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史“郑王之争”再探　孔子出生真相为何成历代争议大事？

【01哲学编按】在经学史上，“郑王之争”是指汉魏之际经学家郑玄和王肃之间的学术之争，为历代学者研究焦点。本文为万卷楼出版史应勇《礼记郑王比义发微》其中两章选节，该书是作者继《尚书郑王比义发微》、《毛诗郑王比义发微》后，讨论“郑王之争”学术公案的系列续作，其中以前人研究成果为基础，竭泽而渔式的搜罗清人辑佚与传世文献内王肃《礼记》注文与相关注礼文字，分别整理、抽绎出能与《礼记》郑注对应的条目进行比勘，共钩稽出郑、王注对应比勘条目一二五条，涵盖小戴《礼记》中的二十八篇目；行文内则广泛征引孔颖达《正义》及历代相关《礼记》注解文字作分析，借以呈现《礼记》郑、王注的异同，对于解决郑、王《礼记》比义的问题可称文献佐证完备，也为解释和澄清“郑王之争”这一学术公案提供文献学面向的可靠佐证。

跋

笔者注目于经学史上的“郑王之争”这一学术课题多年。

汉朝确立起了经学的地位，但繁荣以后的经学，出现了“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异说纷纭”的局面，学术繁荣的丰富性要求，和求道、求真的唯一性要求或王朝要求“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矣”的要求，常常是一对矛盾。

史书记载，郑玄这位自幼不愿“出人头地”、只愿读书的“经神”，在汉末遍学名师之后，“括囊大典，贯通六艺”，实现了经学的“小统一”，甚至人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宁道周、孔误，讳闻郑、服非”。可是，随之出现的与这位“经神”的经学意见相左者，以王肃为代表，后来的影响也很大，甚至影响到了整个魏晋至隋唐时代的学界及社会生活，这我们从留存的《五经正义》和《通典》中的相关文字中，看得很清楚。遗憾的是，郑玄遍注群经的文献，有一部份完整的流传到了后世，成为经典；王肃也曾遍注群经，其学术也曾很受人重视，却没有一部完整流传到后世，基本全部散失。这使得后人想要清理“郑王之争”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术课题，遇到极大的困难。清人的辑佚工作，是清理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工作中的一大贡献。后来人也有不少努力借助各种传世文献中可资参验的佐证，探求郑玄、王肃的经学面貌究竟是怎样一回事，笔者便是其中的一员。

凡例（节录）

唐宋人文献中征引王肃注经语涉及《礼记》者颇多，本稿所录只收其中可与郑玄《礼记》注文对应比勘者，不可对应比勘者则不收。所谓可对应比勘者，指郑、王解义文字具有比勘意义，有些郑释此而王释彼，文义不相关，无对应比勘意义，此类笔者不收；还有的郑不为注，王肃则为之注，此类亦无比勘意义，亦不收。然有些经文下《正义》所引王肃注虽与本条郑注无对应比勘意义，然与它经郑注有直接比勘意义，此类笔者亦收录。

王肃经学注述文献后世均不存，殊为学界憾事。本稿在清人辑佚及近人进一步研探王肃学术的基础上，尽可能穷尽所有可搜集到的王肃注经文字，然后与郑注加以比勘分析。

全稿共集录郑、王《礼记》注可对应比勘条目一二五条，内容涵盖小戴《礼记》中的二十八篇，余〈文王世子第八〉、〈礼运第九〉、〈学记第十八〉、〈祭统第二十五〉、〈经解第二十六〉、〈孔子闲居第二十九〉、〈中庸第三十一〉、〈缁衣第三十三〉、〈奔丧第三十四〉、〈问丧第三十五〉、〈间传第三十七〉、〈三年问第三十八〉、〈深衣第三十九〉、〈大学第四十二〉、〈冠义第四十三〉、〈昏义第四十四〉、〈乡饮酒义第四十五〉、〈射义第四十六〉、〈燕义第四十七〉、〈聘义第四十八〉、〈丧服四制第四十九〉二十一篇，清人辑佚及传世文献中未能搜到可与《礼记》郑注可对应比勘之王肃注文。

郑、王注经文字均质略，不借助后人解读难究其详，故本稿在分析郑、王注义时，广泛征引孔颖达《正义》及历代相关《礼记》注解文字，不可称备引，但主要的历代《礼记》相关注解文字都已引及，对于解决郑、王《礼记》比义的问题可称文献佐证完备。

