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相的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上)
如何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来理解性相(sexuality)的意涵?本文取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深入浅出地分析“性”如何从一种危险的、破坏规训的“愉悦”,而成为开放的、但却是用以兜售的消费主义式“愉悦”。
作者:史蒂文•塞德曼(Steven Seidman)
译者:李柏翰
【按:如何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来理解性相(sexuality)的意涵?本文取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深入浅出地分析“性”如何从一种危险的、破坏规训的“愉悦”,而成为开放的、但却是用以兜售的消费主义式“愉悦”。文章译自《性相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exuality)一书的第二章“Social Theories of Sexuality: Marxism and Feminism”。作者是美国社会学家史蒂文•塞德曼(Steven Seidman),现任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University a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教授,专攻社会理论,文化,性别,比较社会学,民主理论,民族主义与全球化问题。本文小标题为译者所拟,感谢译者授权转载。】
马克思主义——从生产“性”到消费“性”
马克思的深刻见解之一是:人性(human nature)是由社会所形塑而来的,而且会随著历史更迭而改变。从这点出发,性相(sexuality)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与历史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经济是形塑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动力──每个社会都是由特定的经济系统所组织而成的。由此观点,某种特定的经济形式也会形塑特定的性文化,以下将以资本主义与性相之间的关系为例。
资本主义式的经济体会被利润与经济成长所引导——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利润”是透过剥削劳工而来,而把利润再投资进企业(enterprise)中则会产生“经济成长”。马克思主义者区别资本主义在欧洲及美国发展的两个阶段:在19世纪时,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market-based capitalism)占主导;自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则被许多大公司所形塑。现代“性相”之社会结构即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
在市场资本主义阶段,主要的经济挑战在于生产足够的货物,以满足全人口的需求,而解决生产问题的答案在于“规训”(discipline)。为使资本主义蓬勃发展,需要创造受规训的劳力。个人被训练到能适应大规模生产的节奏,但这也逐渐断开工作与个人想像及个人能力之间的联结。理想上,资本家希望看到劳工成为机械,而任何会干扰生产最大化的因素(诸如情绪或情欲感受)都会被视为有效生产的阻碍。简言之,在19世纪的市场经济中,资本家试图去性化(desexualize)劳工,并将劳工们的身体与行动形塑成生产的器械。
如同劳动者“被成为”工业社会中的劳工,商业拥有者则成为资本家,他们学会延后支出和避免放纵的个人行为,以维持商业运作的竞争力。虽然资本家可能会透过夸张的消费行为来彰显其阶级地位(class status),他们的生活其实还是充满焦虑的,因为市场是如此难以预测,而竞争又如此激烈。这使得资本家自己也越来越受经济力及社会力的规训。
在市场经济中,压抑性人格是常见的。这样的人是绩效与成功导向的(performance- and success-oriented),并且会对自己的情绪与感官欲望进行严密的内在控制。对这类型的人格而言,与性有关的欲望及冲动,对规训制度具有潜在破坏力,也因此性是必须被严格管理、控制的。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产业生产与规训所形成的压力形塑出“自制、拒爽”的性文化,而情欲性的展现和欢愉都是危险的。
若工作占掉了劳动者大半的生活,家庭就成了他非工作生活(nonwork life)的核心。然而,劳动过程的精神也影响了家庭,将劳工变成儿童的生产者,故只有婚姻中且目标是为了建立家庭的性,才会被认为是好的性。正当的性(legitimate sex)之定义,被限缩在“为繁衍后代所为之交媾”。根据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繁衍后代式的性道德观反映了资本主义的需求──即大量且机动性高的劳务供给。
在19世纪的市场经济中,性文化是与婚姻关系中的性和生育紧密结合的──只有婚姻中的、以性器接合为主的(genital-centered)、以生育为导向的性,才是被接受的。因此,以愉悦为主的、婚姻关系外的、自爽的(autoerotic)、在公共空间的、非异性恋的,或非性器接合的性,都是偏差且无法接受的性。马克思主义者主张,这类型的性相有违资本主义对于受规训、以工作为主、具生产力工作者的要求。
在19、20世纪之间,资本主义从市场经济转型成企业经济(corporate economy)。大公司取代了小型事业,成为主要的经济体。这个发展也影响了性文化的改变。在20世纪初,新科技的技术以及劳动过程的科学方法,解决了生产足够货物和服务的问题。但资本主义碰到了新的问题:要如何确保大量产出的货物被消化掉呢?
