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能够在记忆与忘却之间自由转换者,才是真正健康的精神

撰文: 叶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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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尼采来说,牲畜不一定比人更幸福,但肯定比人更少烦恼,而且绝对不会有沈闷感,日复一日重复每一个生活细节,没有反思也没有抱怨。唯独人有历史意识和记忆力,而一切焦虑、烦恼与沈闷都来自无法忘记:无法摆脱过去的人,在当下一刻产出未来事物时也被历史负担所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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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是意味著忘却才是得到快乐的方法?尼采认为是的,但真正健康的忘却必须是一种主动性的机制,一种精神的消化能力——能动的忘却(active forgetting)是对过去意义的承认和重新创造,而不是牲畜那样完全沉浸在当下中,对过去和未来茫然不知的那种遗忘。

作者【大脑与哲学】系列文章——

一、【大脑与哲学系列】脑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所理解的意识可能是错的

二、【大脑与哲学系列】从柏格森看还原论和机械论对意识理解的局限

三、【大脑与哲学系列】柏格森论物质与心灵之间的绝对差异——双重性

四、【大脑与哲学系列】加布理尔:否定心灵的独立性是意识形态作祟?

五、【大脑与哲学系列】加布理尔:“我”不是大脑,意识不是一个物

忘却与记忆

记忆能力是心灵与它的经验对象之间的其中一种关系,不同于感官机制的是,它能够再现出与真实不对应的回忆(recollection),更被相对性、偶然性和后天性因素主导,因此主张先验绝对知识和永恒理念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对记忆并不是特别重视。当然,这并不是说哲学家们无视记忆的实用价值,好像莱布尼兹、布鲁诺都讨论过各种记忆法。然而,除了休谟等经验主义者外,会将记忆的作用放进理论核心,用以理解人性起源和特质的哲学家并不多。

尼采在多本著作中都讨论过记忆,而且毫无掩饰他受到经验主义所启发。我们以前曾经谈过《道德系谱学》(德:Zur Genealogie der Moral/英: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中尼采怎样分析记忆、承诺、债务与罪恶感的关系,主体的建构过程怎样对抗遗忘和背叛,以及这种对抗如何产生不同种类的意志性格。但在更早期的《不合时宜的沉思》(德:Unzeitgemässe Betrachtungen/英:Untimely Meditations)中,尼采其实己经探讨了记忆与忘却的关系。

延伸阅读——尼采的道德系谱学:遵守承诺、会还债的主体才是自由意志的主人

忘却虽然与记忆相对立,但前者并不是后者的缺失,尼采认为庸俗心理学家想像力不足,因而把忘却看成为记忆能力的残缺,但对尼采来说,忘却并不是一种残缺或者惰性(拉丁语:vis inertiae),而是本身就有自身价值、能动、肯定性的能力——忘却因此并不比记忆低级,他甚至认为,对于有生者来说,忘却能力比记忆更有必要性,与生命活动更直接相关。没有记忆亦可以生存、甚至还可以活得更快乐——牲畜就是如此,牠们的时间视域只能集中在当下这一点,因而毫无担忧和远虑,也不会有荣辱感限制著自己的本能;相反,如果忘却能力失效,那些曾经发生过的错误、痛苦和创伤会一直缠绕人,而设若有一个人完全丧失了忘却的能力,他的时间视域就会无限制的扩张,令他持续意识到自己与一切事物都在时间中不断延伸,毫无止息,因而也无从施加力量,永远裹足不前、无法活动。因此尼采称忘却是一种能动的压抑机制,它用来限制记忆无穷地追溯时间,让人得以行动。

尼采《道德系谱学》(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Penguin Books)

历史与意志的类型

虽然从快乐的角度来说,忘却比记忆更有作用,但人无法完全失去记忆,尼采也并非主张忘却有著绝对优越性,他仅仅是要提出忘却有著肯定性的作用,我们需要对它的价值重新评估。正如德勒兹所言,尼采的哲学其实包含了很多套类型学,他重述了一些概念的关系,整理了一直被忽视的前设,然后用这些重整了的概念去区分不同类型的意志。

