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左翼专访】劳动的解放，是争取懒惰的权力（上）

工作主要是指近代资本主义所确立的劳资关系下的雇佣劳动。我们所说的“后工作”，也正是在摆脱雇佣劳动、从事自由实践这个意义上来谈的，并非绝对的无所事事——实际上，没有人受得了绝对的无所事事！想想监狱里的犯人就知道了。

编按：

在香港，“左翼”向来是个饱受污名的词语，与赤化的恐惧联系在一起，近年兴起的“左胶”更被视为不受欢迎、不切实际的离地份子。不过，由于理解上的分歧，我们对于“左翼”一词的认知其实早在历史的泥淖、参照系的杂沓以及预先的偏见之中含混不清。如何在世界视野之下重置“左翼”坐标？当代欧陆知识界的“左翼”思潮走到了哪一步，华语学界又有何回应？而这对于我们理解香港的现实是否有所助益？01哲学现推出“当代左翼思想”系列，涵括当代左翼思潮引介、青年学者专访以及影像，希望能为公众讨论注入新的资源与能量。

【当代左翼专题之二】劳动的解放，是争取懒惰的权力（上）

作者：王行坤 董牧孜

网络盛传佛洛伊德的一句鸡汤潮文：“精神健康的人，总是努力工作及爱人，只要能做到这两件事，其他的事就没有什么困难。”然而，在这个颓丧时代，对工作提不起精神似乎成了常态，自嘲拖延怠工的劳动者也有无数，我们这些废青想要“只恋爱不工作”！

实际上，争取懒惰权利、歌颂闲散的思想早在19世纪已经有了。在AI崛起或将取代人工、世界产业结构及社会结构不断变动的今天，如何理解我们或许岌岌可危的工作、消灭工作的冲动以及“只恋爱不工作”的渴望，并想象一个“后工作”的未来？

我们的朋友、文化研究学者王行坤，近来伺机策划编译一套有关“后工作”/“不工作”的期刊专题，网罗历史上有关懒汉权、拒绝工作的批判理论。他现今执教于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并为杜克大学文学系访问学者（2015-2016），是近年内地非常活跃、富有国际视野的青年学者。他关注当代左翼批判理论，翻译有哈特、奈格利的《大同世界》（Commonwealth）、查特吉的《政治社会的世系》（Lineages of Political Society）等数部专著；也为多家媒体撰稿，在情人节聊婚姻家庭的终结、谈“浪漫爱”的文化政治，还曾为01哲学【婚家专题】分析过单身社会的未来。

01哲学团队与王行坤笔谈聊了聊“想像不工作”这个令人兴奋又焦虑的题目，欢迎食花生的朋友们过来坐坐，听听这段与我们每个人都相关的左翼理论前沿。

Q：01哲学董牧孜（下称01哲学）

A：王行坤（下称王）

（资料图片）

01哲学：听说你最近在梳理有关“懒汉权”和“反工作伦理”的历史论述，找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王：之所以要挖掘“懒汉权”和“反工作”的内容，自然也是出于对当下劳动者状况的关注。说起来，关注劳动基本上是源于社会主义或者同情社会主义的思想，因为资本主义是将人作为劳动力来看待，关注的只是剩余价值或利润，而不是劳动本身。

关于懒惰权问题，最为经典的论述当属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文章《懒惰权》（The Right To Be Lazy）了。拉法格提出了很有意思的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热爱劳动”最后损害的其实是工人阶级，因此“劳动的解放”最后落脚的应该是懒惰权而非工作权。

在我看来，现代历史上的反工作伦理主要有三种理论来源。先说最被忽视的一脉思想吧，是来自经济人类学的反思——尤其是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人”的反思。我们往往觉得“原始社会是贫瘠的社会”，“人从来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不断积累财富”，“人的天性是好逸恶劳，之所以劳动都是为了物质利益”——实际上，恰恰相反！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等人类学家提出了一些颠覆常识的观点，他们认为原始的狩猎—采集经济是一种丰饶的经济，原始人并没有一味积累财富的想法；他们每天的劳动时间平均只有3-5个小时，因此总是有很多闲暇时间。