许多公司转向国际市场,并透过政府支持,以取得进入且控制非洲、亚洲和拉美市场的机会。此外,资本家希望透过将商业活动带入日常生活的领域(像是休闲、娱乐等),以扩张国内市场。举例来说,体育项目的所有面向──从服装到装备,再到比赛本身──都逐渐被全面商业化(commercialized)。资本家也试著说服个人“想要”并消费更多货物。但这种从生产到消费的转变,又是如何影响性相呢?
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新的消费经济弱化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Victorian culture),及其所强调的私密性、自制力,以及身体与亲密关系的去性化。尽管维多利亚主义者希望能将“性”锁在私领域中,消费资本主义把性带进消费世界的公共空间里。为了创造较高程度的消费,广告(advertising)取得全新的重要性。性,现在是用来销售商品的,而结果是关于性的影像和讨论广泛地出现在公领域中。
性的商业化也在其他情况中挑战了维多利亚式的文化:资本主义赋予了“性”作为“愉悦来源”(source of pleasure)的新价值。当性被用来销售商品,性产业蓬勃发展(如色情产品、性爱玩具、电话性交等),性早已不再只是生育或相爱的行为表现,更是一种追求愉悦及自我表现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企业家只想著一件事:贩卖商品赚钱。如果性能够被市场化为愉悦,或被高举为自我表现、自我认同的真实样貌(authentic form),那么性也成为有价值的行销资源。
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强调性幻想(sexual fantasy)在行销商品时扮演的角色。要了解这种动态关系,我们必须掌握商品性质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件商品同时拥有“使用价值”(use value)及“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前者攸关商品的可利用性(utility),而后者则关乎其价格(price)。资本主义试图生产人们想要的商品,而今天也越来越强调各种材料、质地、颜色、造型、款式(如车子或衣服)之生产。商品不再只是一个物质意义上的客体(material object),它也承载著诸如阶级地位或文化身份等社会意涵。
货物的象征面向(symbolic aspect)创造了巨大的行销潜力——很多时候,我们买东西是为了呈现某种公共认同,或表征某种生活态度。某种服装样式、兴趣的培养、穿环刺青等,都可以传达“我们是谁”的讯息──或我们希望别人觉得我们是谁。我们对“自我”的感受变得与我们购买的物品息息相关。今天,我们某些深沈的想望和需求——被视为强大的、性感的且迷人的──都与我们购买并展示的商品有关。企业们刻意透过贩卖美丽、性能力、浪漫、社会权力等幻想,以行销商品跟服务。
简单来说,马克思主义一个强而有力的论点是,企业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高度诱惑(seductive)且性化(sexualized)的世界,由一切冲动主导。因此,一种新的人格出现了:享乐主义的、表现力强的、冲动的,且高度性化的。企业资本主义提升一种强调性愉悦的文化,而“性”则经常被视为自我实现之自然且积极的基础。
传统智慧认为过度的自制(self-control)会造成心理及社会问题;然而对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种“以愉悦导向的性文化”(pleasure-oriented sexual culture)并无法实现真正的性自由(sexual freedom)。欢庆愉悦驱力的肤浅文化,并不会真正产生满足(fulfillment),而只会导致漫无目的又不开心地追求一种“爽感”(gratification)。再者,专注于技术跟表现的性将造成大家都在追求类似的性,因此失去性关系里的温柔、亲密与关照等特质。
最后,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当我们过于追求个人的快乐,不同阶级之间的大规模不平等则被忽视了;因此我们仍然无法拥有真正的性自由,除非我们获得真正的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而这根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实现。因而,消费者导向的经济模式(consumer-oriented economy)已决定性地形塑了当代的性的态样。
消费资本主义(consumer capitalism)拥戴一种“性是自然的”的观点,将性放在公领域中,创造新的性产业,并彰显性的选择及愉悦。资本主义式的性文化拥戴“宽容”(tolerance),但它追求更加开放的性只是为了用“性”来卖东西,把个人连结到消费主义,并转移人们对阶级落差和政治行动的注意力到自我实现及自我满足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