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自我的脆弱与无助：纳思邦论愤怒
十年前“愤青”一词还很流行，在大学的我们常常自称“愤怒的青年”。作为愤青，我们常常在发怒，生活中出现很多事件似乎都会让愤怒自然而起。
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身边人发怒。年轻时和爸妈一起生活，他们不经同意走进我的房间翻动我的物品，我自然会发怒。经过这么多年尴尬的对抗，父母开始明白和尊重我的独立。愤怒在个人关系中，似乎可使得自己获得控制，也能通过宣示而获得尊重。
在公共生活中，愤怒也有著重要的作用。社会中的不义之事常常让我们感到愤怒。当足够多的愤怒得到表达，那么事件就会获得更多人的关注。“愤青”因而成为流行互联网词汇，尽管后来退出了舞台。
愤怒作为人类的自然情感，对我们的生活有著各种的作用：在人际关系中获得控制和尊重，在公共领域中表达要求和关注。愤怒也每每被认为是行动目标得以完成的重要驱动力。在电影《不败雄心》（台译《打不倒的勇者》，陆译《成事在人》，INVICTUS）里面，麦迪文(Matt Damon)饰演的南非橄榄球队长说，今晚必须保持愤怒，才能获得明天世界杯比赛进取的动力。没有愤怒，很多政治运动都无法动员人们支持和参与。
由此可见，愤怒十分重要，因而愤怒常常被认为是正当的。尽管如此，著名哲学家玛莎．纳思邦(Martha Nussbaum)的新书《愤怒与原谅：怨恨、慷慨、正义》(Martha Nussbaum, Anger and Forgiveness: Resentment, Generosity, Justice)提出对愤怒的规范性讨论，认为愤怒虽然有著好处，但远远说不上是正当的情感。
愤怒不会无端产生
纳思邦是位多产的哲学家，研究领域广泛。她在古典学、文学与哲学、大学通识教育、政治哲学、女性主义等等领域都写过影响巨大的论文和专著。而关于情感的哲学问题更是纳思邦长期著墨的领域。纳思邦对人类情感的观点深受斯多亚学派的影响，她的观点或许并非哲学主流。比如在关于情感的大部头著作《思想的跌宕》(Upheavals of Thoughts)里面，纳思邦提出情感并非如我们日常所想，只有纯粹的心灵冲动。情感其实包含许多认知上的内容，比如信念、评价性的判断等等。这些都在各种情感中处于核心地位，一旦改变，这些情感也会变了样，甚至消失。
在《愤怒与原谅》中，纳思邦坚持此观点，并遵循这一思路对愤怒进行分析。愤怒当然有心灵上的冲动和欲望，但愤怒同时包含各种认知内容。像其他情感一样，愤怒总会涉及自我：不是说情感只关乎自己，而是说情感总会与自我的价值圈相关。即使事物本身存在客观的内在价值，我们对事物的关心也有价值高低的排序。因为价值的排序，我们未必会对所有的事情作出同样程度的情感反应。愤怒也一样，我们或许并不会与巴西群众一样感到对其政府首脑同样的愤怒，因为这与我们所关心的事物离得太远。我们会对身边的人和事较为关心，我们也会对相关的人类情景产生情感跌宕。这些都会涉及我们的价值认知与判断。
同时，愤怒也不会无端产生。我们愤怒，是因为不公平或者错误的对待造成了痛苦。公平审讯（至少我们认为公平）的结果，并不会引起我们愤怒。不恰当的伤害才会激使我们生气。如果没有这种对错的信念，愤怒并不会发生。比如，当相信女性普遍承受著长久以来的性别不平等所带来的伤害，我们才会因此愤怒。相信当下性别已经平等的人，并不会为此而愤怒，更会反过来认为女性主义者小题大作而感到生气。所以，愤怒（以及其他情感）并不只是纯粹的冲动。于是乎，愤怒（以及其他情感）也有是否有根有据(well-grounded)的边界，比如当下认为性别已经平等而对女性主义者产生的愤怒，很可能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其信念并不符合事实。
愤怒的核心
除此以外，借用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分析，纳思邦认为愤怒还有一个特别的核心成分。亚里斯多德认为，愤怒包含一种报复的欲望。当我们感到愤怒时，我们会渴望报复对我们带来伤害的人，就算这种报复未必能够实现。没有报复的欲望，愤怒将不是愤怒。当好友受到侵犯，我们为她感到痛心，花时间陪伴她，尽可能帮助她。这种情感明显不是愤怒，而是哀伤和关心，情感的对象和关注点都在好友的伤痛，甚至不是侵犯本身。当开始关注侵犯者时，情感会变得不同。侵犯者犯下如此错，使得好友如此受伤，必须让他承受同等的伤害作为惩罚方可解恨。这种情感才是愤怒。我们会相信很多伤害不公，但因关注点不同而有不同的情感。英年早逝或许是不公的，但我们不会因此愤怒，而更多是哀伤，因为我们不会渴望天公受到报复。这就是愤怒作为情感的特别之处，使得愤怒的对象和关注点与其他情感不一样。
