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派总统上台“变天”？　伊朗仍要继续两场没有终点的战争

当地时间7月6日，伊朗总统大选结果出炉，由改革派的马苏德·佩泽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以54.76%得票率胜出，击败立场强硬的候选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心腹赛义德·贾利利（Saeed Jalili）。

这一结果虽有些出乎意料，却不是完全不能想像。一开始，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支持保守派的背景下，佩泽什基安原本是宪法监护委员会勉强开绿灯的“陪跑员”，功用仅是增加大选投票率、避免2021年的48.48%场景重演。没想到保守派阵营发生分裂，有多达5位候选人参选，其中穆罕默德·巴格尔·卡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与贾利利更是彼此抢票，导致第一轮初选无人过半，民众也同样意兴阑珊，投票率还创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史上新低：39.93%。

进入第二轮决选后，由于卡利巴夫等人呼吁保守派集中选票支持贾利利，后者胜率当然上升不少，问题是佩泽什基安同样获得前总统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鲁哈尼（Hassan Rouhani）、前外长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等改革派要员支持，局面于是进入保守派与改革派的不确定决战。

而从选前两份权威民调来看，佩泽什基安其实已具领先态势：根据7月3日的伊朗学生通讯社（Iranian Students News Agency）民调，佩泽什基安（49.5%）领先贾利利（43.9%）约5.6%；7月4日的伊斯兰协商会议（Islamic Consultative Assembly）民调同样显示，佩泽什基安（53.7%）领先贾利利（44.2%）约9.5%。在这样的趋势下，佩泽什基安的胜出其实有迹可循。

只是从伊朗近20年政情变化来看，改革派此次胜选虽有历史意义，却也有其现实局限：在保守派掌政、美伊关系恶化的基础上，“投给改革派”似乎仅供民众发泄不满，而不能真正改变伊朗政局走向。

从“绿色革命”到“阿米尼示威”

要观察伊朗近20年政情流变，可从2009年、2019年、2022年的三场大型示威切入。当然，这三场示威都不能排除西方煽动“颜色革命”的背景，但如果伊朗内部毫无分歧，外界策动其实也无处施力，因此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来说，这三场示威仍有观察价值，且能为保守派与改革派的长期博弈、伊朗的民意流转提供分析框架。

首先是2009年的“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又名绿色运动、波斯之春）。

这一事件的导火线是该年的总统大选，时任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以63.14%得票率击败对手米尔-侯赛因·穆萨维（Mir-Hossein Mousavi），但出身改革派的后者指控大选舞弊，结果引爆全国规模的大型示威，冲突一直持续到2011年，几乎要与2010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合流。

平心而论，选举是否舞弊众说纷纭，但能召唤民众大量上街，关键还是改革派的高强度政治动员，包括前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前议长迈赫迪·卡鲁比（Mehdi Karroubi）的公开号召，以及大量伊朗艺文界、运动界、宗教界、甚至部分伊斯兰革命卫队要员的集体响应。而被动员的示威者不仅使用“绿色”作为代表色、高举标语“我的票在哪里”（رأی من کجاست؟），甚至奉已去世的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前接班人蒙塔泽里（Hussein-Ali Montazeri）为精神领袖。显然，这场冲突不仅有政治对峙的基础，还被建构出了历史纵深，最终也超出了对艾哈迈迪内贾德的质疑，无可避免走向对哈梅内伊的反对。

当然，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强悍镇压下，冲突还是以示威者的散去作结，穆萨维、卡鲁比则开始了漫长的被软禁生涯。但“绿色革命”作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最大规模示威，其指标意义不容忽视：尽管霍梅尼为保留革命遗产，在1989年破格提拔哈梅内伊、取代主张改革的原接班人蒙塔泽里，改革派却还是在20年后全方位崛起；而构成示威者的新一代伊朗青年、城市中产，也明显与烈士政治、伊斯兰革命等话语严重疏离，所以一经改革派号召动员，便成群上街高喊政治改革、新闻自由、妇女平权。

