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总统选举｜“鲁哈尼奇迹”可能发生　但鲁哈尼时代很难再现

5月19日莱希（Ebrahim Raisi）意外坠机后，伊朗进入新一轮总统大选争夺战。

这次有多达80位候选人登记参选，包括著名强硬派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以及隶属改革派的阿里·拉里贾尼（Ali Larijani）。但一如既往，宪法监护委员会掌握了候选人的资格审核，且因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拥有半数委员提名权，所以宪法监护委员会公布的最终名单，往往就是最高领袖的意志反映。例如2021年总统大选时，宪法监护委员会就先后取消600多位申请人的选举资格，只批准7位候选人参选，接著又有3名候选人自主退选，最终作为哈梅内伊潜在接班人的莱希便以72.35%的得票率当选。

6月9日，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也公布这次合格的6位总统候选人名单，分别是穆罕默德·巴格尔·卡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赛义德·贾利利（Saeed Jalili）、阿里雷扎·扎卡尼（Alireza Zakani）、阿米尔-侯赛因·加齐扎德·哈希米（Amir-Hossein Ghazizadeh Hashemi）、穆斯塔法·普尔莫哈马迪（Mostafa Pourmohammadi）5位保守派，以及马苏德·佩泽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1位改革派。

虽说候选人看上去共6位，但从目前各家民调分布来看，主要候选人还是卡利巴夫、贾利利和佩泽什基安这三位，剩下的扎卡尼、哈希米、普尔莫哈马迪都仅有个位数民意支持，基本上毫无胜选希望，扎卡尼与哈希米也已在6月27日宣布退选。

而不论最终赢家是谁，新总统都要面对颇具挑战的内外局面：对内，伊朗的社会不满、经济困难始终存在；对外，“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与以色列的代理冲突正在加剧，美伊关系也日趋恶化，核协议谈判更是看不到解冻希望。因此可以这么说，赢得大选后，伊朗新总统的挑战才真正开始。

三位主要候选人

首先观察卡利巴夫、贾利利和佩泽什基安三位主要候选人的光谱。

卡利巴夫作为前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军官、前德黑兰市长，以及2020年以来的伊朗议会议长，这次已是第四次竞选伊朗总统：第一次是2005年；第二次是2013年，当时卡利巴夫以第二高票败给鲁哈尼（Hassan Rouhani）；再来是2017年，卡利巴夫在选前自主退出，以集中保守派选票支持莱希，但最终仍是鲁哈尼胜出；接著便是这次的2024年大选。

贾利利则同样出身保守阵营，曾在2007年至2013年担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SNSC）秘书、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目前则是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Expediency Discernment Council）成员，也是哈梅内伊的重要心腹。而与卡利巴夫类似，这次也是贾利利第三次竞选总统，前两次分别是在2013年排名第三、以及在2021年自主退出，目的同样是集中保守派选票支持莱希。

再来是唯一出身改革派的佩泽什基安。其曾在同属改革派的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政府担任卫生部长（1997-2005），并自2008年起一直担任议员至今。而向身为改革派的佩泽什基安“开绿灯”，宪法监护委员会当然不是希望前者真的当选，而是想借此提高投票率，毕竟2021年的48.48%已经创下新低。不过这一作法也让佩泽什基安获得伊朗改革阵营的集体支持，包括前总统哈塔米、鲁哈尼，以及鲁哈尼政府的高级成员，例如伊朗前外长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

而卡利巴夫、贾利利和佩泽什基安的光谱分布，也体现在辩论中的立场呈现。

以6月17日的大选首场辩论为例，各方聚焦讨论经济问题。卡利巴夫虽是保守派，却表态愿与西方进行核协议谈判，以换取解除经济制裁。卡利巴夫同时感叹，伊朗与中俄签署的经济协议尚未付诸实施，但高通胀已是伊朗最迫切的经济问题之一。

而出身保守派又是哈梅内伊心腹的贾利利，立场便相对强硬。首先，贾利利在辩论中淡化了核协议的重要性，同时批评前总统鲁哈尼，称其妄想依靠国际协议解决经济问题。接著贾利利提出强调自给自足的项目规划，并将高通胀困境归咎于资源管理不善。

再来是佩泽什基安。毫不意外，其主张阐扬了改革派的一贯论述，认为国际制裁是伊朗的大灾难，而伊朗需要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互动才能发展经济，因此必须积极推动核协议重启，来扩大伊朗与区域和区域外国家的经济外交，同时增加出口和外国投资。

而从关键经济议题的论述来看，三位主要候选人的立场或可简单总结如下：卡利巴夫属于务实保守派，贾利利则是强硬保守派，佩泽什基安则毫无疑问是改革派。之后的几场辩论，三人的论述也大体依循这个立场分布呈现。