分析过愤怒之后，纳思邦提出了全书最核心的问题：既然愤怒具有各种好处，也可能是具有进化论意义的人类自然情感，愤怒是否就因此具有规范性的基础呢？用日常的话来说，有根有据的愤怒，是不是在道德上就说得过去而变得恰当呢？纳思邦的结论很简单：愤怒，就算有根有据，都是不恰当的。
来自亲密的愤怒
纳思邦的写作风格在英美哲学传统中独树一帜。全书除了细致的分析外，纳思邦还借助大量的文学、人物传记来诠释她的观点。是否符合哲学论证的要求或许需要商榷，但阅读《愤怒与原谅》并不会感到沉闷。全书从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俄瑞斯忒亚》(Oresteia)引入，之后穿插文学、小说、电影的阐述和诠释，最后还讨论了曼德拉的生平故事。纳思邦通过内容丰富的分析和阐述，展开她对愤怒的想法。
对愤怒的讨论，可以从个人关系中讲起，特别是亲密关系。我们经常会向身边人发怒。有时愤怒并无根据，那愤怒自然不正当。有时，对亲密的人的愤怒有根有据，这时的愤怒就正当了吗？因为亲密关系的特殊性，这个问题让人纠结。
纳思邦认为，亲密关系之所以特殊，在于亲密关系是美好生活的核心成分。对方的幸福是我们幸福的一部分；亲密关系也关涉到特别重要的信任，亲情、爱情、友情无不需要深深的信任，而这种信任让我们变得脆弱。因此，当亲密关系瓦解时，我们会感受到强烈的无助，尤其是当使之瓦解的原因是对方所带来的伤害。这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发怒。同时，亲密关系里的愤怒并不能像公共事务那样，完全交给公共规则处理。想像一下家长与子女间的关系，情侣间的关系，在不侵犯法律的情景下，很多问题无法仅通过公共规则妥善处理。所以，亲密关系间的愤怒也很特殊。
尽管愤怒自然而发，有时能够揭示存在的问题，但愤怒也经常走错路。纳思邦提醒，愤怒所包含信念和价值判断常常奠基于有问题的风俗观念。就算是模范般的家庭，家长对子女的愤怒，也可能被自身不自觉的观念所误导。孩子追求独立追求快乐，会经常被看作离经背道。在浪漫、婚姻关系中，愤怒许多时候不过来自于对性别角色期待的落空，而这些性别角色未必正当。
凭甚么他可以这样伤害我？
而愤怒最大的问题，在于愤怒的报复欲望。当因受伤而发怒时，我们会渴望对方承受同等的伤害，而最好这伤害来自于我和我的愿望，不然我们无法解恨。这种欲望在理性上并无道理。
除非相信冥冥中的宇宙平衡，渴望对方承受同等的伤害根本不能弥补曾经受过的痛苦。报复犯错的情人，无论伤害程度如何，都不可能弥补其背叛所带来的痛苦。这种渴望显然十分不理性。
另一种看似较为理性的反应是，报复有时并不是为了弥补受过的痛苦，而是出于地位的比拼。当因受伤害而发怒时，我们会将伤害看成某种侮辱和贬低。愤怒时我们常常会出现类似的想法：“凭什么他可以这样伤害我？”因为被伤害，我们会感到自我受到贬损，就好似竞技体育中被冲撞后，运动员需要愤怒回击，否则就会被看不起。这种报复并非为了弥补痛苦，而是渴望重获地位：既然被伤害是地位的贬损，那么通过报复伤害对方，我的地位自然会重新上升。
纯粹关注相对地位的报复看似令愤怒变得合理，其实不然。纳思邦认为，这种报复的思路实质上不过是我们对地位过分焦虑，展示出来的不过是一种过分的自恋，仿佛所有的问题都关于我和我的地位，并且遮盖了真正应该处理的问题。借用Jean Hampton的分析，如果有充分的安全感，人们不会将受伤看作一种贬低。不过人们很少感到充分的安全。所以我们渴望通过表达愤怒，渴望通过报复来提高自身的地位，以获得某种安全感。
然而提高自身的相对地位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它过分自恋而让我们忘记，那些伤害的行为本身是值得讨论的道德问题：背叛本身就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不会因为报复后自身地位提升而消失；因为过分关心地位，我们也忘记去真正地治疗受害者（自己）的伤痛，忘记建设性地关注和治愈伤痛本身。更重要的是，愤怒的报复，渴望自身获得地位，实质上不过是不肯去承认自身的脆弱和无助。这样只会让我们不肯向前去进行实质性的改变。正如我们不断渴望通过愤怒来强调自己作为家长的地位，其实不过只是在权威受损后，通过惩罚孩子而重新巩固相对较高的地位。这种愤怒只会使得家长与孩子的沟通受损，互相不能去尝试理解对方，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