整体来说，“绿色革命”不只是针对选举舞弊的示威，更是一场流产的“改革派政变”。而哈塔米虽未在2009年成功推倒艾哈迈迪内贾德，却在4年后的2013年大选中成功统一战线，促成立场温和的鲁哈尼胜选总统，开始了改革派的8年执政，这才会有之后的2015年伊朗核协议（JCPOA）。

但2019年的“血腥十一月”（Bloody November），便标志了伊朗政情的再变化。

作为“绿色革命”十年后、规模与死伤都超越前者的大示威，“血腥十一月”更多是受国际局势催生：JCPOA带来的解冻没有维持太久，随著伊朗持续动员“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升高了与以色列的代理人冲突，美国鹰派话语权也不断上升，特朗普（Donald Trump）于是在2018年5月单方宣布美国退出JCPOA，接著便对伊朗发起极限施压，各式制裁接踵而至，本就脆弱的伊朗经济再遭重击。

早在2019年“血腥十一月”爆发前数月，鲁哈尼便已坦言，“伊朗正在经历1979年革命以来最艰难的年份”，高通胀不仅腐蚀了城市中产的财富，也严重冲击穷人生活，原本在“绿色革命”中坚定支持保守派、哈梅内伊、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底层民众，也纷纷在生活重担下站到了反政府一方。

而2019年11月的燃油价格上涨，便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日消息宣布不久后，许多民众愤而走上街头，与前来维稳的武装部队爆发流血冲突，且随著相关影片在网上流传，冲突也在数小时内蔓延至全国各大城。伊朗政府为此关闭全国互联网长达一周，甚至不惜祭出断电措施，当然武装部队的镇压行动也毫不手软。最终，伊朗有超过1,500名示威者被杀，超过730家银行被捣毁、超过50个军事基地受攻击，冲突好不容易在2020年中平息。

但“血腥十一月”揭露的愤怒结构远比“绿色革命”骇人。后者更多停在了路线之争，是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博弈，“血腥十一月”却已上升为对神权政府的反对、对1979年革命体制的颠覆。回顾当年街头口号，不仅有针对最高领袖的“哈梅内伊去死”，也有不满对外干预的“我们没有钱没有燃料，让巴勒斯坦见鬼去吧”、“不要加沙，不要黎巴嫩”，更有反对政权本身的“伊斯兰共和国去死”、“没有国王，伊朗就一团糟”。

整体来说，在伊朗加大动员“抵抗轴心”、美国以“极限施压”重创伊朗经济的背景下，“血腥十一月”展演了反政府民意的爆燃，其中既有本就厌恶保守派的青年与城市中产，更有原先支持保守派的底层民众，且执政的改革派对此毫无办法。

接著是2022年的“阿米尼示威”（Mahsa Amini Protest，又名头巾示威）。

顾名思义，这场冲突起于宗教警察的头巾执法：一位名叫阿米尼的女性因“未按规定佩戴头巾”，而被指导巡逻队带走拘留，结果拘留期间“意外晕倒”，并在昏迷三天后去世。这起悲剧最后引爆全国示威，伊朗政府也再次大规模断网、强势镇压。虽说从结果来看，“阿米尼示威”的死伤规模不及“血腥十一月”，但因示威者与发动罢工、反通胀、反缺水缺电的民众汇流，所以骚乱一直从2022年9月持续到了2023年春天，并且导致数百名示威者死亡、数万名示威者被捕，成为“绿色革命”、“血腥十一月”后的最大冲突。

而这便是“阿米尼示威”的特殊处。回顾过去，伊朗其实不乏头巾示威，但头巾话题或许在西方自由派看来重要，在伊朗本土的动员能量却远不及通胀、缺水、粮食等现实议题，所以过去的头巾示威都没能溢出所在区域，冲突烈度也往往后继无力，且大多只有城市中产关注。但“阿米尼示威”标志著，在民众普遍不满经济困境、反感保守政府的情绪基础上，即便是相对冷门的头巾议题，只要触动公众情绪、形成示威结构，便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能让伊朗深陷持续数月的大规模骚乱。

