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深合作｜深圳螺旋式前进 香港还能凭“死好命”走多远（下）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城市发展的“症候群”，深圳也经历过，但正如伍美琴所形容那样，城市本就应该是“试验田”，走错了不怕，检讨问题重新上路就是了。所以，这样的精神令深圳可以保持着“螺旋式”的上升。
承接上文︰港深同城化｜深圳螺旋式前进 香港还能凭“死好命”走多远？（上）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事物的发展从表现形式上呈螺旋式上升过程，毛泽东则将其形象比喻为“波浪式前进”。深圳的“总规”及一系列配合的规划文件，一直都在根据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作调整。
新版《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是建市以来第四版城市总规划，将于今年内编制完成。《深圳2035》为何值得关注？王富海曾经“预告”三点：多中心、港深关系、前海发展—原来，在不断优化城市规划布局的过程中，深圳早已形成了特色的“三轴两带多中心”组团结构，不但有效纾缓单一中心所在区域的交通拥挤，而且大幅缩减居职距离，有助提升生活质素，甚至统筹产业发展。在清晰的产业政策下，深圳辖下18个片区座落“三轴两带”上，传统强势行业与创新科技产业并行；然而，由于规划与现实之间的偏差，即使有着“多中心”的规划，18个片区也各有中心，但深圳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了“福田—罗湖”的单一中心体制—这是结合现实的修正结果，接下来也将不断调整。
反观香港，却仍在“单一中心”的规划中纠缠，仍然计划依赖“中环”作为商业核心，这不但“锁死”了香港的产业转型，也无视劳工阶层的通勤压力和交通系统的巨大负担。
“从common sense（常识）角度来看，想令城市居民幸福快乐，就应该多中心才对。像我们香港这样只有中环这一个中心，会非常痛苦。之前台风山竹吹袭过后，我有个住在马鞍山的学生告诉我，他竟然用了六个小时去湾仔返工。人们都要拼命穿过被台风破坏的街道，搭上去市中心的车才能够返到工，回到办公室也差不多是下班时间了⋯⋯”伍美琴批评香港的“单一中心”规划很不理想，也违反了二十一世纪的“20分钟社区”城市设计原则—居住地点要离工作地点很近，步行20分钟内便可实现工作、逛街、休闲；如此一来，人们可以多步行，减少碳排放，了解这个区域的人和事，从而紧密联系社区。
此外，土地问题也是城市需要面对的关键因素。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委托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完成的《深圳2035城市总体规划—总体城市设计和特色风貌保护策略研究专项》，展示了一幅沿珠江东岸发展的“超级湾区都会”风貌图：香港的都会区将会从荃湾向屯门和元朗延伸，经过包括河套在内的新界西北与福田相连。虽然香港在规划洪水桥时也回应了这一设计，针对性地部署了创科产业，然而，对于多中心及本港最显著的土地问题，港府并未能有针对性地作出部署。
《香港2030+》简报指出，2030年时，香港共需至少4,800公顷土地以满足房屋、经济发展及城市规划的需要，但由于在2016年时已缺乏200公顷土地作房屋用途以满足2030年的需求，故建议增加地积比率、改变土地用途、开辟乡郊成为新市镇、填海成东大屿都会、规划土地使用周期的方法开拓发展所需的土地。今年6月《香港01》报道，中央正研究在大屿山以南的珠海桂山岛填海，再参考珠海租让横琴土地予澳门发展的模式，借让香港建造大量公营房屋。之前港府锐意推行的“明日大屿”填海计划，新民党、民建联港区人大政协倡议桂山岛填海以增加土地供应，一系列举动似乎都在释放“香港缺地”的讯号。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据规划署资料，香港土地发展使用率约为24%，其中仅7%为住宅用地。对此，伍美琴难掩愤怒与无奈：“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特首，可能只希望看到自己任期内的政绩，没考虑香港长久的利益。他们觉得与其去处理这么难搞的新界土地问题—还要和开发商、原住民谈判这么麻烦，倒不如直接填海，反正海里的鱼也不会到办公室来抗议，填海还可卖土地，出到政府的粮，多好！但这样一来，我们固有的土地问题根本未有得到解决⋯⋯我们香港不缺地啊！”可惜，尽管各路专家和传媒不断强调香港“不缺地，缺规划”，但在港府的一份份发展规划当中，始终以“缺少土地”为无所作为的借口。