记忆与忘却这两种同样能动、相互限制的能力其实还串联了好几个对立的概念:历史—非历史,意识—无意识,知识—行动,反思—冲动,痛苦—快乐,压制—激情。对尼采来说,意志的类型并不局限在个人,民族、文化都表现出意志类型。尼采将这本著作命名为《不合时宜的沉思》,就是因为他观察到现代欧洲新兴著一种对历史的沉溺。尼采区分了三种历史态度,他称之为“纪念的”(monumental)、“怀古的”(antiquarian)和“批判的”(critical);这三种历史态度并不仅仅是研究方法论上的差别,而是对应著三类评价记忆与行动的方式,而这三个不同的方式又起源自三种意志的类型:行动与奋斗的意志,保留与崇敬过去的意志,以及受难而想要解放的意志。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Untimely Medit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行动的意志有著“纪念的”历史态度,他只记得历史伟大人物的热情和事迹,用以激励和指导自己当下的行动,但是他却只想看到光荣的结果,抗拒认识它发生的原因,因而将因果切割。这种人忘却的能力大于记忆,最为快乐,也有几乎盲目的行动力,但也因此行动往往无效。保留与崇敬过去的意志则有著“怀古的”历史态度,这一类历史学家(比如兰克)以最严格、最客观的方法记载历史,却因而使过去变成一种绝对客体,主体只能重复陈述它,没有其他行动理解或解释过去,也就是说,这种历史态度只有纯粹的记忆,放弃了忘却能力以及忘却所带来的行动热情。尼采认为这两种时尚的历史态度都扼杀著自由创造未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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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历史态度与意志的可塑力

尼采所支持的那种反时尚就是“批判的”历史态度,它属于受难而想要解放的人。班雅明对尼采没有显出特别的喜好,但他在《历史哲学论纲》(德: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英: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就引用了《不合时宜的沉思》,因为他们都思考著同样的主题:意志可以如何扭转过去的失败、错误与痛苦?对班雅明来说答案是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它一旦成功,历史上所有抗争者的失败都会转为成就。尼采虽然也期待著未来(因而他常说他的哲学来得太早,我们要等待新的时代),但这种未来并不局限为政治或社会性的表象,而是渗透在生命各环节的一种意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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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历史态度可以说是“纪念的”与“怀古的”两种态度的综合(这种见解确实有辩证法色彩,这也是尼采对早期著作的自我批评):它不像纪念态度那样忘记原因,也不像怀古态度那样坚持一种封闭的因果关系,而是直面过去的偏离、错误以致罪过——接受一切丑恶事物都是人性所为,接受自己有著不光荣的天性和过往。但这种接受其实不是对已过去的时间的屈服,而是对人性自我创造现实能力的完全承认:

“既然我们只不过是先辈的产物,我们也就是其错误、激情和罪过的产物,我们无法摆脱这一锁链。尽管我们谴责这些错误,并认为我们已摆脱了这些错误,我们却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我们来自它们。我们充其量只能以知识去对质与生俱来的、遗传的天性,然后以一个严格的新戒律与传统遗产搏斗,以养成一种新的习性、新的本能,一种第二天性,它们使第一天性凋零⋯⋯对于这些搏斗者,这些为了生活而运用批判的历史的人来说会有一种重要的安慰:他们知道这个‘第一天性’曾经也是一个第二天性,而每一个胜利的‘第二天性’也会变成一个第一天性。”

因此,能动的忘却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性记忆:不是去忘记那些让人羞耻的事曾经发生过(这种忘记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把羞耻感忘却。不过这种忘却其实就不是纪念的历史态度那样把因与果分割,也不是牲畜那样只意识到当下的时刻,而是一种深刻的承认:过去也是人性在曾经的时刻所创造的,而我们在当下的时刻也有著同样的创造力,甚至因为我们理解了过去的失败,反而比前人有更优秀的条件创造更好的未来。这种综合记忆与忘却去对待过去、因而可以自由创造未来的能力,就是尼采所说的意志的可塑力(plastic power),一种能够在历史与非历史,知识与行动等对立中转换的精神弹性——对尼采来说,这种弹性的失去就是生命自我压制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