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美利坚之春”未必能阻止以色列　却正在伤害美国与拜登

4月以来的美国大学反战示威，不只突显以色列正在透支二战后的舆论同情，也让美国陷入了尴尬境地。

回顾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舆论在面对他国骚乱时，往往会替动荡冠上“代表希望”的正面标签，例如历时漫长且损害巨大的“阿拉伯之春”，以及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橘色革命”、吉尔吉斯“粉红革命”等经典“颜色革命”系列。而这种命名逻辑，往往是出于战略考量的政治双标：如果骚乱对西方、尤其美国没有明显益处，那么事件就不会被称作“革命”，而是会被定调为“暴动”或“示威”；但如果骚乱发展有利美国，尤其又发生在前苏联空间，那么事件就有极高概率会从“暴动”变成“革命”或“某某之春”。

换句话说，在美国为首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命名骚乱的关键根本不是结构与原因，而是在哪里发生、矛头指向谁。如果事件发生在欧洲乃至美国，不论示威者的诉求为何，基本上都很难与“革命”划上等号，顶多是被描述为“社会运动”，接著再被暗示可能有“马克思主义者”等各种敌对势力参与其中，例如2020年的Black Lives Matter（BLM）；但如果骚乱发生在中亚、东欧、高加索乃至俄罗斯，那么不论示威原因是什么，都有很高机率被“革命”、“民主化”、“公民觉醒”、“追求进步价值”等描述覆盖。

因此这波美国大学示威，不论学生诉求是否反映进步价值、展演了何种集体愤怒，光是发生地点在美国、示威对象是美国大学与政府，就注定了其名称不会是“革命”，也无缘“最美丽的风景线”。但即便如此，这场大学的“美利坚之春”仍在发挥作用，即便其规模不如当年越战、也很难扭转美国的对以政策，却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实政治：伴随学生怒吼此起彼落，拜登（Joe Biden）的连任机率就像美国的话语霸权，正被不断掏空。

拜登的2024更加危险

首先观察拜登的困境。

从去年10月这轮以巴冲突爆发以来，拜登就面临了政治上的艰难平衡：为确保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等游说团体支持自己，拜登只能一如既往支持以色列，包括在军火援助、联合国表决上无条件支援；但要避免进步左翼、穆斯林、阿拉伯裔等民主党传统选民背弃自己，拜登又不能一丝同情都不给巴勒斯坦。

到头来，这位政坛老人似乎只能暗自祈祷，祈祷以军会在加沙“见好就收”、祈祷选民能自动忽略加沙的断垣残壁与遍地尸骸，以免自己在金主与选民间左右为难。但从眼下局面来看，拜登的祈祷似乎没有奏效，倒是忧虑正在成真。

一来，以色列的杀戮显然毫无节制。冲突发展至今，以色列虽未彻底歼灭哈马斯，却已在加沙地带杀害超过3万平民，当中有不少妇女孩童，记者的死亡率也创下二战以来新高。联合国官员更在4月表示，以军攻势在加沙留下大量瓦砾与未爆弹药，可能需要14年才能清除完毕。

二来，美国选民对以色列的暴行也不是毫无恶感。毕竟前述惨烈画面虽被美国传统媒体轻轻带过，却还是通过TikTok等社群媒体，在距离犹太大屠杀相对遥远的Z世代美国人间流传；巴勒斯坦的苦难身分更是勾起穆斯林、阿拉伯裔、乃至非裔与亚裔的有色人种共鸣。种种情绪纠缠激荡，成为这次大学反战示威的基础，既加剧拜登的政治困境，也为2024年大选撕开新战线。

而在这条战线中，拜登明显左支右绌。如前所述，进步左翼、有色人种、少数族裔是民主党的重要选民，是2020年拜登对决特朗普（Donald Trump）时，构成“讨厌特朗普”民意的坚实基础，却也是这次校园反战示威中，发出怒吼的主要族群。从这群人的视角出发，他们之所以会在2020年投给毫无魅力的拜登，很大程度是出于支持民主党的传统倾向，以及终结特朗普执政的强烈意愿，且后者恐怕更加关键。