内文

《礼记．檀弓》

十八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郰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

郑注：“孔子之父郰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征在野合而生孔子，征在耻焉，不告。慎，当作‘引’，礼家读然，声之误也。殡引，饰棺以輤；葬引，饰棺以柳翣。孔子是时以殡引，不以葬引，时人见者，谓不知礼。”

附注：晋．张华《博物志》引《礼记》此句后曰：“蒋济、何晏、夏侯玄、王肃皆云无此事，注记者谬。时贤咸从之。（周日用曰：‘四士言无者，后人何故而述之？在愚所见，实未之误矣。且征在与梁纥野合而生，事多隐之，况孔子生而父已死，既隐，何以知之？非问曼父之母，安得合葬于防也？’）”

案：《释文》：“郰，侧留反，又作邹。……曼，音万。慎，依注作引，羊刃反。輤，七见反。翣，所甲反。”孔颖达《礼记正义》：“此一节论孔子访父墓之事。云孔子既少孤失父，其母不告父墓之处，今母既死，欲将合葬，不知父墓所在，意欲问人，故若殡母于家，则礼之常事，他人无出怪己，故殡于五父之衢，欲使他人怪而致问于己。外人见柩行路，皆以为葬，但葬引柩之时，饰棺以柳翣。其殡引之礼，饰棺以輤。当夫子饰其所引之棺以輤，故云‘其引也，盖殡也’。殡不应在外，故称‘盖’，为不定之辞。于时郰曼父之母素与孔子母相善，见孔子殡母在外，怪问孔子。孔子因其所怪，遂问郰曼父之母，始知父墓所在，而后得以父母尸柩合葬于防。○注‘孔子’至‘不告’○案《史记》〈孔子世家〉云：‘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郑用〈世家〉之文，故注言：野合，不备于礼也。若《论语》云‘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及‘野哉由也’，非谓草野而合也。但征在耻其与夫不备礼为妻，见孔子知礼，故不告言。‘不知其墓’者，谓不委曲适知柩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之去处，其或出辞入告，总望本处而拜。今将欲合葬，须正知处所，故云不知其墓。今古不知墓处，于事大有，而讲者諠諠，竞为异说，恐非经记之旨。案《家语》云：叔梁纥年余七十无妻，颜父有三女，颜父谓其三女曰：‘邹大夫身长七尺，武力绝伦，年余七十，谁能与之为妻？’二女莫对。征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为妻而生孔子，三岁而叔梁纥卒。王肃据《家语》之文，以为《礼记》之妄。又《论语纬撰考》 云：‘叔梁纥与征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今郑云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征在野合，于《家语》文义亦无殊。何者？七十之男始取征在，灼然不能备礼，亦名‘野合’。又征在幼少之女而嫁七十之夫，是以羞慙，不能告子。又梁纥生子三岁而后卒，是孔子少孤，又与《撰考》之文祷尼丘山而生孔子，于野合之说，亦义理无妨。郑与《家语》、《史记》并悉符同，王肃妄生疑难，于义非也。”