有学者将人类之所以操持忙碌无休止的缘故，归结到一万多年前的“农业革命”——这场革命似乎带来了更高的文明。不过也有人坚决反对，比如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就把农业的发明称为“人类史上最大的错误”，因为农业使人类劳作时间更长、更辛苦、身材更矮小、营养更差、牙齿更坏、死得更早等等。时下当红的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就把“农业革命”称为史上最大的骗局。今年新出版的两本人类学著作也持类似的观点，一本是著名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所出版的《反对谷物》（Against the Grain），另一本是剑桥人类学家苏兹曼（James Suzman）的《不富足也丰裕》（Affluence Without Abundance）。从标题可以看出，苏兹曼的这本书深受萨林斯“原始丰裕社会”一说的影响。作者指出，现代人对努力工作的痴迷源于农业革命，这种痴迷在工业社会得到了强化。我们现在也就成为这种文化的俘虏。从人类学的视角来反思我们对于工作和劳动的态度，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毕竟，农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只占全部人类历史的很小的一段。

接下来，便是来自经济学家和社会运动的理论了。一种主要以罗素和凯因斯为代表。他们虽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认为伴随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类的生产力必然极大增强，社会财富出现巨大剩余，劳动时间势必会大大缩短。人们在不错的物质生活中，理所应当要去享受更大的闲暇。1930年，凯因斯发表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演讲：〈 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他预言100年后（即2030年），人类的劳动时间每周只需10-15小时，相当严肃地探讨了如何面对闲暇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当年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探讨闲暇问题，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荒谬——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过上了“7/24制”的生活——亦即，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无休止的劳动和消费之中度过。不过历史表明，凯因斯的预测不完全是痴人说梦——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西方世界的劳动时间的确是逐步减少的。之所以会出现劳动时间上升的反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加强劳动规训所导致的后果——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另一种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意大利出现的工人主义（operaismo/workerism），以及此后的自治主义（Autonomism）运动中出现的“拒绝工作”的思想。这是一场在政党、国家和传统工会之外所展开的“另类马克思主义”运动。他们不仅拒绝意大利共产党的实践，同时也不承认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想要另辟蹊径去发展福特主义生产体制下工人的力量，所以被称为“工人主义”。

工人主义的运动强调工人面对资本时的先在性，因此不仅要关注资本的逻辑，更要关注工人作为反抗主体的能动性。其中，运动代表人物特龙蒂（Mario Tronti）的论断很有代表性：“马克思的分析强调的不是资本的力量，而是马克思称为‘劳动力’的创造性的人类力量。”资本就像吸血鬼一样，只有依赖于劳动才能运转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后，为了规训劳动，资本不得不使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正如马克思所说：“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为了保护资本对付工人暴动而出现的。”当然，对付工人的武器除了技术之外，还有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

拒绝工作并非拒绝有价值的、有创造性的活动，而是拒绝雇佣劳动；当然，同时也拒绝传统社会主义对劳动光荣思想的推崇！正如奈格里所说，如果你想激怒一个社会主义者，那么你就跟他说“拒绝工作”。共产主义并非意味著“解放工作”——从而释放更大的生产力，而是将人从工作中解放出去！

关于懒惰权问题，最为经典的论述当属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文章《懒惰权》（The Right To Be Lazy）。

01哲学：那新教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社会主义的劳动光荣，我们那些崇尚工作的理论传统是怎么一回事呢？

