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情”之辩——儒家的渊源流变（二）| 蔡敬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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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天人之际
在展开当代主流中哲对汉代的理解之前，汉代儒家思想有两人亦值得深入了解，一为司马迁，其史记不只是史学著作，更是政治哲学著作，若说战国时期《国语》入汉代变体为《家语》，那么孔子之素王《春秋》进入汉代则变体为司马迁之《史记》了。另一思想家则为郑玄，其训诂学反应的其实是汉代经学争论背后的哲学与政治哲学议题，其实也是周代殷商与先秦思想的溢出与延续。
秦火之后，宇宙论与巫文化再次活跃于中国文化中，此即结合巫蛊、宇宙论、天命观而形成的西汉儒学，价值根源再次回到天。此时的天是一具有人格性、意志性之天。如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重政篇》言：“人始生有大命，是其体也；有变命存其间者，其政也。政不齐，则人有忿怒之志，若将施危难之中，而时有随遭者，神明之所接，绝续之符也。”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脉络中，“性”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这其实是对孟、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此时儒学之思想，除了经学之外，还展开了对于“性”与“情”之辩。
董仲书将性完全归于天和命，“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上天已经在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各有不同的质和属性，也带有可能遮蔽人理智的“情”，所以才需要圣王圣人来教化。“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上天会借由天人感应来赏罚君主与百姓的作为，“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董仲书认为，天创造了人和万物，并且主宰著一切。统治者应该要顺著天意，顺百姓之性来治理国家。
董仲舒还未完全将性情完全对立，但之后的哲学家这种倾向就越来越明显。杨雄也将性纳入讨论，例如《法言》中言及：“人之性也善恶混，修齐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 。汉代另一部重要儒家经典 《白虎通义》中则言：“性情性情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情者，静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 (见卷八) 可见其思路此时大致一个统一的脉络都包含对于性与情思考上的差异辨别。
西汉宇宙论与天命主宰观直到东汉王充《论衡》一书中方才有剧烈的转变。王充在〈物势〉中提及势非由阴阳五行所订，也就是非由天决定，乃是万物自身之因素，此亦是〈物势〉通篇之主旨。〈物势〉开篇驳汉儒天地生人“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有两层意义，一为驳天地生人本身，二则为借此超脱出去，以万物有自身之势，非由天命所定作结。王充可以说是开启了魏晋思潮之先。同时在性与情问题上，他也推进了一大步，将情与性彻底对立。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知道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