此条所记事，为古来争议之热点，亦所谓古来之“大事”。郑、王解义显然大不同。郑玄并未明确解释此处之“殡”为“殡父”抑或“殡母”，《正义》解为“殡母”。关于“不知墓处”的原因，郑以为即是因为“野合”的身世所致，其母颜征在耻之，就没有告诉孔子其父之墓所在，故孔子不知道父亲究竟葬在什么地方。《正义》以为《礼记》此处所述，即指孔子母亲过世，要与父亲合葬，当初母亲没有告诉父墓所在，故无法合葬，只好先殡母于五父之衢。王肃之所以无法接受郑玄的说法，主要是因为：（一）不能接受“野合”之说；（二）孔子不知父墓之所在，实在有辱孔子这个圣人身份。王肃究竟如何反驳郑玄之说，其原话我们已经看不到，我们现在只能根据时人的引述看到王肃等人针对《礼记》此条记述以及郑注，说过“无此事，注记者谬”七个字。“无此事”究竟具体指什么？根据孔氏《正义》及张华《博物志》的引述，似主要就是指“野合”与不知父墓之所在之事。《博物志》还特别引述到，虽然王肃等四人不信此事，而且“时贤咸从之”，但周日用其人则相信《史记》、郑玄之说。随著孔子身上的光环愈来愈多，人们愈来愈不愿意接受司马迁、郑玄以来的这种有损于孔子神圣性的说法。孔子这样神圣伟大的人物，怎么可以是出生于“野合”？这么伟大的人物，号称最知礼，怎么可能连父亲的墓之所在都不知道？到唐代，孔子的神圣性继续擡升，当然就更容易接受王肃之倾向，而不愿接受郑玄之说法。孔颖达《礼记正义》的总原则是“礼是郑学”，可遇到这种难以接受的郑说，自然就会竭力弥缝，说“野合”其实与王肃《家语》所述不矛盾，王肃“妄生疑难”，所谓“野合”，就是指“不备于礼”，就是指两人年纪悬殊过大，非“草野而合”。《正义》此说，从何而来，今已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后来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都与《正义》说如出一辙，说明此说是唐以后人们的一贯说法。 郑玄并没有明确解释“野合”到底是怎么回事，孔氏《正义》这种弥缝，其实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经学史上历来有根据个人心中的价值逻辑予以解经的取向。王肃此种解经即是。孔氏《正义》这种弥缝也是。自王肃以后，尊孔者愈来愈不愿意相信孔子“野合”的身世，也不愿意相信孔子不知父墓的记述。关于“不知其墓”，元．陈澔《礼记集说》：“不知其墓者，不知父墓所在也。殡于五父之衢者，殡母丧也。礼无殡于外者，今乃在衢。先儒谓致人疑问，或有知者告之也……按《家语》：孔子生三岁而叔梁纥死。是少孤也。然颜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圣人人伦之至，岂有终母之世不寻求父葬之地、至母殡而犹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殡于衢路，必无室庐而死于道路者，不得已之为耳。圣人礼法之宗主，而忍为之乎？马迁为野合之诬，谓颜氏讳而不告，郑注因之以滋后世之惑……此经杂出诸子所记，其间不可据以为实者多矣……愚亦谓：终身不知父墓，何以为孔子乎！其不然审矣！此非细故，不得不辨。”陈澔更加不相信“野合”之说，也不信“不知其墓”之事。明代郝敬《礼记通解》：“按此侮圣灭礼之言，何但齐东野人之语耳！父早死，终母之世不识父墓，何以为子？五父之衢是道旁也，岂殡柩之所？子不识父墓而问诸行道人，不已悖乎？自六经道丧，百家横议，惑世诬民，不可胜数。郑玄之徒，一切以为圣经，附会其说而不折诸理，可怪也！……” 清．王夫之《礼记章句》（卷三）之解略有不同：“孔氏以华督之难自宋奔鲁，家世未显，宗族未盛，至叔梁大夫始以力事鲁襄公，而又早丧，其先世寓葬于鲁，非有墓人之掌，故孔子不知。五父之衢，道名。杜预曰在鲁国东南。叔梁大夫之卒，未得葬而殡于外，至夫子长，以不知先墓，故不敢葬焉。然葺至深固，人见之者皆谓为葬。盖殡者，掘肂厝之毕，涂其上而又加甚焉，故有似乎葬也。郰，鲁下邑，叔梁氏所食地。《春秋传》称叔梁大夫为郰人纥，盖以邑氏。曼父，或其族人。合葬，谓合于先人之墓也。葬必从祖祢，示不忘本。夫子不知先墓，姑慎于殡以待访得而后葬。以道宁亲而勿之有悔也。”王夫之回避了孔子“少孤”之事，也回避了“野合”之事，而且认为“殡于五父之衢”是指“殡父”而不是“殡母”，这与以前的解说大不同。王夫之似乎用这样一种不同的解释，既不彻底否认《礼记》的这条记述，又保住了孔子的形象。但是，叔梁纥早丧之说似也与事实不符。到孙希旦《礼记集解》，则又回到宋人的老路上：“愚谓野合者，谓不备礼而婚耳，未足深耻也。且野合与葬地，事不相涉，耻野合而讳葬地，岂人情哉？孔子成立时，当时送葬之人必多有在者，即颜氏不告，岂不可访问而得之？既殡之后，孝子庐于中门之外，朝夕不离殡宫，其慎之如此。若殡于五父之衢，则与弃于道路何异？此记所言，盖事理之所必无者。” 孙希旦干脆认为《礼记》此条文字近乎胡说。今人张舜徽认为，关于《礼记》此段文字，从司马迁、郑玄到后来的人，都句读错了，所以引出大疑惑。此句本应断为“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郰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这样就一顺百顺了。意思是：孔子年幼，不懂得父亲其实是“殡”在五父之衢那个地方，而不是“葬”在那个地方。“殡”是指浅葬，“墓”是指深葬。大概因为慎重起见，叔梁纥死时，不知道先世墓地所在，所以临时“殡”于此。到孔子长大后，才问郰曼父之母，知孔氏墓地在防，于是将父“殡”迁于防。这样，“慎”字也无须如郑玄一般改字以读，从本读即可。〈孔子世家〉中“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郰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一句，也是因断错了《礼记》的句读而加的一句解释。张舜徽先生说此种较为合理的句读法，源自清代雍正年间江苏高邮的一位学者孙濩孙（字遂人）。 照此说，孔子“殡母”之说完全是司马迁的弥合，未见有其事。此说恐有疑。暂不赘。