但如今的加沙人间炼狱正在抵销特朗普的推力，原本支持拜登的进步左翼、有色人种、少数族裔选民虽对特朗普恶感依旧，却也无法忍受美国成为以色列的屠杀靠山。这种厌恶情绪虽未必会让前述选民转投特朗普，却可能促使部分民众愤而拒投拜登，即便代价可能是让特朗普因此当选。

拜登当然不希望失去连任机会，只是如前所述，政经结构决定了美国不可能抛弃以色列，不论是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对美国政坛的渗透，还是犹太金融资本对媒体、学术、娱乐、文化各界的强势宰制，种种掣肘就如BDSM的绑缚，持续巩固美国与以色列的潜在主从关系。在这种结构下，不论以色列再怎么大开杀戒，拜登实际能做的都相当有限，只能一面祈祷以色列“杀够了就会停下来”，一面在斡旋停火、“关切”前线行动、输送人道援助上猛刷存在感，但就是不存在谴责以色列、甚至制裁内塔尼亚胡，或是军事介入强迫停火的现实空间。

而这个结构也框限了白宫应对校园反战潮的选项：拜登当然不希望示威延烧影响选情，问题是改变支持以色列的政策趋势、违逆被犹太复国主义渗透的政坛结构，同样会影响自己的选举资本与选民板块，毕竟除了势大的犹太金融资本外，美国仍有不少民众支持以色列，其中当然包括部分民主党选民。

因此处理这波示威，拜登明显赌上两点：第一，反战议题只会在青年、学生间延烧，不会扩及其他族群；第二，在各种强力手段击打下，学生示威规模不会再扩大、力度不会再上升，且将在11月大选前偃旗息鼓。简单来说，拜登预设了只要规模受控、时间够长，白宫就能在整体政策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尽可能缓冲校园反战潮对选票的腐蚀。

所以观察现实也能发现，拜登、白宫、校方都祭出了强力手段，不仅直接将示威打成“反犹主义”，还出动警力镇压逮捕，并对部分学生祭出开除学籍的重罚。与此同时，拜登也更加积极斡旋加沙停火，即便这么做无法一劳永逸解决以巴问题，却至少能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以免学生怒火持续高涨。当然，拜登能否赌对，只有最终结果能一锤定音，但对特朗普（Donald Trump）与共和党来说，这波校园示威明显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首先，从既定政治光谱、与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交情来看，共和党与特朗普面对以巴问题，立场只会比拜登与民主党更强硬，更加支持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大开杀戒，但这次之所以能不被反战舆情包围，原因只有一个：共和党不是执政党，所以能最大程度免去舆论质疑。且如前所述，目前呐喊反战的群众以民主党选民居多，这些人一旦愤而拒投，惩罚到的也会是拜登，而非特朗普。

再来，特朗普与共和党正趁机收割示威衍生的种种政治红利，包括抨击民主党“无法打击反犹主义”、“放任美国大学失控”，以及趁机让福克斯等媒体大幅报道“民主党混乱风暴”，转移外界对特朗普官司的可能关注。

整体来说，在特朗普来势汹汹、美国政治极化严重的局面下，如果校园反战示威持续延烧扩大，民主党选情恐怕只会越来越不乐观，以巴战争也可能成为压垮拜登的最后一根稻草。

美式双标展露无遗

而比挫伤拜登更严重的，是这场示威对美国话语霸权的持续掏空。说得更直接，就是进一步揭露美国无所不在的双重标准。

首先是导致校园示威的根源：美国支持以色列进军加沙。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声音都将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当成比较基准，因为美国对两场冲突的反应确实大不相同。

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国第一时间确立了“反侵略”叙事，且几乎是把战争拉到“西方文明的危急存亡之秋”层级，不仅动员各国联合援助乌克兰，也集体制裁俄罗斯，西方更有无数大小官员指责俄方犯下种族灭绝与战争罪。当然，这场战争的烈度确实惊人，据联合国2023年11月统计，在俄乌战争的前21个月里，乌克兰有超过1万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560名儿童，并有18,500人受伤。

