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启示｜重读《广岛》：普通人能经历的战争只有血与肉
1946年二战结束后，美国记者John Hersey受杂志《The New Yorker》的委托前往日本做战后调查。8月31日，《The New Yorker》全本刊登了他的报道，这也成为杂志近百年历史中，最为成功的一期。那期杂志的腰封上印著——“《广岛》：全本讲述了一个关于原子弹如何摧毁一座城市的故事”。
1946年1月5日，在《广岛》刊出7个月前，杂志刊登了另一位撰稿人Eugene Kinkead对向广岛投下原子弹的飞行员Paul W. Tibbets, Jr.的采访。文章中，他还原了Enola Gay轰炸机投下原子弹时的情境——
当原子弹被投下去时，每个人都伸长了脖子往外看，城市上空升起了巨大的黑云。这是他们当中谁也未曾见过的场景。之后，他们把飞机开回了马里亚纳群岛，继续吃著他们走之前在吃的火腿三文治。
面对一个远在东亚的邪恶法西斯帝国，为“尽早终结战争，避免更多流血”而投下原子弹，文中的飞行员平静、冷漠的态度是容易理解的。但Hersey的报道从一个更微观的角度切入到了战争的血肉本质。
《广岛》被看做50年代美国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的先驱，与此前对这类题材的普遍报道形式不同，Hersey无意对死伤数据、城市受袭状况或宏大的政治决策做全景式记录，在大量的采访资料中，他最后只选择了记录六个普通人的故事，他们分别是工厂职员、私人医院医生、主妇、传教士、红十字会的外科医生和牧师。赫西的童年在中国度过，他的父亲就是一位传教士。
宗教背景的家庭环境与他对笔下人物的选择不无关系，也让他以大量心理描写，突出了这些人物的精神遭遇。六个爆炸后的幸存者，“他们也不明白，为何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了，自己却活了下来”。
浑身流著血的士兵
赫西以文学笔法勾勒，由爆炸前的短暂时光到爆炸时刻的突然来临，一个又一个影像如电影闪回。庭院中贴在大石头上的脸。浑身流著血，沉默又茫然的士兵。瞬间从脸上飞落不见的眼镜。书架轰然倒下后，被身后的书本砸倒在地无法动弹的职员。与想像不同的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听到了爆炸声，却都共同看见了：刺眼的，巨大的，像照相机的闪光灯一样，白得不可思议的亮光。互不相识的他们并不知道，这道亮光会在一瞬后成为了他们共同的命运。
通过这六个人的所见所思所感，读者拼凑出了真正“属于”一个普通人的战争的模样。战争不是一连串的密码、文件或指令，不是指挥部的秘密会议，也不是每日简单的战况报道。战争是墙上印下的模糊的人体轮廓，遍布的血和呕吐物，是在河边堆放的尸体被涨潮后的河水淹过，漂得到处都是；战争是防空洞黑暗得像坟墓一样，而年轻的女人一直抱著已经死去的婴儿，抱了整整四天；战争是爆炸后的双手皮肤像大手套一样滑落，是河边寂静的竹林中，几百个伤重者躺在一起，没人哭泣，没人喊叫，没有抱怨，那么多人在死去，都没有发出声响。在一个平民所能遭遇的战争中，通常既无“战”，亦无“争”，有的只是压倒性地践踏、摧毁和无穷无尽的承受。
原子弹爆炸后，《广岛》中的主妇，中村太太在城市的残骸上，看见翠绿的植物从房屋的废墟中长出来，决明草在路边破土而出，就像大量的决明草种子和炸弹一起被投下来。这幅“生机勃勃”的景象甚至比破碎的家园更让她感到恐惧。对亲历者而言，战争从来不会在战败方宣布投降的那刻获得结束，启动新生。战后岁月，幸存的穷困者过上了更为穷困的生活，疾病，饥饿，偷盗，黑市带来的痛苦比爆炸一刻更为具体。
1985年，John Hersey重回广岛，采访了当年书中的六人。此时，距离原子弹爆炸已过去40年。和所有受害者一样，战争成了他们一生的转折和梦魇，“原爆者”也成了烫在他们身上永远的标签。中村太太在战后常说的话是：“都无办法”。日本军队发动的战争、杜鲁门总统下令投下的原子弹，每件事都超越了她对人性的理解范围。于是她只能把她经历过的一切理解为一场天灾，是她不得不接受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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