王：说到“新教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首先让我们说说原始基督教的工作伦理。《圣经》的劳动观是比较中庸的：因为亚当和夏娃犯了错误，所以他们被驱逐出伊甸园，不得不从事劳动。例如，耶和华上帝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地土，因为你是从地土取出来的。”但即便如此，相较古希腊文化和古代中国文化，基督教文化还是承认劳动本身具有价值的。作为一种带有平等取向的宗教，基督教强调人人都应劳动，懒惰可耻，但不可过于工作狂，因为这会影响到教徒对于上帝的爱。正如《约翰福音》所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在韦伯看来，当这种出世的宗教精神在近代变成“入世禁欲”的态度时，我们所说的新教工作伦理就诞生了：辛勤劳作，积累财富，事业有成——这些恰好证明你就是上帝所拣选的，正如R.H.托尼（Richard H. Tawney）所说的，好的基督徒与经济人其实是相通的。这种工作伦理和基督新教的确有内在的关联，但在我看来韦伯有点倒果为因——事实上，恰恰因为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才会扭转基督教的出世取向。这种工作伦理在洛克和亚当•史密斯那里得到了很好的总结：既然劳动是财富之源，那么理性人为了最大限度的积累财富，自然需要辛勤劳动。所谓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其本质就是将人视为劳动力，让他们自愿劳动，从而最大程度地剥夺他们的相对剩余价值。

社会主义的“劳动光荣”与“剥削可耻”这个概念是相对的，这是动员最广大的劳动阶层（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说法。在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之后，所有人都成了国家的劳动者，都以主人翁的姿态去建设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劳动自然也是光荣的。尤其是苏联，苏联建国之后面临著巨大的困难和危机，以这种逻辑来看，不计代价的无偿劳动自然是最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同时也是最为光荣的——这就是列宁欢呼“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因所在。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会存在政治异化（修正主义），于是在文革时期也出现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同一时期的宪法也承认工人的罢工权，这可以说是对抽象的“劳动光荣”原则的否定。

社会主义宣传海报：为革命勤奋工作（网络图片）

苏联社会主义宣传画：Long livd labour（网络图片）

01哲学：说起来，劳动和工作也是两个不同概念吧。马克思把劳动视为人的“本质”，是劳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鄂兰则期望人类摆脱劳动。当我们说“拒绝工作”时，又是怎么理解劳动的呢？

王：鄂兰的劳动概念是比较清晰的。她区分了人类活动的三个领域：劳动（labor）、工作（work）与行动（action）。劳动，基本上是指维持生命的必要活动，这是一种自然必要性的活动，因此是最为低贱的——在古希腊，主要是奴隶和农民所从事劳动。工作，基本上是指手工艺人或匠人所从事的活动。至于行动，这是鄂兰最为重视的，她将直接在人们之间所进行的活动称为行动。这种行动意味著复数的人的共同协商与协同行动（即政治行动），有点类似于后来哈伯马斯所说的交往理性——哈伯马斯也认为劳动是一个必然性的工具理性领域，毫无自由可言。鄂兰觉得，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劳动者社会，或者说劳动动物的社会，因此政治被遮蔽了，现代社会因此成为一个沉默的、毫无生气的社会——因为只有行动才意味著交往协商，而劳动和行动都只是不需要他人在场的孤独的活动，而从事这种活动的人不能算是真正的人。鄂兰认为马克思和亚当•史密斯一样，他们在理论上擡高了劳动动物的地位，扼杀了行动。鄂兰的确要求摆脱劳动，但是在社会还不可能彻底摆脱劳动的情况下，她的共和主义必然是奠基于某些人成为劳动动物、某些人成为政治动物的社会分工之上。

相较而言，马克思的劳动观念就非常复杂。马克思所说的“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主要是指能动性的实践（对象化）活动，人的“本质”和自由只有通过实践过程才能真正体现出来。青年马克思认为，由于异化劳动的存在，人的活动反倒变成了压抑人自身的行为，因此人们往往对劳动避之不及。后来的《资本论》说法不同，马克思转而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作为资本一部分的劳动。

不过，我所说的“劳动”，主要是指鄂兰式的劳动与工作，即一切有用性的活动；“工作”则主要是指近代资本主义所确立的劳资关系下的雇佣劳动。我们所说的“后工作”，也正是在摆脱雇佣劳动、从事自由实践这个意义上来谈的，并非绝对的无所事事——实际上，没有人受得了绝对的无所事事！想想监狱里的犯人就知道了。

鄂兰著作Between Past and Future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