不断妥协的伊朗改革派

而将三大示威与伊朗近年的总统大选交错观察，就能发现一个政治现实：从2009年“绿色革命”到2022年“阿米尼示威”，这不仅是伊朗改革派从崛起到妥协的岁月，也是民众对其愈发不抱希望的过程。

首先是2009年“绿色革命”。如前所述，这场示威起于改革派指控“大选舞弊”，但其实选举是否舞弊并非重点，关键是改革派一喊出选举舞弊，就有大量民众起而响应，可见改革派的民意基础之大、崛起气势之盛。而虽说当年骚乱没能颠覆选举结果，但从2013年（72.71%）、2017年（73.33%）两次投票率都超过70%来看，多数民众还是对投票抱有期望，且相信只要自己踊跃参与，就有机会让改革派掌握权柄、改变国家走向。其中，2017年大选更是对2015年JCPOA的公投，且从鲁哈尼（58.85%）轻松击败莱希（39.43%）来看，多数伊朗民意还是期望缓和美伊关系，并认为应该牺牲国家核发展来换取经济复苏。

但如果历史持续朝这个方向前进，就不会有2019年的“血腥十一月”。而导致这一剧变的最大原因，当然是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与极限施压；只是平心而论，鲁哈尼执政期间，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愈发偏向保守派，伊斯兰革命卫队又不断升高与以色列的代理人冲突，都在无形中改变了伊朗的国家政策立场。

说得更直接，鲁哈尼当然能与华府鸽派合作，共同促成JCPOA落地；但哈梅内伊与革命卫队显然不想放弃对中东“抵抗轴心”的多年经营，而这也无可避免导致了伊朗与美国、以色列的持续摩擦，抵销鲁哈尼作为温和派的外交努力。在某种程度上，JCPOA的冻结可谓是美伊鹰派的“共同杰作”。

而2018年特朗普宣布单方退出JCPOA后，伊朗民众便被迫体认到：就算改革派执政，都不能确保对外关系的回暖，也不能保证国家不受西方制裁；“血腥十一月”爆发后，民众又悲愤发现，就算改革派掌握了总统权柄，也无法阻止武装部队的铁蹄镇压。

接下来的2021年总统大选，更是严重摧毁民众对“投票改变国家”的想像：在哈梅内伊铁了心要保莱希上位的背景下，宪法监护委员会大量取消改革派要员的参选资格，只剩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Abdolnaser Hemmati）一位明显到不能再明显的“改革派花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整场选举与其说是投票行为，还不如说是大势已定的政治过场。

最后莱希虽以72.35%当选总统，大选投票率却创下伊斯兰共和国史上最低（48.48%），直接比2017年锐减了24.85%。而莱希上任后对于内部的“保守整风”，包括与鲁哈尼时期相比更强势的头巾执法，又直接成为2022年的“阿米尼示威”导火线，加剧了改革派支持者对保守派的不满。

虽说依照逻辑推演，这应该导致选民在这次大选积极支持改革派，问题是鲁哈尼时期的经验让人记忆犹新：只要最高领袖与伊斯兰革命卫队不允许，伊朗总统能做的其实相当有限，不论是内政或外交。因此2024年莱希意外坠机、提前开启新一轮总统大选后，即便佩泽什基安代表改革派出战，支持者也大体心里有数，在哈梅内伊支持保守派、伊斯兰革命卫队主导“抵抗轴心”的现实下，佩泽什基安就算侥幸胜选，也很难实践支持者心之所向：修改甚至取消头巾法、降低对“抵抗轴心”的动员、修复美伊关系、牺牲核发展换取西方撤除经济制裁。