作者： 史应勇
出版社：万卷楼
出版日期：2022/03

十九　孟献子禫，县而不乐，比御而不入。

郑注：“可以御妇人矣，尚不复寝。孟献子，鲁大夫仲孙蔑。” 《仪礼》〈士虞礼〉：“中月而禫。”郑注：“中，犹间也。禫，祭名也，与大祥间一月，自丧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古文‘禫’或为‘导’。” “郑康成则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乐，复平常。”

附注：“王肃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为禫，二十六月作乐。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又与上文‘鲁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云‘逾月则其善’，是皆祥之后月作乐也。又〈间传〉云‘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又〈士虞礼〉‘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与《尚书》‘文王中身享国’谓身之中间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是僖公之丧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纳币，礼也。’故王肃以二十五月禫除丧毕。”“王肃难郑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岁末遭丧，则出入四年。〈丧服小记〉何以云再期之丧三年？”

案：孔颖达《礼记正义》：“此一节论献子除丧作乐得礼之宜也。依礼，禫祭暂县省乐而不恒作也，至二十八月，乃始作乐。又依礼，禫后吉祭，乃始复寝。当时人禫祭之后则恒作乐，未至吉祭而复寝。今孟献子既禫，暂县省乐而不恒作，比可以御妇人而不入寝，虽于礼是常，而特异余人，故夫子善之，云：‘献子加于人一等矣。’不谓加于礼一等。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肃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为禫，二十六月作乐。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又与上文‘鲁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云‘逾月则其善’，是皆祥之后月作乐也。又〈间传〉云‘三年之丧， 二十五月而毕’。又〈士虞礼〉‘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与《尚书》‘文王中身享国’谓身之中间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是僖公之丧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纳币，礼也。’故王肃以二十五月禫除丧毕。而郑康成则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乐复平常。郑必以为二十七月禫者，以〈杂记〉云：‘父在，为母为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为母为妻尚祥、禫异月，岂容三年之丧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为母，屈而不申，故延禫月，其为妻当亦不申祥、禫异月乎？若以‘中月而禫’为月之中间，应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案〈丧服小记〉云‘妾祔于妾祖姑，亡则中一以上而祔’，又〈学记〉云‘中年考校’，皆以‘中’为‘间’，谓间隔一年，故以‘中月’为间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是也，谓大祥者缟冠，是月禫，谓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为义，事不相干。故《论语》云：‘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文无所继，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齐纳币者，郑《箴膏肓》：‘僖公母成风主婚，得权时之礼。’若《公羊》，犹讥其丧娶。其‘鲁人朝祥而暮歌’及〈丧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弹琴不成声，十日成笙歌’，并此献子禫县之属，皆据省乐忘哀，非正乐也。其八音之乐，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即此下文‘是月禫，徙月乐’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乐，歌是乐之细别，亦得称乐，故郑云‘笑其为乐速’也。其〈三年问〉云：‘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据丧事终，除衰去杖，其余哀未尽，故更延两月，非丧之正也。王肃难郑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岁末遭丧，则出入四年。〈丧服小记〉何以云再期之丧三年？’如王肃此难，则为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记〉何以云‘期之丧二年’？明〈小记〉所云，据丧之大断也。又肃以‘月中而禫’，案〈曲礼〉‘丧事先远日’，则大祥当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后，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后何以容吉祭？故郑云二十七月也。戴德《丧服变除礼》‘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郑依而用焉。郑以二十八月乐作，〈丧大记〉何以云‘禫而内无哭者，乐作矣’？似禫后许作乐者。〈大记〉所谓禫后方将作乐，释其‘内无哭者’之意，非谓即作乐。〈大记〉又云：‘禫而从御，吉祭而复寝。’〈间传〉何以云‘大祥，居复寝’？〈间传〉所云者，去垩室，复殡宫之寝。〈大记〉云‘禫而从御’，谓禫后得御妇人，必待吉祭，然后复寝。其吉祭者，是禫月值四时而吉祭。外而为之，其祝辞犹不称以某妃配，故〈士虞礼〉云‘吉祭犹未配’。……”