在这个意义上，原谅也是有问题的，尽管我们习惯将原谅看得很高。原谅正是愤怒的反面。如果愤怒的报复过分关注相对低位，原谅背后其实具有更加明显的对权威的预设。“我原谅你”似乎已经设定了，我处于更高的地位来赋予你某种价值。追求原谅的情感和状态也会误导我们忘记问题的实质。所以，“爱意味著不需要道歉”，尽管很老土，但很有道理。
愤怒在公共政治里
不仅个人关系如此，公共领域的愤怒也同样可疑。我们会因为看到各种的社会不正义而愤怒，例如我们会愤怒于系统性的种族和性别歧视。这些歧视被我们看作是严重的贬低，于是乎，我们渴望通过打击和贬低压迫者。纳思邦认为，这个想法不过是误导，并且遮盖了真正的问题。我们本应该追求的是对人的尊严的平等尊重。歧视之所以成为问题，正正在于其否定了这种平等，因而伤害了被歧视者的幸福与机会。地位高低的互换，并不能够创造平等的社会，而不过是用一种不平等替换另一种不平等。
通过分析几位著名的非暴力运动领导人——甘地(Mahatma Gandhi)、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以及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的想法和策略，特别是曼德拉，纳思邦提出另一种她认为更合理的情感，她称之为大写的“转变”(Transition)：从关注过往的伤害转变为专注未来的福祉，从愤怒过渡到同情地希望(compassionate hope)。“转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日常的人与人的关系，同时，它也是在追求正义的政治生活中更好更合理的情感。
我们过去常常以为，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特别是需要通过运动来推动的革命式正义，愤怒是必不可少的：被压迫者的愤怒揭示了社会的不正义，与此同时，愤怒也是人们反抗不正义的必要动力。就如在个人关系中，愤怒不时走错方向，运动中的愤怒也可能会误导人们，特别是愤怒中的报复欲望更会令到运动变得不正义。纳思邦认为，上述三位领导人在理论和策略上，都是非愤怒的代表。
一般认为，三位领导人所带领的运动都以非暴力作为其最核心的概念。纳思邦并不同意。她认为，非暴力不过只是运动的外部表现，一种策略。真正投身于非暴力，更重要的是要在心灵中进行一次革命，“带著爱和慷慨的精神，用新的目光去看待运动的目标和看待压迫者”。在某种意义上，非愤怒是非暴力能够推动运动成功的必要条件，因为非暴力可能只具有消极意义：我们克制不做某事。而非愤怒会使得非暴力运动更具成功的正面创造性：我们希望创建民主的社会，和其他民主社会中的伙伴平等合作参与，而不是将他们打倒。
在纳思邦看来，曼德拉的实际行动彻底展示这种非愤怒的可行。在电影《不败雄心》中，Morgan Freeman饰演的曼德拉正是如此向南非人民、世界人民传达著慷慨包容的态度。仅从南非橄榄球队参加南非世界杯的故事来看，曼德拉对当时代表著种族隔离的白人统治的橄榄球队的态度，令到南非人民在“一个国家，一支球队”口号下去团结重建南非。纳思邦认为，这种慷慨和对过往错误的“善忘”是才是理性的态度，通过自身内在的修养达到非愤怒，才能获得尊重和信任，才可以真正获得合作达成目标。愤怒或许是自然而发的，一旦愤怒出现，我们更应该过渡，认识和承认不正义，而后通过信任和合作向前走改变不正义。
承认脆弱与无助
问题可能是，非愤怒就算看上去很合理，但真的那么容易吗？我们都需要承认，愤怒是人非常自然的情感，甚至可以说是人性的一部分。人性如此，纳思邦提倡的非愤怒是否要求过高呢？
曼德拉不是圣人，纳思邦能够说明，非愤怒并非不可能。困难，但可以实现。从人性来论述道德或政治上的要求不可理，是十分常见的反对思路。然而，我们或许需要反思一下，人性上做不到，就能说明道德或者政治上的要求不合理吗？这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应该”蕴含“能够”的问题，正如David Estlund所说，人性上做不到，更多指的是人没有做某事的动力和意愿，所以才成为人性上做不到。假设一下，一个人完全无法提起任何意愿和动力去将垃圾扔到垃圾桶里，这完全不能证明，禁止乱扔垃圾是不合理的要求。一个人无法提起意愿去从愤怒过渡到慷慨与爱，并不能证明非愤怒要求过高，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未能足够努力。
在愤怒方面，我们或许不愿意做的是去承认自身的脆弱和无助，所以我们才会希望通过放纵我们的愤怒来获得不能久远的控制感。所以，真正需要我们努力的，应该是勇于去承认脆弱。这一点上，我感觉，也许就像是重新投入到爱之中吧。
（本文部分小标题为编辑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