而正是因为觉得“投了也没用”，所以许多改革派选民干脆拒投，整体投票率也因此惨不忍睹。回顾伊朗过往历届大选，从1981年（74.26%）哈梅内伊当选总统起，投票率突破50%便是常态，包括1985年（54.78%）、1989年（54.59%）、1993年（50.66%）、2001年（66.78%），以及2005年的第一轮（62.66%）与第二轮（59.84%）投票，甚至还有不少次突破70%，包括1997年（79.92%）、2009年（85.22%）、2013年（72.71%）、2017年（73.33%）。从这个脉络来看，2021年的48.48%可谓是2017之年后的“断崖式下跌”，今年两轮的39.93%、49.68 %当然同样惨淡。

而观察佩泽什基安这次政策主张，其立场也确实比过去的改革派妥协不少，且明显有意降低与哈梅内伊的“紧张分歧”。例如在核协议与经济议题上，佩泽什基安当然强调伊朗有必要调整外交政策，用更务实的立场换取制裁解禁，却也在公开辩论中保证，将继续实施2020年议会通过的“解除制裁和保护伊朗国家利益的战略行动计划”（Strategic Action Plan to Lift Sanctions and Protect Iranian Nation’s Interests），也就是在JCPOA复苏前持续增加铀浓缩活动。而这正是改革派过去不断抨击的，“推进核协议谈判的障碍”。

无独有偶，在头巾议题上，佩泽什基安虽反对以暴力执行头巾法，却也没有主张修改法律本身，而是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清真寺和学校教育，来化解妇女对佩戴头巾的质疑。这一动作显然也是要展现对哈梅内伊、1979年革命路线的服从，当然也因此收获伊朗青年的大量批评。毕竟当年穆斯塔法·塔吉扎德（Mostafa Tajzadeh）等改革派前辈可谓“天不怕地不怕”，甚至一度喊出规范最高领袖任期、取消宪法监护委员会审查职权，对比如今夹缝中艰难求生的佩泽什基安等人，或许在部分支持者看来，这与其说是“改革派”还不如说是“投降派”。

只是这场选举即便投票率惨淡，却终究还是改革派的佩泽什基安胜出，民众对于经济局势、保守派执政的不满，显然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正如部分伊朗民众所说，“知道总统能做的有限，但改革派总比保守派好”。

从这个视角来看，这次大选过后，伊朗仍要继续两场“没有终点的战争”。

第一场是与以色列、美国的代理人冲突。如前所述，由于伊朗的区域战略主要是由哈梅内伊及其顾问制定，所以佩泽什基安的胜选其实很难改变伊朗的对外政策。在可见未来内，只要哈梅内伊仍是最高领袖，伊斯兰革命卫队依旧势大，伊朗就不会停止动员“抵抗轴心”，而是会继续与以色列、美国的军事摩擦，沿著黎巴嫩、加沙、叙利亚、伊拉克、红海，打一场没有终点的地缘争夺战。

第二场则是针对内部的疏离民意。早年谈到伊朗一代人的集体失望，往往是用“被烧毁的一代”（Burned Generation）来概括，也就是泛指出生在1966年至1988年的伊朗人，这些人经历两伊战争（1980-88年）、80年代大规模处决政治异议人士、强制施行头巾法、革命后的经济崩溃与失业，在步入中年后往往变得虚无、愤世嫉俗。

但新一代伊朗人的集体失望，主要来自互联网蓬勃发展后，通过社群媒体与外部世界建立了精神联系，当中尤其明显的，就是对西方制度与生活的崇慕，特别是经济困境始终难解、教士与革命卫队俨然成为“新贵族阶级”的现在，这种情绪变得格外强烈。年轻人大多对于过去的“改革派老人”没有感情，却依然会对所谓“民主、公平、正义、现代的乌托邦”怀抱想像，并也因此疏离神权政府。这对哈梅内伊乃至下一届最高领袖来说，恐怕也是另一场“没有终点的战争”。

无论如何，这次不会是伊朗最后一次总统大选，但“阿米尼示威”恐怕也很难是伊朗最后一次大骚乱。而在大选与示威的持续交错中，伊朗仍要摸索著“后1979”的新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