问题是西方这种针对俄罗斯的义愤填膺，在面对以色列时，立刻成了支支吾吾的顾左右而言他，美国的反差则更是极端。

2023年10月哈马斯闪击后，美国第一时间表态支持以色列，称美以关系“坚若磐石”，随后便高举双手放任以色列进攻加沙。据加沙卫生部2024年1月统计，战争才刚爆发100天，以色列便在加沙造成25,490人死亡，另有63,354人在袭击中受伤，70%的伤亡者是妇女与孩童；联合国同一时期的统计也揭露，约85%的加沙人民因以军进攻流离失所，且所有人都面临粮食不安全的威胁，“这种战争对平民生命与建物破坏的规模，在二战以后便从未有过。”

但显而易见，面对烈度惊人、引发“种族灭绝”争议的加沙战争，华盛顿不仅一夫当关为以色列暴行辩护、向以军提供进攻加沙所需的各式军援，还在外交场域为以色列保驾护航，利用自己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封杀各种决议，并把联合国秘书长在内的各方呼吁当空气，不断推翻过去谴责俄罗斯的自己。

当然，美国的双标与伪善已经持续多年，这次也算“正常发挥”，只不过相当不巧，俄乌战争正好同步进行中，华盛顿前后不一的丑陋嘴脸必然要受全球检验。就算这波校园反战示威没有爆发，非西方、全球南方、反美舆论场也早已出现“乌克兰vs加沙”的批评叙事；如今反战示威延烧美国校园，则无疑是让前述批评更有舞台，展演了“连美国人都看不下去”的集体愤怒，也让示威大学生与非西方、全球南方、反美舆论场跨界共鸣，形成“从内部爆破”的措手不及。

再来便是美国应对校园示威的双重标准。

如前所述，华盛顿过往动辄将他国骚乱称作“某某之春”、“某某革命”，假装自己是电玩《刺客教条》（Assassin's Creed）里的刺客组织，是所谓“自由”的绝对代表；所有站在自己对立面的国家、政治实体，则是代表“秩序”的圣殿骑士，将在这场“革命游戏”中，被自己的狂躁匕首一一抹除。

但这几年的发展也证明，从BLM、美国国会山暴乱到现在的校园反战示威，一旦美国自己上演类似情境，华盛顿的角色立刻能从刺客变骑士，而且毫无疑问自带主角光环，将所有站在自己对立面的团体与组织，打成颠覆美好家园、制造无穷混乱的邪恶存在。

以这次校园反战示威为例，原本可能是他国“最美丽风景线”的学生们，这次直接被贴“反犹”标签，成为军警口中怒骂的“法西斯分子”，被上铐逮捕、暴力殴打、压在地上残忍电击；至于口口声声自称“受害者”的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则与美国政客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在加沙地带上演法西斯暴行。这种荒唐画面无疑正在掏空美国一手构筑的自由主义话语，也将习惯霸占道德高地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拉到了讽刺荒唐的聚光灯下。

早在195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就曾预言，重陷纳粹主义野蛮状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不仅会威胁以色列，还将威胁整个西方世界。从如今拜登陷入困境、美国爆发反战学潮来看，汤因比的预言似乎正在实现：美国虽没有直接派兵参战，却已被大开杀戒的以色列撕下面具，暴露自己的一贯双标与伪善，同时引爆大量美国青年的集体愤怒，且这种愤怒正在西方延烧。

可悲的是，这种集体愤怒在美国极化政治的格局下，似乎只能促成更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势力重返执政，而无助解决以巴问题。但也正如加沙浴血，才引发世人回望以巴的漫长冲突；正因美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偏袒实在太荒腔走板，只想息事宁人、无意拨乱反正，只想压制学生、不愿检讨自身，才让这一谎言帝国的真面目，尽现世人眼前。这种无奈的不尽如人意，或许就是大学“美利坚之春”所能彰显的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