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为了教育（五）口讲德育容易，亦容易沦为空谈｜曾瑞明
早些年推出的国教科，本是人人不敢抗拒，因为为君送上的，除了国民教育，还有德育。教学生有品德是教师的天职，甚至有些人会说所有教育都是为了道德。
在“批判思考”课上，我也常强调批判思考绝对可以帮助我们做坏事，例如利用谬误、语言的各种含混性去骗人，但我希望大家站在良善的那边——这当然也是一种道德要求。将一样很有争议的东西混入应该没甚争议的东西，产出的结果可能仍是很有争议的。
但在现实里，不少人却感到在学校最重要的还是学业成绩，而不是品格高低。话虽如此，我们也要留意学校就算不设德育课甚至不谈任何仁义道德，教师的一言一行仍足以让学生对是非对错形成看法，比如教师对欺凌的态度如果是不置可否，欺凌者就会变本加厉。道德教育，有时可以是蓄意，但有时可以很随意。
什么是道德是一个哲学问题
不过，什么是道德，可说言人人殊。道德不等于法律，不等于宗教，不等于习俗——那道德等于什么呢？希哲柏拉图著作《理想国》追求的是善（good），教育就是为了帮助人们达到这目的。这个道德当然是跟善相关了。然而，在这个价值多元的世代，我们很难谈什么是善，道德教育该如何进行？又应该教什么？教他们思，还是教他们感？言诠还是身教？
过去，很多时候所谓的德育，都是教师将社会的一套价值观用较激昂的语气讲出来。笔者记得最正的一句对白是︰“要做一个好人。”可谓无懈可击，但怎样做，和何谓好人，基本上是手上没有资料。
为了应付社会，教师不得不告知学生社会规范（social norm）是什么。不过社会规范是会变动的，而且不同社会，规范会有不同。甚至，在同一个社会，亦有不同的规范。一些人觉得同性恋在道德上不可接受，另一些人觉得没有问题，那就往往会触及价值之间冲突的问题。
道德教育不是在大学读伦理学（ethics）（读了后设伦理学后，恐怕也不会成为道德的人），而是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慎思之，然后笃行之。不过，道德价值是什么，这本身却的确是一个后设哲学问题。在经验主义者如麦凯（J.L. Mackie）来说，价值只是人创作出来的东西，是我们的欲望构成的。
但在理性主义的哲学观下，价值则是由人类理性所建构与肯定，故此我们的道德教育应著重人的理性培养。柯尔伯格（Kohlberg）的道德发展阶段（stages of moral development）广为教育工作者熟知，其实亦有康德式伦理学的影子。柯尔伯格把道德最高阶段（post-conventional morality）看成是个人对自己选择的原则之判断；他著重道德推论，关注权利和正义。这看法被关怀伦理学（care ethics）的学者质疑其普遍性，特别是有否忽略甚至贬低女性著重关怀的伦理经验。若我们没有哲学的素养，很容易就会在互联网上列印出柯尔伯格的东西，却不知就里的以为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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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价值放回社会
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为典的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则把注意力放在人的德性（virtue）上：价值不在别处，就在人伦社群之中。有德性的人能够将抽象的原则运用在具体情况，他们也有倾向（disposition），一生中都做合符德性的事情。
孔子的德育就比较像德性伦理学，颜回没做过什么大事，但他“三月不违仁”，就已足以代表他合符德性。孔子也不讲太多原则，孟懿子向孔子问“孝”，孔子回答说：“无违”。何时，何地要无违？君子自有其实践的判断。
若要办德育，实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哲学观是什么。在课室做工作纸，不断看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的 video 勉强可说训练学生的理性；播一些伦理悲剧，也许能唤发他们的情感。但若要训练他们的德性，则要提供更多实际情景，让学生的实践理性得以发展。领袖生、学生会、课外活动、班团活动都有很多道德情景。也许，德育较适合全校合作来进行，多于“独立成科”。
但是，德性伦理学来自希腊城邦。由古至今，由西至东，它的内容真的仍适用于此时此地吗？这是价值相对主义（value relativism）的问题。另外，我们若依据德性伦理学，人们著重的是对传统的承传，但对传统是否合符正义，或者有没有封建时间的糟粕，会否难以批评？
当价值没有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客观性，有人提出教师只宜做价值澄清，而非灌输的工作。美国学者路易斯・拉思斯（Louis Raths）提出价值澄清法（value clarification），让个体能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动的决策，提高意识和反思。价值成了分析和澄清的对象，而非灌输或者传授。
但是这也引起很多的质疑︰澄清只重过程，会不会忽略了结果？若澄清之后，学生觉得胡乱杀人是他的选择，教师是否仍要说尊重、了解？道德判断又是否只是一个人选择，而可以抽离于社群和其传统？自以为是个人的选择，又会否其实是意识型态下的产物而不自知？今天这种价值澄清，当然成了一个最大的“头盔”︰“价值没有所谓对与错，我会尊重和聆听你的说法。你自己做决定吧。”
我竟然教出这种人？
说了这么多，好像道德教育根本不可能——但这不是我的立场。我反而认为如果教师对价值有关的哲学讨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明白价值不是那么容易确定的事情，反而有利跟学生一起去讨论和反思各种价值难题。
但这并不代表价值是随意、主观的。在伦理讨论里，或许真的没有所谓唯一的答案，但倒可以透过辩论和论证，看到那说法或立场较具说服力。教师经验较多，学术能力较高，亦有资格引导学生对艰难的道德议题作深入思考和讨论。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讲演和文章就往往有这种特质。
同时，价值澄清法那著重讨论、聆听的特质，也有助教师了解学生而作出引导，毕竟价值非道德说教（moralizing），不是强加诸人，而是需要彼此的确认。我们也要接受道德教育，并不能保证培育出“好人”，正如教育哲学家 Robin Barrow 所言，一个道德上受教育（a morally educated person）并不等于一个有道德的人（a moral person）。教育工作者可以致力培养出前者，但是一个人能否做到道德，实可以受很多因素影响——没有教过任何教育的贩夫走卒往往更义薄云天。但是有受过教育就是代表能想得复杂一点，能运用概念等去做判断。明乎这点，也许同工对“我竟然教出这种人”能稍稍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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