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为了教育（六）教师首先遇到的知识论问题｜曾瑞明
知识就是 JTB？
我们常说到学校学知识，但什么是知识？长辈常在 Whatsapp 寄一些资讯给我，那些也是知识吗？我应该叫他们做老师吗？
一个信念（belief，不过全是粗口的一句话，可能只表达情绪，而非信念），如果是有理据（justified）并且是真的（true），那就是知识（knowledge）。这著名的知识定义简称 JTB（justified true belief），却对我们该如何教学，作用有限。原因之一，是因为这定义本身也有问题，详情请看哲学史上其中一篇最有影响力、但又最短的 paper（只有三页纸的论文），那就是葛梯尔（Edmund Gettier）在1963年出版的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
知识必然是一种观点
而且，知识的实际运作也真的比这定义复杂得多了，除了什么是知识的问题，还有知识如何生产、如何使用，还有其他与时并进的问题。在过去老师和学生会很信赖教科书，特别是出自著名出版社的教科书编辑和作者手笔的。但一如“千年笔记”可能有很多已经过时，那些什么不可再生能源，除了石油原来还有什么页岩、可燃冰，人类的科技不是静止不变的。当然为了 update，教科书不断改版，家长叫苦连天。但即使如此，一年 update 一次的教科书总追不上我 Facebook 页面的资讯增长速度吧。教师很多时只能想当年，但不代表那有什么问题。如果要最新知识，或许应该上网，而非上课。
况且，有时不是知识问题，而是观点问题。用《生果好吃报》跟《大公无私报》做教材，恐怕有天壤之别。故一些人以为教师只可以教事实，而不是观点或意见。但这样也很难实施，因为正如科学家观察也不是脱离理论的，观察出来的事实本身也是背负理论（theory-laden）的。一个所谓事实也很难脱离一个观点去陈述与建构。比如我告诉你一些关于曾瑞明的事实︰
（１）香港大学哲学博士；
（２）著有《参与对等与全球正义》、《香港人应该思考的40个哲学问题》。
我是带著一个观点的来告诉你这些事实的，那就是《01哲学》的读者想知道这些，也要知道这些。这就带来“什么是应该传递的知识？”的问题。教师就算只讲事实，也始终也要挑事实来说，怎样说，说什么，这就牵涉观点和角度。
一牵涉到阶级的问题，教师就总会带著自己的角度去回应。问老师为什么这么多穷人？答案是因为穷人很懒。这是知识吗？这为何不是知识？因为这充满偏见︰“穷是因为懒”、“懒是个人品质，穷这结果是由自取”、“努力的人能致富！”不但看不到很多人努力都很穷，更别说看不到社会政治结构怎样如何塑造富和贫，以至每个人的人生机会。但看不到，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教师也有其阶级盲点。
教师自己亦是研究者
什么是或不是知识，由谁决定？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知识”真的值得传给下一代，甚至代代相传？正如巴西教育哲学家费雷勒（Paulo Freire）提出，教师是要研究者，才能知道什么知识有价值，什么没有。但中、小学教师往往是知识的使用者，多于创造者，他们一定要用二手的材料。即使在大学教书的，也不会一个教师十三堂都是自己原创、亲自研究的知识吧。无论你多聪明，多博学，总有不熟悉，甚至一无所知的范畴。那你就会用上别人提供的知识，再反刍几下，喂给学生。那学生算不算是获取了知识？
史丹福哲学百科全书（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中的〈教育哲学〉条目，就讨论了这问题。文章指出如果小孩子只能在教室获取资讯，而且他们又没有批判的能力，诉诸“老师话架！”也可以作为证立知识的根据。但如果他们长大了，成为大学生了，我们可能会对此感到不安，因为我们会认为学生应该要诉诸自己的理性，而非只听老师的话──“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当然，理性的人不会硬要跟老师打对台来显示自己找到了真理，只是不会把证立知识的责任全放到教师的权威上。
年级愈高，课程愈深，有些时候，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可能仍值得讨论，教师不可能只定位于提供知识，而是应该能将论辩和争议点带给学生。学生可能对此感到“不爽”，认为老师权威不够，未能一锤定音。但是，作为负责任的老师，也只能如此。
KOL 是当不成老师的
当代的教育也倾向抱持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看法。其中坚人物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以为人心灵有一些结构，会主动的去跟被认识的东西发生关系。知识是人跟现实一起建构出来。这样说，十分像康德那主体认知结构跟物的交互作用。当运用到教育去，一堂课，就不是老师如邮差般派信，派送知识，而是师生一起去参与、思考。某些 KOL 是当不成老师的，因为他们把自己不断滔滔不绝的观点当成知识。
皮亚杰：智力是达至平衡的运算
我们所认识的跟被认识的东西，之间当然有关系，但有没有独立于我们认识的东西存在，但又为我们所认识？如果没有的话，那知识真的是由我们“建构”，任我们“建构”了。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更对各种权威质疑。笔者作为通识老师，也“真的见过”一篇学生用后现代词汇来质疑通识教学的文章，整篇文章一言以蔽之是“我做乜要信你？”（我为何要相信你？）
知识需要信任与合作
在教室里，若人人都抱这种心态，教学还可能吗？社会知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探讨的而不只是真跟证立，而是知识生产的一些德性（virtue），包括信任。我曾跟学生说互联网很多东西不可信，宜多阅读，因为书的质素较有保证。你猜学生跟我说什么？“老师都唔一定啱。”（老师亦不一定是对的。）我只能说你说得对，但意识到教与学其中的一个条件—信任—若没有了信任，则老师多说也没用。永不言败的老师会说，信任是要时间建立吧。
或许知识论（epistemology）跟我们好像离开很远，但我们对知识的看法，会反映在我们的课堂中。国际文凭试（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中亦有知识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去连贯整个课程，并让学生反思各种学科的特质，这都令师生获益良多。反观香港仍有以考评局 marking scheme 所写的为膜拜的景象，也真叫人怀疑在应试教育之下，求分数怎会可能有对知识的向往和尊重，我们怎会懂将自己视为建构知识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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