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是错的？ 普殊同教授访谈录（下）丨康凌

作者：康凌

上文链接：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是错的？ 普殊同教授访谈录（上）

从来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

问：您的这个说法似乎非常激进，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您看来，20世纪那些“社会主义”社会，实质上从没有真正实现过社会主义？

普殊同：对于马克思而言，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带来的一种可能性，所以，它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然而，苏联和中国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它们是特定历史时段中的另类的资本主义形式。我们可以看到，在一战到1970年代之间，那些没有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因为资本的不平等，导致了它们的发展的极度不平等，或许可以说，是资本制约了这些国家的发展。然而，那些进行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却以国家主导的方式，成功地发展了国家资本。

这一现象在苏联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最早始于德国和日本，和英国相比，它们发展出了一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工业化，其中，国家在资本积累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在苏联和中国，国家则更进一步地扮演了全能角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其称为另类的资本主义。而实际上，这种人们所谓的“社会主义”，正是一种另类的资本积累形式，这种形式制造了一个工人阶级。问题是，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主义指的是超越工人阶级，你如何能用制造工人阶级的方式来超越工人阶级呢？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完全误解了，社会主义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而不是与资本主义相竞争的社会。换句话说，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之后，两者具有时间上的关系。而从史达林开始，社会主义则成为资本主义外的一个阵营，两者的关系具有空间的形式。由此，时间的问题转变成了空间的问题。

在一开始，人们不认为苏联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而仅仅认为苏联革命可以成为西方革命的导火索，从而产生世界革命，但当德国革命被镇压之后，史达林制造了“一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事实上，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都认同，不存在什么“一国社会主义”。许多人认为史达林证明了马克思是是错误的，但事实正好相反，苏联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在那里从未存在。

问：但您又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可能性，那么在您看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除了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之外，还有什么？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似乎不能“自动地”汇出社会主义。

普殊同：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当大众不再愿意从事无用的劳动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时机就到来了。这里存在著一个重要的区别，一种不愿意是指，我知道劳动是必要的，但我不愿意做。而另一种是指，人们已经认识到，劳动并非必要，我们可以不通过这样的劳动而生活。这里说的是后者。在西方，这种意识始于1960年末，那时，人们开始质疑工作本身的必要性。而在1970年代的危机之后，事情重新颠倒回来。在1960年代，人们普遍感到的是物质的充裕，而1970年后，资本主义所做的事情是重建缺乏，充裕的感觉不再有了，尽管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富人。随之，人们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一方面，人们被迫去做工作，但另一方面，人们心里又认为它是不必要的，这将人们置于一种高度的内在的紧张之中。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完全是一种社会反动。

事实上，如果人们不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那么所谓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就永远不会被实现。在这里，意识非常重要。自然，他们不必看懂三卷《资本论》，但是他们需要理解为什么他们以现在的方式生活，为什么不高兴。这不是因为他们是移民——这是欧美很流行的一种解释。很多时候，这些异议都变成了各种类型的自我解释，而在这种自我解释中，就包括所谓认同的政治。保守份子为了争取霸权而发展他们的社会理论，其中大量涉及了认同的政治。认同政治强调特殊性来反对普遍主义，这意味著他们对自己更有兴趣。譬如说性别理论，相信我，法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在学术圈外，基本上不会为女性说话，他们完全专注在自己身上。在我看来，以性别的划分来把握问题，本身就是一种错位，以错位的方式无法真正处理问题。性别理论影响了社会吗？德国的激进的女性主义影响了社会吗？只要看看德国有多少女性的教授——几乎没有。而在法国，除了那些女性主义者，又有多少理论家是女性？

当然，德里达是重要的。但他更应当被视为一种症状，而不是原因。或者说，他以理论的方式代表了一种症状，他自己并没有表达什么，他本身是一个表达。

除此以外，还有资本主义者——他们不是笨蛋——在美国，花了很多钱，去在大学之外创造基础，创造知识份子——如果他们有资格被称为知识份子的话——，让他们发表文章，出版著作。曾经，美国的右翼在知识领域毫无资源，但现在，他们有很多东西可以表达，非常有效地影响著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

总之，我们需要对这些现象进行理论解释，我所提供的只是第一步，还远远谈不上完整。

问：您在您的书中多次提到，马克思所提供的框架，可以有效地用来把握马克思自己的理论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具有一种自我反思性。那么，同样的，您如何定位您自己的理论工作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给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新的问题与任务？

普殊同：我的理论工作，与1960年代的资本主义发展有很大关系。在1960年代，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因为共产党变得越来越保守，从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不论是在1968年5月的巴黎，还是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认为他们是在反对党的官僚化。也就是说，人们觉得马克思完蛋了，这就是为什么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在法国逐渐浮出水面。

然而正在那时，我意外地读到了马克思的一些手稿，从而改变了我对他整个理论的看法，我认为，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它比后结构主义所提供的框架要有效得多。因为，借由马克思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所无法提供的视角来理解世界。比如说，对于当下的危机，后结构主义者没什么回应能力，他们只有谈到国家的时候才能发挥点作用。不是因为我比卢卡奇聪明，而是因为我和他处于不同的时代。

换句话说，如果将这些社会运动视为历史时刻的表达，那么，我所试图做的，是以理论化的方式来解读这些历史时刻。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理论与社会运动很有关系，而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在这一方向上非常有效，因此，对于我而言，马克思是一位理论家，而不是宗师，更不是什么一言九鼎的神圣人物。

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问题，我想，民族主义依旧是值得关注的。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非常具有攻击性，事实上，民族主义会导致非常危险的状况，乃至将全球拉入各种联盟的对立中。19世纪初，人们认为全球一体化非常好，战争不再可能。历史书上只写到德国、英国、法国之间的战争。但事实上出现的，却是各种大型的联盟，英帝国、日本帝国、德国试图建立的帝国，而美国则要求进入英帝国，英国五年前才还清了二战时欠美国的账。我可以感觉到——仅仅是感觉，目前中国正在试图与巴西、与东非，或者印度——如果可能的话——建立联盟。美国对此的回应是建立一个环太平洋的联盟，包括与日本、印度、美洲等，而民族主义是背后的一个重要动力。

然而，如果批判知识份子本身是民族主义者，或许情况就不太乐观，这不是说民族主义本身不好，而是说，这会阻碍他们尝试著手解决复杂的历史问题。阻止民族主义的真正堤坝是左翼。左翼的任务是创造一个新的国际主义，如今的国际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但是，如何在民族与国际之间进行仲介和转化，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我认为，新的国际主义应当是与劳动的国际分工有关的，我们必须严肃地思考，在全球范围内，劳动的数量是否能下降，而这又意味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