但在同样寸金尺土的深圳，其土地整备工作不仅可以直面问题所在，更令土地可被高效利用。2016年以来，综合整治旧工业区、清退建设用地、处置闲置土地、拆除违法建筑等措施并行，深圳市合共盘活的土地约达40平方公里（4,000公顷），为实体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配套提供了发展空间，也优化了营商环境。凡此种种，香港是不为，而非不能为—由于无法处理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港府始终未能掌握土地发展的主导权。《香港01》反复强调，港府可以从财政储备或未来发展基金当中拨出2,000亿元，成立“专款专用”的土地基金，例如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征收发展商农地、取消丁权释放丁地、研究开发棕地。
“自下而上”并非政策阻力
对比深港两地，不是为了盲夸深圳，而是希望香港能以深圳的发展规划为镜，看到自身的问题，并能够借鉴“深圳态度”，大刀阔斧去解决。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厚重历史，香港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况且香港公民社会的活跃程度，也较其他城市高出很多。然而，面对如此的“活跃度”，港府只将其看作是政策制定时的阻力，而未能转变思维，将公民社会反映的意见、提出的建议与诉求予以正面回应，从而化为城市发展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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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美琴感叹，无视公民社会的意见，绝对是特区政府的损失，而深圳在公民社会发展程度上虽然不如香港，却能够比香港更能回应民间的诉求，更靠近“新加坡式”自下而上的正循环。
她分享了一个在深圳研究时让她感动不已的小故事：“深圳政府中有很多官员深知这个城市从小村子到大都市这一路来的不易，所以自豪感很高。我曾经访问一个交通部门的官员，他讲到，有一次中央下达了降低碳排放的指标任务，在各界做了很多研究后发现，可将全市公交车改为新能源公交。他当时非常兴奋地跟我讲这些规划和点子，我突然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从没听过我们的官员会这么兴奋、这么自豪地讲述他们的政策。我很好奇，问他怎么会这么有热情，且热心地解决这些问题，他看着我，比我还好奇地反问我，难道不该是这样子吗？我感受到他们官员中有一股‘劲’，是在香港官员中很少见到的⋯⋯哦，对不起，我又在称赞深圳了。但我觉得深圳当然还有很多进步空间，但你想，它从四十年前到今天，一直不停地、有预见地规划着、改变着，你就很难严厉地批评它⋯⋯”
伍美琴又指出，公民社会的进步，确实会带来自下而上的挑战，但这很正常：“回归前，我们在十年内有机场、西九龙填海、西隧等十个大项目。政府当年的大刀阔斧，也是因为没有什么反对声音去提出问题。那时决定将赤𫚭角炸了，填海建机场，我记得当时我的老师问我：‘伍美琴，住在那边的人该怎么办呢？’我当时就蒙了，因为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当时没有人会想这些的。如果放在今天就不行了，填海就会面对很多抗力，像海洋生态、气候危机这些，因为市民的思维、质素不同了。”那是不是公民社会的活跃一定会阻碍政府对城市的建设呢？当然不是，新加坡就是很好的例子。
新加坡政府保有相信科学论证、用数据说话的传统，再加上整个政府部门配合度高，故政府会积极地回应民间诉求，甚至可以培养自下而上的民意汇集过程。“因为他们知道，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即使政府很完美，没有人民跟着一起走的话，仍是行不通。所以他们就想办法将市民的集体智慧纳入政策决定中去，他们很聪明。当然了，有一些原则无法让步时，政府会用‘文明’的办法，如研究出的科学成果来跟人们bargain（讨价还价），而不会完全不理。”伍美琴还于2019年前往四川成都，参加社区规划论坛，她直观地感受到，中国很多城市都在做社区规划的项目，且非常有创意，她认为这样对“自下而上”的培养，会令居民们了解社区，参与到城市建设中去，才能够真正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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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2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8月31日）, 文章原题《深圳在跌撞中“螺旋式”前进 香港还能凭“死好命”走多远？》。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