7月31日击杀哈尼亚、8月上旬持续空袭加沙，谈判氛围严重恶化，哈马斯认为以色列根本无意永久停火，新领导人辛瓦尔（Yahya Sinwar）也因此在8月12日表示“以色列如果希望谈判，就必须先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否则哈马斯将拒绝参与15日的谈判。

而以色列则是猛烈进攻之余、还不断在三阶段停火协议上新增条件。例如7月7日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提出的“不可谈判四原则”：第一，任何协议都将允许以色列重返战斗，直至战争目标实现；第二，杜绝从加沙-埃及边境向哈马斯走私军备的可能；第三，阻止“武装恐怖分子”重返加沙地带北部；第四，以色列将最大程度增加返还的存活人质数。

基本上前述的第一点极可能导致停火状态在第一、二阶段间反复来回，而无法真正过渡到重建加沙的第三阶段；第二、三点则促使以色列在8月谈判前再提新条件：以军将审查重返北加沙的人员身分，同时续留分隔南北加沙的内扎里姆走廊（Netzarim Corridor）与加沙埃及边境的费城走廊（Philadelphi Corridor），而不是完全撤军。

可想而知，这种对峙情境大幅拉升了8月15日的谈判难度，哈马斯最后虽仍派员“以非正式方式”参与，却发出官方声明称“会谈不太可能实现停火”，辛瓦尔更是公开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新增条件，并要求以方维持美国三阶段停火的原始框架。当然，急于求成的美国、埃及、卡塔尔已在16日发表声明，称会谈“严肃且富有建设性，并在积极的气氛中进行”，但这无法遮掩光是要进入第一阶段停火、就有两大分歧无法弥合的现实：以色列坚持要续控费城走廊，以及设立检查站杜绝哈马斯战斗人员重返北加沙。

果不其然，卡塔尔的多哈会谈一直未有突破。8月18日一位匿名哈马斯官员向沙特媒体Asharq News（الشرق للأخبار）表示，新的停火协议“完全违背哈马斯先前要求”，当中包括：以军将减少在费城走廊的沿线驻军但不会完全撤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将在“以色列监督”下管理拉法过境点、以色列将监测加萨人民返回北部并穿越内扎里姆走廊的情况。哈马斯政治局委员、发言人奥萨马·哈姆丹（Osama Hamdan）也在18日向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表示，以色列对谈判提出了“新想法”，且已无意从加沙地带完全撤军。8月20日，以色列再度重申“以军无论如何都不会撤出费城走廊”，哈马斯则继续拒绝接受新的停火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操作“战争边缘政策”的第一情境似乎举步维艰，伊朗显然必须面对第二种情境：谈判只是“拖时间”，德黑兰最终还是必须报复。而观察现实发展，施压谈判之余，针对第一情境滑向第二情境的可能，伊朗也不是毫无准备。

8月9日至13日，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西部克尔曼沙赫省（Kermanshah）进行军事演习，以“加强战备和警惕”；8月13日，伊朗常规军（Artesh）的空军司令哈米德·瓦赫迪（Hamid Vahedi）表示，空军已准备好执行“任何危险任务”；8月14日，哈梅内伊公开表示“任何战术撤退都会导致真主的愤怒”，并称美国与以色列正在发动心理战，以夸大自己“伤害伊朗的力量”；8月16日，黎巴嫩真主党发布视频，呈现自身军备与隧道网络，被认为是要展示战斗能力。

可以发现，伊朗在操作“战争边缘政策”、施压谈判时，其实也双管齐下做了第二手准备，也就是既释出“谈判结束前不会报复”的讯号，又同时强调伊朗“必然报复”。

例如8月18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纳赛尔·卡纳尼（Nasser Kanani）就表示，伊朗支持谈判，且“正在等待谈判将走向哪个方向以及美国是否愿意结束这场战争”；但同日伊朗前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埃斯梅尔·科萨里（Esmail Kowsari）也称，“伊朗将对哈尼亚之死做出回应”，只不过不能“仓促行动”。这种双重声明反映了哈梅内伊的复杂立场，甚至也可以跟前述的人事任命相呼应：虽坚持伊朗必须对以色列的暗杀行为进行回应，却也暗示伊朗可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调节、甚至推迟报复。

而上述发言并非孤例。革命卫队副司令阿里·法达维（Ali Fadavi）准将也在8月20日警告称，伊朗“肯定”会“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但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阿里·穆罕默德·纳埃尼（Ali Mohammad Naeini）准将又在同日表示，伊朗并不急于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整体来说，不论是近日人事任命背后牵动的改革派、保守派政争，还是将报复行动“连动”停火谈判，这种不断推迟报复、释放双重讯号的举措，反映的是伊朗在恢复威慑、避免升级间的艰困平衡。

而从更大的脉络来看，这也是美国、伊朗、以色列三方“极限拉扯”的一环：以色列认为美国不敢冒险抛弃自己、伊朗无法冒险与美军交战，所以敢肆无忌惮在德黑兰进行暗杀，并且厚颜无耻破坏谈判氛围、不断新增条件提高门槛；伊朗认为美国无法冒险重返中东泥淖，所以做出战争姿态，要迫使美国反向施压以色列，促成加沙早日停火；美国则认为伊朗不敢真与以色列及自己全面开战，所以同样做出备战姿态，将航母战斗群部署到中东。

只是这段“极限拉扯”中，以色列明显是较有话语权的一方，所以能让美国为了自己四处奔走、忙得焦头烂额，也让伊朗为了避免美伊交战，而不断推迟可能会有的报复行动。如果僵局持续难解、甚至恶化，那么这段极尽拉扯的危险尽头，恐怕就是伊朗“落实报复”，而加沙炼狱还将持续染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