在6月20日的“政府管理与服务”辩论会中，卡利巴夫提出了最离散的政策立场，包括重申愿与西方进行谈判、确保解除国际制裁，也主张提高工资以适应通胀以及推出“多层次”社会安全保险计划；贾利利则聚焦讨论国内问题，同时淡化外部经济互动的重要性，主张增加食品补贴、管理能源消耗和防止人才流失，并在“是否支持与西方谈判”上不置可否；佩泽什基安则表示支持农村社区的贷款和公共工程项目，同时强调反腐和促进教育的重要性。

在6月21日“社会文化问题”的辩论会中，三人也对伊朗的审查制度和互联网限制进行表态。卡利巴夫和佩泽什基安都声称自己支持互联网自由，但认为在“危机”期间，审查制度有其必要，也表示支持建构国家内部互联网，加强政府对伊朗内部资讯的控制；贾利利则赞扬政府努力开发本土通讯和社群媒体平台，来作为西方平台的替代品。

而针对引发全国示威的头巾问题，三位主要候选人都表态支持头巾法，以展示对于哈梅内伊与伊斯兰共和国体制的服从，只是三人侧重仍有不同。

卡利巴夫强调，所有政府机构、而不仅是国家警察部队，都应鼓励和执行头巾法。卡利巴夫指出，正因部分政府机构在执行头巾法上“不够支持警方”，导致了政府与不戴头巾的妇女发生暴力对抗。卡利巴夫更表态支持议会立法，对违反头巾要求的妇女施以法律惩罚，包括罚款和减薪。

贾利利则避免直接谈论头巾问题，选择集中火力批评西方虚伪，称后者只会谴责伊朗粗暴对待妇女，却无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妇女死亡。显然，在卡利巴夫也对头巾表态强硬的背景下，贾利利的策略就是直接迎合强硬派与反西方选民，来为自己与卡利巴夫进行市场区隔。

佩泽什基安则反对以暴力执行头巾法，并主张政府可以通过清真寺和学校教育，来化解妇女对佩戴头巾的质疑。不过如前所述，佩泽什基安没有提议修改法律本身，毕竟这将直接挑战1979年的革命遗产。

其实从三人的立场分布便能发现，佩泽什基安与贾利利分别站稳了改革派、强硬派的选票阵地，卡利巴夫则意图“向中间靠”，来争取对两人都不满意的各方选民。而这种立场取态与选举策略，直接影响了民调分布，形成贾利利、佩泽什基安互有领先、卡利巴夫紧追在后的局面。

情况会如何发展

首先是贾利利具优势的民调。根据伊朗文化艺术与传播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Culture, Art and Communication）6月11日至13日民调，贾利利（36.7%）领先卡利巴夫（30.4%）、佩泽什基安（28.3%），但尚未决定的比例高达62%；接下来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IRIB）的6月18日至20日民调，贾利利（22.5%）略微领先卡利巴夫（19.5%）、佩泽什基安（19.4%），尚未决定的则有28.4%。

再来是佩泽什基安的领先民调。例如伊玛目萨迪克大学（Imam Sadiq University）的6月22日至23日民调，佩泽什基安（24.4%）就领先贾利利（21.5%）、卡利巴夫（23.4%），尚未决定的比例有21.8%；接著是梅拉特民意调查研究所（Mellat Opinion Poll Institute）的6月22日至24日民调，佩泽什基安（23.5%）也领先贾利利（16.3%）、卡利巴夫（16.9%），尚未决定的比例有38.4%；再来是伊朗学生民调机构（Iranian Students Polling Agency，ISPA）的6月26日民调，佩泽什基安（33.1%）同样领先贾利利（28.8%）、卡利巴夫（19.1%），尚未决定的比例有10.5%。

整体来说，虽然出身改革派的佩泽什基安并未显著领先，同属保守阵营的卡利巴夫、贾利利却明显发生了分票现象，所以两人都未能集中支持、与佩泽什基安拉开差距，民调因此呈现“三足鼎立”态势；且由于卡利巴夫“向中间靠”，所以也不能排除其有从佩泽什基安处掠夺改革派选民的可能。说得更直接，这场大选的板块动态可以统整为：卡利巴夫、贾利利分食保守派选民，卡利巴夫又对佩泽什基安挖墙脚。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与保守阵营想要胜选，采取的策略便各有不同。