此条为“郑、王之争”中又一热点。依郑说，三年之丧要服满二十七月；依王说，只有二十五月。其关节点是：郑以为祥、禫异月，即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祭，二十八月始复平常；王肃则以为二十五月大祥并行禫祭，二十六月复平常。郑、王皆有依据。“戴德《丧服变除礼》：礼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郑依而用焉。”而王肃的主要驳郑理由是：如郑所言，则“岁末遭丧，则出入四年”，与三年之丧制不符。 孔氏《正义》遵“礼是郑学”原则，自要疏郑义，但详引王肃说，说明对王肃说也相当重视。宋．卫湜《礼记集说》引长乐陈氏（祥道，字用之）曰：“盖三年之丧则久矣，故祥月而禫者，以义断恩也，期之丧则近矣，故闲月而禫者，以恩伸义也。” 是陈祥道以为郑、王之说各有道理，均不为错，要依具体情况而定，需要以义断恩，则可祥、禫同月；需要以恩申义，则可“闲月而禫”。魏了翁尊郑说。 元．陈澔《礼记集说》：“禫，祭名。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大祥后间一月而禫，故云中月而禫。或云祥月之中者，非。”是从郑说而不从王肃说。清．孙希旦《集解》：“愚谓祥、禫之月，郑、王二说各有据依，而先儒多是王氏，朱子亦以为然。然鲁人朝祥莫歌，孔子谓‘逾月则善’，而孔子既祥十日而成笙歌，祥后十日已为逾月，则孔氏据丧事先远日，谓祥在下旬者，确不可易，而祥、禫之不得同月亦可见矣。祥后所以有禫者，正以大祥虽除衰杖，而余哀未忘，未忍一旦即吉，故再延余服，以伸其未尽之哀，以再期为正服，而以二月为余哀，此变除之渐而制礼之意也。若祥、屦吉祭同在一月，则祥后禫前不过数日，初无哀之可延，而一月之间频行变除，亦觉其急遽而无节矣。‘父在为母为妻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祥、禫相去二月，此正准三年祥、禫相去之月数而制之者，又何疑于三年之禫哉！” 孙希旦亦从郑。黄以周《礼书通故》：“吴廷华云：‘诸经皆言三年之丧，惟《小戴记》乃有二十五月而毕之说，……唐王玄感主三年非二十五月之说，张柬之据《春秋》驳之。……愚谓丧服自期至缌，皆月之实数，独三年则以二十五月毕之，本自可疑。又汉文帝作短丧之俑，其以日易月也，则言三十六日，而不言二十五日。……’以周案：《荀子》、《戴记》、《公羊传》并云二十五月，两汉诸儒并无三十六月之说。毛、吴诸人逞臆灭古，不足为训。……” 是吴廷华从郑说，而黄以周以王肃说为是也。晚清遵郑的经学家皮锡瑞自亦从郑说。 而据今人张焕君考证，秦汉以来实行多为二十五月，而非如郑氏所言二十七月。“曹魏之世，民间或从郑，或从王……晋初，因程猗之言，用王肃之说。但在太康之后，许猛、宋昌等又以郑为是，‘晋武从之’，王、杜遂败，则数十年间，为之再变。”“……江左以来，……缙绅之士，多遵玄义。”南北朝时，北魏时则行郑说为主。而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施行，可能较此更为复杂。总之，二十五月、二十七月之争，自王肃生前即开始，以后一直不断。张焕君曰：郑说有理想主义成份在，所谓“理论上的合理性，较之事实上的现实性更为重要……应该坚持礼称情立文”；王说则偏“人间主义、实质主义”。而总体上两晋南北朝时期，郑玄之说从民间到朝廷，有逐渐取代王肃说之趋势。 这大概就是后来形成“礼是郑学”之观念的背景原因。日人古桥纪宏亦曰“汉代以来的实际习惯就是二十五月，郑玄提出二十七月，不合当时礼俗，所以王肃要主张二十五月。”而另一日本学者乔秀岩则曰：“汉代以来实际礼俗是二十五月这一点，未见任何根据，故不能证明王说比郑说更接近实际礼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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