首先是改革阵营，由于佩泽什基安很难攻略保守派、乃至强硬派选民，因此其胜选策略相当明显，就是尽可能巩固改革派选民、尤其是伊朗年轻人的支持。所以从登记参选以来，佩泽什基安多次走入校园，与大学生进行对谈，宣扬自己的改革理想，包括承诺提升伊朗的思想自由、国际参与，且对有意抵制选举的大学生进行呼吁：如果拒不投票，可能导致更多限制和镇压。

但如前所述，佩泽什基安也必须展现对于最高领袖的服从，所以不仅在采访中多次强调“最高领袖的总体政策是明确的，任何执政团队都必须执行”，也不能在头巾法等关键议题上过度取悦改革派选民。这导致了大学生并不期待佩泽什基安的改革潜力，例如在伊斯法罕大学的座谈会上，便有大学生当场指控佩泽什基安参选只是为了促进投票率，同时声称90%的伊朗年轻人打算抵制选举，“因为年轻人并不关心谁成为总统，而是反对整个政权”；无独有偶，一群谢里夫大学学生也在6月16日发表类似声明，质疑伊朗总统“没有决策影响力”，并呼吁佩泽什基安在不能保证有意义变革的情况下“应该退出选举”。

整体来说，在无法颠覆1979年革命遗产的前提条件下，伊朗改革派的劣势相当明显：即便选出总统，也只能进行“体制内变革”，且任何变革都要最高领袖批准才能实施，在如今哈梅内伊偏向保守派的情况下，改革派总统确实发挥空间不大，年轻人当然也心知肚明。佩泽什基安在校园遭遇的挫折，便反映了伊朗年轻人与政权的日渐疏离，在改革派受到束缚的现实下，“反对保守派”已不足以满足部分年轻选民，反对“法基赫的监护”（Velayat-e Faqih，ولایت فقیه）、颠覆1979年后的革命体制，才是这群人的主要诉求。

再来是保守阵营。其胜选策略非常清晰，就是尽可能减少候选人、避免选票分散，但这刚好也是这次难题。如前所述，贾利利、卡利巴夫都已多次竞选总统，双方虽然同属保守阵营，却代表了不同派系与政策路线：贾利利作为哈梅内伊心腹，主张改善国内生产、强化与“全球南方”的贸易，但其个人实务经验不足；卡利巴夫获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持，并主张以核协议谈判换取西方解除部分制裁、活化伊朗经济，同时也是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僚。

显而易见，如果保守阵营要确保自己胜选，只要说服贾利利或卡利巴夫其中一人退选，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分散选票，但局势发展至今，退选的反而是对战局无足轻重的扎卡尼与哈希米，而不是两位明显相互分票的主要候选人。这背后当然也反映了保守阵营的派系之争，尤其卡利巴夫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拥有数十年的紧密联系，当然导致后者不愿支持贾利利。

而情况如此发展，有一定可能导致这次大选重演2013年剧本：改革派的鲁哈尼对上4位保守派候选人，当中包括了贾利利、卡利巴夫，结果选前民调从未过半、最高只有38%的鲁哈尼，最后竟以50.71%的得票率意外胜选。这一结果显示，选前表态“尚未决定”的民意扮演重要角色，而保守派的互不退让、相互分票同样关键。因此当年也是保守派候选人之一的穆赫森·雷扎伊（Mohsen Rezaei）便在这次选前公开呼吁，保守派应该“协调与团结”，以免改革派再次坐收渔翁之利。

当然，伊朗选制也有“自主筛选功能”。如果6月28日首轮选举中，没有一名候选人得票率超过50%，则由票数领先的前两名候选人进入7月5日的第二轮决选，获得多数选票的候选人胜。因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演出两个可能发展。

第一，假设第一轮无人过半，那么以目前的民调分布来看，第二轮较可能是改革派佩泽什基安与保守派贾利利或卡利巴夫任一人的决战，其结果当然是保守派胜率较大。

第二，假设第一轮便能分出胜负，以目前的民调分布来看，其实卡利巴夫、贾利利、佩泽什基安都有可能胜选，关键就在“尚未决定”的民意流动，以及卡利巴夫、贾利利之间是否发生弃保。

当然如前所述，总统只是伊朗的第二号人物，在支持保守派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强势控场的背景下，佩泽什基安即便胜选，也恐怕难改“抵抗轴心”强势出击、头巾法不动如山的当前趋势；而核协议谈判是否推进，很大程度是受美伊关系的宏观结构调控，因此在当前美伊交恶的态势下，核协议的推进恐怕相当不乐观，并非伊朗总统换人就能解决。换言之，在这次提前登场的大选过后，2013年的“鲁哈尼奇迹”不是不可能发生，但2013年到2021年的鲁哈尼时代恐怕很难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